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无此声
故园无此声
长平
几天前翻阅《纳兰词笺注》，又看到这首《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我捧着一本纳兰性德词选，苦苦吟哦的情形。那时候刚离开大学校园不久，没有工作，一位老师就经常帮我找点事情做，由此为书商写了好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纳兰性德词新解。在这个工作中，这首《长相思》令我感慨万千。
那是九十年代初，社会上浪荡着很多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既找不到工作，也不屑于到国家单位去上班。和当时整个国家一样，我们眼前一派茫然，但内心还是怀着某种信念。所以，我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就假想了一段山高水深、风雪交加的征程。在这段征程中，我们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同时内心又充满了痛苦和惆怅。
而如今我对这首词感兴趣的地方，更在于它最末的那一句：故园无此声。故园者，故乡也，家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些词语敏感起来，同时也惶惑起来。
山高水深不是最可怕的，风雪交加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前后几代人，或多或少地，都有过丧失家园或逃离家园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经历曾经壮怀激烈地发生，
随后心安理得地度过，现在则开始显现出惴惴不安的后果来。
我没有王小波那样幸运，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从父亲的藏书里对古希腊着了迷，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直到上高中，我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那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小城特里尔。从求知欲上说，大英图书馆也很有诱惑力，因为马克思刻苦攻读时在那里踩出了两道脚印。
在这种教育中，传统文化是被否定的东西，本土的每个人和每样事物都处于被改造以致进步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道理上怎么讲得通呢？这套价值体系也能自圆其说，首先它划分了社会阶级，其次它划分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被否定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落后的区间和时间中去。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热。这场文化热，虽然先前也有了好长时间的暗流，但是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还是有如轰然洞开的天光，令人狂喜而又晕眩。少年的凌云壮志顿时变成了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和迷惘。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只有一个系，那就是西哲系，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读除马恩著作之外的各种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如饥似渴而又不成系统的阅读，使我们都变成了图书馆里的无头苍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国出了问题。不仅现实社会出了问题，而且自古以来就有问题。甚至，不仅是人的问题，更是地理环境的问题。我在将信将疑地读了几本地缘文化宿命论的书以后，有一种绝望的气息笼罩在心头，忍不住地生出逃离的念头。我还
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杂志上一篇小说，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那种被别人喊破内心隐秘的激动。
有一天晚上，我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叫“我的丑陋的故乡”，历数故乡山水贫瘠、文化委顿、经济落后的情形。然而，写完以后，我并没有感到痛快，而是遭到两种情绪的突然袭击，一种是数典忘祖的耻辱感，一种是脚下失去地基的空落感。我痛苦万分地将稿纸撕碎了，扔到窗外。
那是一个朗诵一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要流泪的年代。但是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纠缠。从书本上，我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我开始接受以近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公民国家概念，认为国家乃是公民授权的权力组织，从而把它从祖国这个含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同时，我开始理解个人主义，从个体出发寻求普世价值观，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万族为一本，天下为一家。这在中国古代叫世界大同，现在则叫全球化。
其实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精神的故园，也就是灵魂在土地上的归宿问题，却可以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十多年的的新闻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于弄清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忙于思考解释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也忙于个人的生计。
我不得不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现实——乡村的贫穷与愚昧，城市的无序与功利，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民众的盲目与异化，他就越是对那些浅薄地赞美家园、歌颂故乡的声音投以警惕的眼神。
后来我到美国去访学，又到欧洲去旅行。我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去了雅典，去了罗马，去了巴黎，还有纽约等等，这些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发生现场，和各种肤色的人接触。一方面，这些直观的感受和先前的知识一起，加强了我的世界主义观念，让我看到未来世界大同的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甚至在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每一个灵魂依然需要一个它所归依的故园。
在美国，我接触到一些华侨，他们数十年没有回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总是动情地赞美中华文化，遥想东方家园。我当然首先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很想给他们讲讲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中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魂牵梦绕地想要回故乡，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发现时间严重扭曲了记忆，在故乡并不能找到归属感。正如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奈保尔回印度，去寻找血缘上的归属感，一年以后却绝望而愤怒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先的———异乡人。
我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从这些故事中理解了那些华侨。随后，极度伤感地，我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说，《无知》中讲述了两个逃离故乡的人终于失去归属感，而我，我们，难道不是，身处故乡却从来没有找到归属感吗？
我开始感觉到，这么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我在报纸上写的专栏文章，都始终有一个幽灵紧跟在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呻吟：
故园无此声。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乡下访问，在唐风十足的建筑和礼仪中，传来琉球三弦的乐声，很突然地，我好像感应到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的召唤，惊起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原来我是东方人。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思考文化上的灵魂归属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没错，我们的确从柏拉图那里，从罗素那里学到了知识，但是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说我的精神家园，就在雅典或者英伦。
为什么不向本土，向我们真正的家园求助呢？前不久，我在广东从化参加了一次盛大的中国儒教成立大会。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笃信儒教救国的学者，他们的灵魂有了多么好的安顿，假如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是我在仔细地聆听之后，的确无法认同那些漏洞百出的宣讲，甚至怀疑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欺欺人。
难道我只能，要么放弃这个问题，斥之为矫情；要么继续挣扎在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之中？
（本文应约为《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一书而写。该书为曹保印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