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借鉴消费理论扩大消费需求的理解

联系实际说明，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式下，如何借鉴消费理论扩大 消费需求?

1、简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

① 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凯恩斯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函数中的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

② 凯恩斯所说的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收入水平。所说"现期"是指本期收入，不考虑过去的和未来的收入；所说"绝对"是指收入的绝对水平，不考虑收入的相对水平；所说"实际"是指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不考虑按货币计算的名义收入。这种对收入的限定，是凯恩斯的收入理论与其他收入理论的重要区别。

③ 消费支出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消费支出增加幅度小于收入增长幅度，0＜MPC＜1。 ④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一种规律，随着收入的提高，在增加的收入中增加的消费支出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就是凯恩斯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这一规律之所以起作用，是基于人类的基本心理法则。

⑤ 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这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推导出来的。

2、简述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

① 在稳定的收入增长时期，储蓄率和平均消费倾向不取决于收入水平，这一点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相同。

② 从长期考虑，平均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是稳定的，因为其影响因素在长期中变化不大，这种长期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消费函数之谜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一点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的结论相同。

③ 从短期考察，储蓄率和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现期收入与高峰收入的比例。由此使短期消费会有波动，但由于习惯效应的作用，收入减少对消费减少作用不大，而收入增加对消费增加作用较大。

④ 把长期和短期影响结合在一起，引起储蓄率或平均消费倾向变化的自变量为现期收入与高峰收入之比。

3、简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对生命周期假说的研究主要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就是说，各个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消费与储蓄决策都反映了该家庭谋求在其生命周期内达到消费的理想分布的或多或少的企图，而各个家庭的消费要受制于该家庭在其整个生命期间内所获得的总收入。

4、简述佛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计划自己的消费水平时，不是依据短期的实际收入，而是把消费与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短期的可支配收入由于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经常变动的量，人们的消费不会随它的波动而经常变动。消费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一时的非经常性的短期收入变动只有在影响持久收入水平预期时，才会影响消费水平。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暂时收入，一部分是持久收入，只有持久收入才影响人们的消费，即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

一、我国采取的消费政策

中国政府工作告中就指出：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实行有利于扩大消费的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等新型消费方式。努力改善消费环境，尤其是加快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搞活农村流通，开拓农村市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扩大服务性消费；引

导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增加即期消费。十七大告中也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非凡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来看，还是从现有的资源约束条件来看，我国现在都急需让消费在未来经济增长中从“配角”转为“主角”、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转变。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驱动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从盲目追求总量扩张的发展思维，向以提高全民福利水平为最高目标的发展战略转变。所以说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的消费政策。

二、效果

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类似，本次政府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仍然把扩大投资作为一个重点。中央政府不仅果断地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并且推出了总值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地增加政府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据报道，继国务院4万亿刺激方案后，各地政府先后公布的投资计划总额已达到18万亿元。从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一）投资持续回暖，投资需求回升

固定资产投资是衡量投资需求的一项重要宏观经济指标，同时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2009年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前两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0276亿元，同比增长26.5%，较2008年12月的26.1%有所上升，也是继2008年9月以来该指标的首次上升。这一明显高过预期的数据，直观反映了2008年底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初步显现。中央项目和国有企业投资快速拉升是投资持续回暖的主要原因。在2009年1至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9206亿元，增长25.1%，自2008年7月份以来持续第6个月增速放缓；中央项目1070亿元，同比增长40.3%，为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快增速。政府大型基建项目的巨额投入加上几乎翻倍的新开工项目，弥补了房地产以及外围经济衰弱造成的疲软影响，并为整体经济复苏争取了时间。

（二）货币供应量止跌回升，银行贷款增加

自2008年9月起，央行在百日之内连续5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均有所回升。2009年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9.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79%，相比2008年12月末的47.5万亿，一个月就增加了2.1万亿。2009年2月末，全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50.71万亿元，同比增长20.48%，为2003年8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同时，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达到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7%，较1月份的6.68%有所反弹。M1增速的反弹显示出企业营运资本增多，企业存款增多或表明商业活动更加活跃。

