论文修改3
浅谈《鸿门宴》的氛围描写与人物个性化语言
作者:黄丽慧
单位:伊图里河高级中学
摘要: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历史散文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这就决定了这部历史巨著中所蕴含的的文学性,本文旨通过对《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的氛围描写和个性化语言描写入手,分析了《鸿门宴》卓越的艺术技巧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进而折射出《史记》的文学成就。
关键词:《史记》文学研究 《鸿门宴》 氛围描写 个性化语言
引 言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又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著名学者林纾的《春觉斋论文》中说:“史公之写物情,挚矣”,“寥寥数语——尽呈纸上。”这“叙事入神”,“写物情”淋漓尽致,都是指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得十分出色的一个片段,由于它脍灸人口,它的故事及主要人物形象大家都熟悉。这里不作全面分析,只就氛围描写和个性化的语言来看司马迁的巨笔如椽,《史记》的艺术技巧多么卓越。《鸿门宴》之所以惊心动魄,动人心弦,固然由于揭露的矛盾尖锐复杂,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也由于作家善于渲染气氛,使人常常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氛围描写与人物个性化语言两者相辅相承,在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中可以营造文章的氛围,如刘邦在宴会中的紧张危机时,樊哙闯帐,面对项羽的慷慨陈词“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一番话既说明氛围紧张更体现了樊哙豪迈忠君的性格。在特定氛围内,人物语言也能体现鲜明的人物性格。又如在刘邦听到项羽讨伐的消息后对张良的两次“为之奈何”后仍追问张良“君安与项伯有故?”虽然是如此简单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刘项双方剑拔弩张之势给刘邦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刘邦及其机智的快速反应,都表现了氛围描写
和个性化人物语言是相互穿插的,其内在联系就在于氛围必须要引出个性化的语言,而个性的语言会增加氛围的变化。本文为更清楚的描述文章特点故在介绍氛围描写和人物个性化语言结构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
一、氛围描写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司马迁撰写历史,不仅仅用一般的叙述、说明,而常常绘声绘色地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具有以形象反映生活这个文学基本特征。通常的历史著作,主要是通过史实的叙述,让人明白、知道、理解就好。《史记》的目的却是形象地的再现历史生活,历史场面,让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生活的本身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1] 。
《项羽本纪》,是《史记》当中出色的典型的篇章。《鸿门宴》,则为《项羽本纪》的重要而又精彩的段落。《鸿门宴》一文,善于把巨大的历史事件与丰富的细节描写相结合,善于把生动的场面叙写与细节描绘相结合。在对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叙写当中,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这样就能以在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展现当中,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使人们在千百年后,一提起鸿门宴故事来,许多人物的活跃形象,都如近在眼前。《鸿门宴》一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范例。
《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应属第五大段 。但是由于它的精节首尾完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篇章来分析。依照故事情节发展来看,《鸿门宴》全文十五节可以分为三大段。即: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宴前阶段;
(二)“剑拔弩张”的宴上阶段;
(三)“尴尬不安”的收场阶段。
文章以项羽“闻沛公已破咸阳”开始,一开头就写“项羽大怒”。又写项羽命令:“旦日飨卒,为击破沛公军”这完全是稳操胜劵的口气,而谋臣范增又火上加油:“急击勿失”这样一来就写出了战火迫在眉睫。妙在司马迁在他们俩人说话之间,插上一句:“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这样的叙述看似实记其事,无甚深意,其实不然,它正是巧妙地描写氛围。它叙述兵力,点出众寡悬殊;又叙所在,点明两军极邻近,相去仅四十里。这几笔不仅交代了双方实力,而且渲染了大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令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写到这里,文章似乎作了一个停顿,插叙项伯私见张良一段。但作者其实是欲张故驰。这一段仍然抓紧了气氛渲染。试看项伯找到张良,第一句话就是“毋从俱死也”。这是说项伯见到刘邦军即将溃败,要张良不要跟着他一块等死。这口气自然也烘托出形势真是千钧一发。紧接着写刘邦得项羽要来攻打的消息,一是“大惊”,二是连呼“奈何”,甚至紧张得开口就骂“鲰生”(指浅陋无知的小人)误事,以后又再极力写他对项伯的拉拢,凡此种种,都是在从形势紧张已极着笔。可见项伯出场,产生了一个似松实紧的效果。尽管项伯出场使急转直下的形势顿了一下,但从斗争的另一方刘邦着笔,写他在好梦中如遇晴天霹雳,气急败坏,与前面叙述项羽胜劵在握的自信互相补充,不是更增加了读者对这场斗争的结果究竟如何的悬念吗?
