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名词解释

音韵学名词解释

走：本义：跑。会意字。金文字形象摆动两臂跑步的人形，下部象人脚，合起来表示人在跑。因此，古文中“走”的意思多为“跑”。

兵 本义：兵器，武器。

以本义为中心，直接而并列地引申出几个词义。

“兵” 以本义为中心，直接引申出持兵器的人——“士兵’”、“军队”。《资治通鉴·吴纪》：“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苏询《六国论》：“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以本义为中心，直接引申出与兵器有关的事——“军事”、“战争”。

宋代三十六字母大致如下：

重唇音：帮 滂 并 明 正齿音： 照 穿 床 审 禅 轻唇音：非 敷 奉 微 牙音： 见 溪 群 疑 舌头音：端 透 定 泥 喉音： 影 晓 匣 喻 舌上音：知 彻 澄 娘 半舌音： 来

齿头音：精 清 从 心 邪 半齿音： 日

反切起源

汉语本来的注音方式是读如某字（直音法），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其声明学为汉语引入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另据考证，反切的产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孙炎，字叔然，名炎）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孙炎始为反语，

魏朝以降渐繁。”事实上，孙炎以前已有人使用反切了，如东汉服虔注《汉书》“惴，音章瑞反”。孙炎对反切进行了整理，并编成了〖尔雅音义〗。 隋唐的反切是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资料，是汉语音韵学的基础之一。 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研究，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 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 唐代时，僧人守温取汉字为三十六声母，宋人又以韵书的韵母字作为韵母。反切法益为精密，成为最通行的注音法。

音义书

解释中国汉字字音和字义的书。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而摘举其中的单字或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中特有的一种体制。根据记载，汉魏之际，就有了这种书。三国魏孙炎曾作《尔雅音义》，晋宋以后作“音义”的已增多。一部书因师承不同，可以有几家为之作音，或兼释义。有的还照顾到字的正误。这种书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与字书、韵书、训诂书体例不同，所以一般称为音义书又称书音。魏晋至梁陈之间的“书音”已亡佚无存，只有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采录颇多。唐代有关《史记》、《汉书》的音义，早已亡佚。史部中只有何超的《晋书音义》随《晋书》流传至今。北齐时佛教经典也有人作音义。唐代最知名的音义书是释玄应作的《众经音义》和释慧琳作的《一切经音义》。内容丰富，为研究古音古义的重要参考资料。

训诂学的源流：

（即指训诂学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过程。） ① 训诂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文献正文中对词语进行解释。如《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注：①师：驻军。②宿：夜晚。 ② 训诂学到汉代，确立了两种基本体式。一类是随文释义的注释，如《毛诗故训传》、

《毛诗笺》、《仪礼注》、《春秋公平传释诂》。一类是通释语义的专著，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这个时期的训诂，有了一定的体系和方法，表现出对词义研究的自觉性，成为真正的训诂学。 ③ 训诂学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训诂内容从经部扩大到史、子、集各部以及佛经；出现了“义疏”这种新的训诂形式；训诂新著不断出现，如《广雅》、《玉篇》、《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 ④ 宋代到明代，“训诂学”衰落。宋明时期由于训诂成为“理学”的工具，打破了求实传统，走向衰落。 ⑤ 清代的训诂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时期的注释和训诂专著数量很多，体式完备。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重大突破。清代训诂学家具有朴素的历史观念，主张研究训诂必须区分古今；有一定求实精神，不拘于一家之说，能择善而从；采用因声求义和综合比较的方法，开拓了训诂研究的新途径。重要著作有《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经籍籑诂》（籑〔zhuan 四声〕：同“撰”、“馔”）、《尔雅义疏》、《方言疏证》等。 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训诂体裁 传 注 笺 疏

大概有三：一曰正文体。即典籍正文本身仍含解释形式，如《孟子》：“庠，养也”。二曰传注体。以古籍（经史子集）为解释对象，其中“传”为前人解说，“注”为本人见解。如郑玄《周官注》，王先谦《荀子集解》，李善《文选注》。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部古籍作注属于“注疏”一类的书。最著名的就是“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注疏”。三曰专著体。脱离了具体文献而专门解释字词意义的著作，如《尔雅》19篇，扬雄《方言》13卷，刘熙《释名》、许慎《说文》30卷。有释义内容的书还如阮元《经籍簒诂》、王引之《经籍述闻》、《经传释词》。等等。

俞樾的著作

俞樾俞樾平生勤奋治学，著作极丰，曾国藩赞扬他“拼命著书”，有《春在堂前书》，二百五十卷。

《诸子平议》《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春秋外传国语平议》《尔雅平议》《墨子平议》《春在堂随笔》《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

