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王家庄"世界

　　摘 要：毕飞宇几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同一个空间——一个叫“王家庄”的小村庄，村里人物的爱恨情仇是整个社会权力关系的缩影，在玉米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恨的天才、爱的缺失，下乡知青吴蔓玲的悲剧体现了毕飞宇对“文革”的思考，吴蔓玲与玉米的婚姻观凸显了权力对人的诱惑以及社会等级制度在人身上的烙印。　　关键词：毕飞宇小说 “文革” 权力 爱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Bi Feiyu''s World about a Village of Wangjiazhuang　　YE Wen-wen　　(Bazhou Petrol NO.1 Primary School Xinjiang?Kashi 844804)　　Abstract: Bi Fei yu''s several novels happened in the same space—a small village called Wangjiazhuang, the love and hatred which happened on the people of this village is the microcosm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whole social rights. And the figure of Yumi shows the loss of love and the talent of hatred. The tragedy of the educated urban youth—Wu Manling reflects the author''s thoughts ov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ddition to these, the view of marriage of these two people protrudes the temptations of rights and the scar that social hierarchy leaved on their hearts.　　Key words: Bi Fei yu''s nove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ights; Love　　　　毕飞宇自2000年发表《青衣》之后，声名大噪，其后发表的每部作品，无论是“玉三篇”（《玉米》《玉秀》《玉秧》）还是长篇小说《平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玉三篇”与《平原》中，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是“王家庄”——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苏北小村庄，它是社会权力体系的缩影，清晰的体现出社会伦理等级秩序。故事以“文革”为背景，作者关注的不是“文革”中的大事件，而是日常生活的人和普泛的人性。在玉米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恨的天才、爱的缺失。下乡知青吴蔓玲的悲剧体现了毕飞宇对“文革”的思考，王蔓玲与玉米的婚姻观凸显了权力对人的诱惑以及社会等级制度在人身上的烙印。　　一、另类的“文革”叙述　　“《孤岛》是19世纪的‘文革’，《玉秧》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革’，《青衣》《玉米》《玉秀》等等看上去似乎重点不在‘文革’，但其中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思维又都有着‘文革’的影子。”[1]毕飞宇承认他的书写对象至今还没有脱离文革。毕飞宇正是如李冯所说是“文革童年，高考少年，改革青年”，他的叙述中总是摆脱不掉“文革”情结。“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疗伤性质的文学，重在倾诉历史对个人造成的伤害，抚慰受伤的心灵，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不足。写作者虚构一主人公（往往是男性）作为苦难的代言人，他受到了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依然对党对国家充满信心，文章结尾主人公冤屈得到昭雪，事实证明了他的先见性，党的权威被重新确认。王蒙的《布礼》，钟亦诚一直受到冤屈被斗争，最后仍坚持理想的真理性，钟亦诚的坚持是不带反思性的盲从，将理想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没有了辩驳、反思的余地。刘小枫说：“除非少数天才人物，人们在年轻时对用来填充青春热情的道德理想往往不具有鉴别能力。时代中时兴的道德理想总是充满吸引力，没有鉴别力的年轻人以为时兴的道德理想就是自己性情的脉动。个体性情的脉动与某种道德理想的结合，其实是很偶然的。正是这种偶然性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2]38毕飞宇的《玉米》《平原》也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但没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里那种剑拔弩张的环境氛围，也没有鲜明的敌我对立的矛盾冲突，毕飞宇放弃史诗般宏大叙事，退回到日常生活的琐碎叙述，是在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改变的“新启蒙”背景下对历史的重新建构。王家庄里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睡遍老中青年妇女的村支书的形象离地痞流氓更近一些，离革命干部的形象更远一些。一九七一年的春节，村支书王连方喊几句过“革命化”的春节口号就去约会相好有庆家的，生了儿子后庆祝时放的唱片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这个小村庄可以出现在文革，也可以出现在当下，村子里的人情世故依然有效。吴蔓玲做村支书时候，身体面貌与王连方相仿，站立时“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不过吴蔓玲的知青身份还是明显的文革标志，但是这个知青又不同于其他作品中典型的知青形象，她放弃家乡话，说王家庄话，负荷繁重的体力劳动，衣食住行与庄稼汉趋同。“吴蔓玲端着大海碗，和乡亲们一起蹲在地上，几乎像一个叫花子。”“吴蔓玲蹲在地上，吃得相当快，比一般的庄稼人吃得还要快。”[3]49“文革”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隐性背景存在，毕飞宇将“文革”日常化书写，他要写的其实是人。知青王蔓玲扎根农村战天斗地，响应党的号召，要求进步。她苛刻地对待自己，将自己的思想改造的如蒸馏水般纯净，她也以同样苛刻的标准对待别人，她认为混世魔王思想不健康，动机不纯，积极劳动只是假象，在他回城的道路上设置关卡，混世魔王回城无望，破罐子破摔，成了最懒惰的一个人。吴蔓玲在政治上一贯正确，紧跟党中央的号召，生活中却是失败的人，她与农民打成一片却不愿意下嫁给农家子弟，在王家庄，她政治权力最大，情感上最孤独。吴蔓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表现，她的失败其实是当时政策失败的隐喻。上级在酒桌上随口说一句“前途无量”是她留在王家庄的动力，实际上这个“前途无量”并未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吴蔓玲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吴蔓玲按照“文革”时期政治伦理标准塑造自己，要求进步不落人后，她在王家庄改造的过程其实是去人性化去女性化的过程，吴蔓玲的悲剧反映了毕飞宇对“文革”畸形的社会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对人性的戕害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