当然项伯的出场又具有情节发展的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项伯的报信及转圜,刘邦不可能得知消息主动去鸿门“谢”项王。项刘见面,当在沙场。同样如果不是见面时杀机四伏,而是把酒言欢,胜利会师,那也就毫无紧张可言。正因为项伯的活动使得“鸿门宴”这个特定的斗争环境和斗争形势得以形成。而刘邦在这场斗争中到底吉凶如何,颇难意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关注。这都说明了插叙项伯活动一段,似松实紧,欲张故驰,仍然没有离开形势紧迫去落笔。
鸿门宴上剑拔弩张,形势本来更加危机。但作者却叙述起座次来:“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是不
是作者闲中赘笔,慢条斯理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呢?不,这叙述又是巧妙的氛围描写。写项王座次固然点出他的自居高位,但这里更重要的是突出范增。司马迁写到这里,特地点明:“亚父者,范增也”。指明项羽尊范增为“亚父”,而范增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这里从坐次点出了范增在项羽军中重要地位,也就加深了读者对刘邦安危的注意。果然下面就写:“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者三”,连范增的眼神、动作以及其暗示之意都活画出来了,只差一个“掷杯为号”。读到这里才更清楚原来作者详叙座次决非闲笔。至于座前两剑飞舞,那局面的紧张、微妙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必多谈了。
司马迁善于渲染气氛,还可以从下面这两点看出:其一是当两剑交击,形势甚急时,张良去找樊哙。这里的写法值得注意。张良一至军门,还没来得及开口,樊哙就问:“今日之事如何?”显然樊哙在外边早急坏了,一见张良,就迫不及待地打听消息。樊哙这种提心吊胆的焦急情态,从宴会以外另一角度反映了宴会进行中的紧张。这里作者不着一字,只叙樊哙迫不及待地先开口,却也很好地起了渲染气氛的作用,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能不令人叫绝。其二是刘邦终于借口“如厕”离开项羽准备逃走时,作者又插了这么一段:“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壁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
这一段写的似乎是谈送礼物,却也起着氛围描写的作用。它通过补叙,回应了当时见面的紧张。“会其怒不敢献”,把当时项羽的杀气腾腾、刘邦的胆战心惊又一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危险已过再回忆当时情景的追叙,是作者在情节的余波中再现波澜,叫人想到刘邦“会其怒”一定是在抹着汗心中感到十分危险。正是当时那印象太深了事后才说出这番话,使人更感到当时的气氛确实紧张。正因为刘邦心有余悸,所以跟着又对张良说:“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刘邦仓惶脱逃,担心追兵的心理活动,通过这段话如在眼前。“鸿门宴”结束了,留给读者的仍然是这样紧张的印象。无怪这段文字叫人读起来不能罢手。
二、个性化的语言
人物语言,是《史记》作品语言中最富生命和最具色彩的部分。
司马迁在文学语言方面,无论是叙事语言、议论语言,还是抒情语言,都有其独到之处,而其最突出的成就则是在人物语言方面,是对性格化的人物语言的创造——而这,是和《史记》在文学上最大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写人、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相联系和相适应的 [2] 。
《鸿门宴》成就是人物语言洗练、传神,富有个性化。司马迁往往用三言两语甚至几个字就使人物的性格、神态纤毫毕露,而且独具特色。譬如刘邦曾经问过张良这么一句话:“君安与项伯有故?”这句话看来似乎是随便问问,你怎么与项伯有老交情呢?实则寓意很深,可以想见刘邦的为人。试想当刘邦乍一听到张良转述项伯带来的消息时,本已陷入极度惊恐之中,而张良又本是他倚为左右手的谋臣。但即使惊慌,即使在自己信任的谋士面前,仍不忘考察一下张良到底与项伯有什么关系,从而判断他们的话是否可信。这句出现在十分紧迫形势中的似乎无关紧要的问话,恰恰写出了刘邦的机变。一旦刘邦了解了张良与项伯过去交往的情况后,他立即极力拉拢项伯,这就更进一步突出了刘邦的奸诈。下面我们再从刘邦在《鸿门宴》中说的两段话来看司马迁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一段是刘邦请张良邀项伯进帐后说的: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户库而待将军。所以谴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这段话,从表面看说得多么好听,真是掏心摘肝地表明心迹,说得熬有介事。而事实上刘邦本来打算“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事实如此,话却如彼,原因是他这时候深怕拥有大军的项羽果断来击,提心吊胆,于是极尽笼络之能事,希望打动项伯,让项伯为之转圜,可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刘邦为人的诡诈。