文学著作:《七侠五义》

医学著作:《内经辨言》

“经史子集”

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中，因此，《汉书? 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 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

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 中图法" ），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经部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十三经注疏：注和疏的并称。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经学史及小学类：经学史即经学历史，小学类分训诂、字书、韵书。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

史部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

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正史：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 清 乾隆 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不久，又将《清史稿》合编其中，合称《二十六史》。编年：按年代顺序编排史料、著作等。纪事本末：史书体裁之一。以历史事件为纲，将重要史实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创始于 南宋 袁枢 的《通鉴纪事本末》。别杂史等：别史，图书四部分类中史部的一目。指不属于正史、杂史的史书。杂史，旧时区别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的一种史书体载。或记一时见闻，或记一事始末，或只是一家私记，但均带有历史掌故性质。史评：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如 王夫之 《读通鉴论》、《宋论》是评论史事方面的专著； 刘知几 《史通》和 章学诚 《文史通义》则多载对史书的评论。诏令奏议：诏令，文体名。古代帝王、皇太后或皇后所发命令、文告的总称。包括册文、制、敕、诏、诰、策令、玺书、教、谕等。奏议，文体名。古代臣下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的统称，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等。传记：亦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史钞：摘抄一史或合抄众史的书籍。《宋史? 艺文志》始有“史钞”一门。有专抄一史者，如《汉书钞》、《晋书钞》之类；有合抄众史者，如《正史削繁》、《新旧唐书合钞》之类。此类史书，博取约存，对读者有一定的方便。载记：旧史为曾立名号而非正统者所作的传记，以别于本纪和列传。时令：图书分类目录名。 宋 以前有关时令的书籍，都入子部农家，但诸书所载，上自国家典制，下至民间风俗，不仅仅限于农事，故《中兴馆阁书目》，另列时令一类。 清 代修《四库全书》，沿用 宋 人旧例，仍立时令一目。地理：地志县志，记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等文字。职官：历代官制。如《唐六典》、《周官》。政书：政书，是记录典章制度的书籍，政书之名源于明代钱溥的《秘图书目》。政书可分成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另一种是记述单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后世史书多以“志”来记述各朝典章制度。目录：目录分类学的著述。

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儒家：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後亦指崇尚黄帝、老庄之说者。释家：释家即佛教。法家：战国时的学派，为九流之一。以尚法明刑为主，以李悝、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兵家：古时对军事家或用兵者的通称。亦指研究军事的学派。农家：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杂家：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敍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 术数：术数，谓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也称“数术”。医家：即医学。艺术：泛指六艺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术技能。书画：书法图画 谱录：记载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等的表册类书：辑录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有魏文帝曹丕命儒臣所编成的《皇览》。蒙学：学童启蒙书籍。

集部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注：以上分类依照 清《四库全书》。总集：指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别集：相对总集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楚辞：为骚体类文章。词：由五言

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 起于唐代, 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 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 因此又叫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 一般分上下两阕。诗文评：收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书籍。曲：一种韵文形式, 盛行于元代。小说：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经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又叫《小戴礼记》。与《周礼》. 《仪礼》合称“三礼”。《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从来礼乐并称。

价值

《礼记》是部儒学杂编，里面包含儒家的思想史料相当丰富。研究早期儒家思想，需要读《论语》，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从《礼记》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生的一系列的见解和态度。《王制》、《礼运》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礼运》展示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有不少篇章讲修身作人的，象《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其中精粹的言论，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间彼此相处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繁琐、迂腐、呆板、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的。读了这些篇，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绝不是个空泛的赞语。《礼记》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类文字有四大特点：琐碎、枯燥、难懂、远离今天的生活。可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是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 《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从而得知，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儒家并不着眼于当事男女的幸福，而是：一，密切两个家族的关系；二，男方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了；三，传宗接代。儒家认为，结婚只能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不是个人的美事。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这样，做人子的不能无所感伤，所以《郊特牲》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郑玄注说“序犹代也”。 此外，儒家对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等，在《礼记》中也都有一套解释。显然，研究这些都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起消极作用的部分，如全力维护等级制度，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等等。这些，在《礼记》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 总之，《礼记》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史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

价值

《战国策》中还大量运用寓言或故事进行说理或论辩，使观点鲜明、具体，深入浅出，易于被人接受。如用“骥服盐车”的故事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痛苦，用“画蛇添足”的寓言说明昭阳伐齐的危害，用“南辕北辙”的常识说明目的与措施的矛盾，用“鹬蚌相争” 的现象说明同室操戈的危险。它如“狐假虎威”“狡兔三窟”、 “土偶木梗”、’“亡羊补牢”、 “不死之药”、“孽雁疮陨”等成语或寓言故事均源自此书，都蕴蓄着丰富的含义，均能给人以联想和启迪。《战国策》中不少篇章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直可作小说读。如《郑袖谗魏美人》一则，全文仅200字，把楚王的昏庸残暴、美人的单纯、轻信，特别是郑袖的毒辣明险，表现得十分充分，故事情节起伏曲折，结构紧凑完整，语言精炼流畅，有叙述、有描写、有对话，还运用了比喻、衬托等修辞方式，且场面多次转换，人物关系有戏剧性。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