第二天,刘邦战战兢兢地去见项羽,一见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 。这段话又说得十分巧妙。首先它不像对项伯说的话那么露骨。因为已经对项伯有言在先,项伯自会转告,这里根本就不涉及“岂敢反乎”之类,怕假话说得太过分了,反遭猜忌,只轻轻一点,显得含蓄。同时也可作为试探。假如项伯已经转圜,那就可以说到
这里为止;如果不行,还可以再一次搬出“待”、“日夜望将军至”等来作为对项羽赤胆忠心的明证,这是从两段话比较来看的。
其次,这段话之所以说得巧妙,还在于它明明是假话,却说得既合情合理,又切身份、时机,令人真假难分。刘邦这时候对项羽总的策略是卑而骄之,极力伪装根本不敢与项羽争锋,用以麻痹项羽。试看这段话在称谓上称呼项羽一口一个“将军”,称自己则是“臣”,极力点明身份悬殊,对项羽是臣服的。在内容上则极力强调两人的共同之处,极力渲染公谊私交,从感情上打动项羽,表明根本不存在裂痕。所以说“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 、“戮力而攻秦”。既然大家的攻击对象相同,战友相逢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反而产生隔阂呢?说到这里,再轻轻一点,“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这真是“绝妙好词”,言下之意是我们在这里会师,本该共庆胜利,谁知却发生了这不愉快的事。这不怪你,更不怪我,乃是该死的小人从中作祟,造谣生事。刘邦的毫无反意,在这轻轻一推中,自然十分明白的了。这一转转得好,还在于明明是说谎话有意在言外地直呼委屈,透露埋怨。意思是我刘邦如此忠心耿耿地对你,你却听信小人之言,真怀疑我,这多么冤枉呀!项羽是骄矜的,他不能容人指责。但是刘邦的这个轻微的婉转的埋怨他听起来很舒服,因为刘邦越是表示委屈,就越说明他毫无反意,这才合乎项羽此时的逻辑:谅你也不敢反。正因为狡诈的刘邦这一段话说得如此得体,正中项羽心意,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项羽竟毫不怀疑地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一切疑忌都已消失,自己解除了思想警戒,当然就不再听从范增的话杀刘邦了。也正因为如此,樊哙后来补充刘邦所说的理由,指着项羽骂是“亡秦之续”,他非但不生气,还立即赐坐。越挨这样的骂,项羽越舒服,他完全为自己无敌天下的自我陶醉蒙蔽了。
司马迁写对话的才能是卓越的。上举两段写刘邦的话着墨不多而性格鲜明,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一个工于心计、巧言善变、机诈权变的刘邦形象栩栩如生的站立在我们面前。再衬之以坦率轻信、盲目自大的项羽形象,就有力地揭示了《鸿门宴》这场斗争何以以项羽失败告终。写对话如此简练,内涵却又如此丰富,真不能不叫人为之击节不已。
司马迁的《鸿门宴》叙事不仅寓丰富的内涵于简练的文笔中,详略剪裁恰到好处,读来让人意犹未尽。而且善于用极精炼的语言把所描写的对象刻画得纤毫
毕现,栩栩如生。我们读时务必仔细玩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作品的内涵,并理解它的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结 语
在本文中,作者善善、恶恶、贤贤、黜不肖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迁以极其深微而又明显的爱憎笔触,通过环境氛围描写和人物个性化语言技巧的运用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统治人物。刘邦是一个卑鄙狡诈而又极其机变的所谓成功人物;项羽则是一个粗豪自恃、浅听轻信的所谓失败英雄。作者把刘邦、项羽放在鸿门一会的具体历史事件具体矛盾开展当中,进行描绘。最后达到人物形象的高度鲜明与统一,完成传记文学人物的典型性质。所以刘邦、项羽,尽管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描绘的的也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后世却常用来概括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作者在描绘这两种人物性格时,爱憎倾向是十分明确的。对项羽主要的是同情和赞颂;对刘邦主要的是鄙夷和贬斥。这就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后读者群众情感的向背,使人们同情的都归于项羽一面。本文在描绘张良、项伯、樊哙、范增的形象上,也极为成功。假如说本文写的是“子房如龙,樊哙如虎”,那么写刘邦就真该是“如狐如鼠”了。
注释
[1] [2]《史记》文学成就论说 可永雪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史记》文献研究 张大可 北京出版社 1999.12
[2]《史记》文学成就论说 可永雪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