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古代历史散文集，它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

子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

价值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

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分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有用兵如《孙子》，策谋《三十六》的说法。《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还早2300年。《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集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

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价值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音值

笔者初学方言，长期搞不清调类和调值。后来才逐渐领悟，语音研究时刻都离不开音类和音值问题。音值决定音类的划分，可是相同的音值在不同的方言里未必属于相同的音类。在汉语发展中，声母和韵母的音值两相牵引或排斥，又互为条件。声韵调的音类划分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搞清音类和音值问题，对初学者至关重要。关键词 音类; 音值; 汉语方言

一 引言

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讲声调总是离不开调类和调值问题。汉语的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构成。因此，调类之外，还有声类和韵类。

陈澧《切韵考》的卷二，卷三分别是“声类考”和“韵类考”，罗常培先生《汉语音韵学导论》的第二，三，四讲依次是“声类之分析”，“韵类之分析”，“调类之分析”。以上三种语音单位都是从不同角度分类的结果，每一种音类都有自己的音值，音值决定音类的划分。其中作为非音质音位的声调分类比起声母和韵母的分类来较为单一，而声母和韵母的分类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还有不同的层次，而且声母，韵母不同类型的名称也因其本身的构成特点和表示方式而与声调不同。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分支音韵学对于汉语语音的分类研究，往往从某一类音的所属字中，选出其中的一个字作为代表，来称呼这一类字，如对古调类的说明，就有“天子圣哲”，“平上去人”等说法。“天”或“平”，“子”或“上”，“圣”或“去”，“哲”或“人”，都是分别代表凡读这个声调的一类字。后来约定俗成，“平上去人”成了古四声的统一名称。同样，声母的“36字母”，“帮”代表凡声母读得跟“帮”一样的字，“滂”代表凡声母读得跟“滂”一样的字，依此类推; 韵母如《广韵》的206韵，“东冬锺江”也分别代表跟这四个标目字韵母相同的字。我国古代的许多韵书，如《广韵》的编排，是先按四个声调分类，再按206韵排列，在同一韵中，将声母相同的字一一列出。由此看来，《广韵》实际上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带释义的同音字表，相当于现代的字典。再看韵图，如《韵镜》，共43图(表) ，每图纵行列声母，横列四声的韵，如“东董送屋”，每韵又分四等。图中可以出现的某一音节就填写一个例字，否则画““。用现代语音学的术语来说，《韵镜》是一个音节表。以上可见，我国音韵学对于音类的研究十分精到。在音值方面，虽然也有“喉牙舌齿唇”“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等对于声母发音部位及韵母洪细的描写，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理想的记音手段，所以从总体来说音值的记录不够理想。段玉裁古音研究的重

大贡献是“支，脂，之”三分，但正如段氏自己批评自己“审音功浅”，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道“支，34脂，之”之所以分。罗常培先生批评以往治音韵者“凭臆立说，每多违失”，如“论平仄则以钟鼓木石为喻”，“论清浊则以天地阴阳为言”等，也多是针对音值的描写。在现代方言的研究中，明确“类”和“值”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至关重要。

二 调类和调值

推广普通话要寻求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在济南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济南人把普通话的阴平读成了上声，把上声读成了阴平。济南人学习普通话的声调，要把上声读成阴平，阴平读成上声。这话大体说出了济南话和普通话阴平，上声读音的对应关系，但是严格说不怎么科学。因为这种说法既混淆了调类和调值的不同，而且还将两种不同系统的方言搅和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误导。王力先生(1980：93—94) 中说到：“关于汉语的声调，有两种最普遍的误会是应该避免的”，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我们不可说某处的的人把某字错读为某声，因为某处的方言里的调值自成系统，而与别处不必相同的”。调类和调值是既有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对概念。

调类是一种方言单字音声调的分类，调值是某一调类的实际读音。声调的分类由调值决定，一种方言的单字音有几种调值，这个方言就有几个调类。

两种不同的方言，同样的调值未必属于同一调类，同一种调类其调值也未必相同。普通话和济南都有四个单字音调值，普通话和济南就都有四个调类。济南话的四个声调跟普通话比较如下。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济南213诗湿识尺式42时55史21是普通话55诗湿35时识214史尺51是式以上可见，济南话声调的调类跟普通话一样，也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但是调值不同，而且有些具体的字济南话和普通话在四声的归属上也是有所不同的，像上面济南阴平类例字中的“湿识尺式”四字，普通话分归阴阳上去四声。

为什么相同的调值在不同的方言中是不同的调类，而同一些字在不同的方言中又归于不同的调类呢? 这就要搞清楚调值和调类的命名及不同方言各种调类的来源问题。声调调值的名称决定于实际读音。普通话四个调值按实际音值称为高

平调，高升调，低降升调，全降调，或者干脆就说55，35，214，51; 而济南话四声调值则是低降升调，高降调，高平调，低降调，或者说213，42，55，21。济南话跟普通话阴平和上声的调值正好是交叉的，济南人学习普通话，可以用本方言上声的调值去读普通话阴平的字，用本方言阴平的调值去读普通话上声的字。 一个方言声调的分类虽然决定于单字音调值的种类，但是调类的名称一般跟调值没有关系。北京的第一声叫阴平，并不是因为调值是平调55，与之相对应的济南话的第一声读低降升调213，也叫阴平。调类的名称是由各个调类所统辖的具体字所属的古声调类别来决定的，也可以说是古调类名称的延用，当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更。济南话和普通话声调调类的个数和名称虽然相同，但是来源却不完全一样。以下是普通话，西安话，成都话，上海话，温州话，苏州话单字调类古调类来源的比较。因为影响古今声调演变关系的，古声母的清浊是重要条件，所以今调类的命名一般由古调类按声母清浊的分化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古调类今声调按声母清浊分为两类，一般是清声母来源的称为阴调类，浊声母来源的称为阳调类。如下表温州话按古声母的清浊将古四声各分35为两类，就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人，阳人8个调类。温州话8个声调的名称古声调平上去入古声母清次浊全浊清次浊全浊清次浊全浊清次浊全浊例字诗移时史以是试异事湿识尺式译石普通话4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阳上去去声阳„„

《切韵》音系的重要性

《切韵》音系是什么性质，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统一。但有两点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即《切韵》音系是一个内部一致的音系，并且是当时文化界所公认的权威音系。仅此两点，就使《切韵》音系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价值大致有3方面。

①《切韵》音系是今天了解6～7世纪之间汉语语音情况的重要根据。它的完整性和权威地位，又使它自然地成为汉语语音史中古时期的代表音系。

②《切韵》音系是目前了解得比较确切的中古音系，研究《切韵》以前的语音系统要以《切韵》音系为出发点，要根据《切韵》音系往上推。举例来说，在

谐声字里有很多下面一类的谐声例子:竹（知）→笃（端）, 台(透) → （彻）, 重（澄）→動（定），农（泥）→浓（娘），等等。主谐字和被谐字总是一边是端组声母字，一边是知组声母字。早期反切也有类似现象。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徐邈(344～397) 反切：缀，丁卫反（《尚书·立政》）；窕，敕尧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涤，直的反（《礼记·曲礼下》）；暱，乃吉反(《左传》襄公二年) ；等等。甚至《王三》、《广韵》反切也仍然有少数这类残余：儥，都江反(切) （江韵）；赧, 奴板反（切）（潸韵）; 等等。这都显示《切韵》以前端、知两组声母关系密切。从《切韵》音系本身看，端、知两组声母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规律，即端组出现于一、四等，知组出现于二、三等，互不冲突。有少数例外, 但不难解释。据此可以推知, 魏晋以上端、知两组声母肯定没有区别，后来的区别是在不同的韵母条件下发生演变的结果。即此一例，便可看出《切韵》音系在上推古音中的重要作用。

③研究《切韵》后的语音历史以及现代方言，可以利用《切韵》音系来解释语音的变迁。例如在张参（生卒不详）《五经文字》一书的注音中有这样一些反切: ，必幺反； ，捕幺反；杓，匹幺反；摽, 匹尧反; 僄, 匹徼反。从《切韵》音系的角度看，不难确定这是一种音变现象。被切字都是宵韵唇音重纽四等字，切下字都是萧韵字。它们互切，说明在张参的语音里，宵韵唇音重纽四等至少有一部分字变入了萧韵。又例如浙江义乌方言有下面这样的对立字群:连lie:（阳平）／莲li ε:(阳平), 迁堭‘ie:(阴平) ／千堭‘i ε:(阴平), 钱zie:(阳平) ／前zi ε:(阳平), 仙sie:（阴平）／先si ε:（阴平）。从《切韵》音系的角度看，这种对立也很容易解释。斜线前都是仙韵字，斜线后都是先韵字。它们的对立显然是古代仙、先两韵有分别的遗留。

从上述可知，《切韵》音系是汉语语音史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没有它，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决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