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动了银行贷款的增加。继2008年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7720亿元之后，2009年1月份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出现“井喷”，创下了1.62万亿元的历史高点；2月贷款新增1.07万亿元，增加较多，增量小于1月份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倾向于在年初放贷。新增贷款多为重大项目建设的配套贷款，主要涌向基础设施项目及相关的交通和公共事业行业。虽然大部分属于长期贷款，对短期内的经济周期影响不大，但是新增信贷的大幅反弹仍可视为中国经济趋于好转的重要迹象。

（三）工业生产势头逐好

2009年2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已接近2008年9月的增速。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6%，集体企业增长10.8%，私营企业增长率更是达到25.1%，这一数据可暂时打消人们对民间投资可能被政府投资“挤出”的担心。不过，2009年前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3.8%，较2008年12月下滑1.9个百分点，为7年来最低值。由数据对比不难发现，这主要是受到1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偏低的拖累。2月工业增加值相对1月的强势

表现，亦表明经济刺激政策的迅猛和强效超出预期。2月份的数据还显示，在政府投资政策和产业振兴规划所涉及的原煤、水泥、粗钢、钢材、氧化铝和汽车等行业，工业品产量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同比正增长，其中前2个月水泥产量同比净增达42.5%。与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可以互为印证的是，由于新增订单增加，使企业生产上升、补充库存活动增加，间接拉动贷款走高、发电量上升。原煤、发电量、钢材、水泥等基础原材料产品生产的升温是总体经济回暖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

三、拉动消费需求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从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来看，理论上扩大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作用十分明显，但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回升只能反映出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行政推动短期内有利于阻止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必须有消费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不会持久。

在拉动居民消费方面，国家出台了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和住房贷款利率、家电下乡等措施，杭州、成都等地还发放了购物券。但是，与在扩大投资需求层面取得积极成效相比，扩大内需政策对拉动居民消费的作用尚未显现，从几大重要指标走势来看，对经济启动的效果不如预期大。

一方面，在5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背景下，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且增速加快，截至2009年1月，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37935.36亿元，仅1月份就新增存款15224.96亿元，反映出居民储蓄倾向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不确定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自2008年8月以来，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项指标的增长率持续下降。2009年前两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080.4亿元，同比增长15.2%，较2008年同期下滑了5个百分点。从分商品类别来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吃、穿、用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4.2%、15.9%和7.6%，显示居民在保持吃穿需求的同时，降低了对其他消费品的购买。其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体育和娱乐用品类、汽车类产品的消费下滑较快。以汽车销售为例，据乘联会的统计数据，2009年2月乘用车销量为60.8万辆，环比下跌了6.9%。尽管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的放缓有CPI下降的因素，实际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应比15.2%稍快，但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捂紧钱包过日子仍然是各级决策者需要正视的现实情况。

居民消费需求没有随投资需求扩大导致了政府投资孤军深入的局面，这将直接影响到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效果。一是投资乘数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关。根据凯恩斯理论，投资乘数＝l/[1-b(l-t)]，其中t为个人所得税率，b为边际消费倾向。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小。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仍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边际储蓄倾向在5次降息的情况下仍不断提高，投资乘数作用减小，使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二是居民消费活跃与否与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国有经济经营的优势领域主要在于生产资料，非国有经济经营的优势领域则更多的与生活消费有关。在消费没有显示出新需求热点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会贸然投资，如此一来，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便难以转化为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缺乏长期动力的支持。

四、激活消费需求应成为下一步政策重心

2009年继续扩大内需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能否跟上和奏效。要确保2009年“保八”目标的实现，需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孤军作战局面，在激活消费需求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首先，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2009年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支出规模在2008年的基础上还会有所增加。据业内人士预测，2009年国债发行规模将达到1.3万亿以上，甚至可能超过1.4万亿。虽然从2008年末17.7%的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和24%的居民应债率(当年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比重)来看，国债发行仍有较大扩充空间，但直接影响国债偿还能力的并不是GDP和居民储蓄，而是国家财政收入。由于我国公共支出基本由国家财政承担，国债发行也由中央财政掌握，因此，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指标(当年债务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直接反映国家财政依赖国债的程度。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而我国2008年已达到64.4%，即在中央政府每1000元的支出中，就有644元来自国债收入。2009年初，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已经开始受到影响，1月~2月全国财政收入与2008年同期相比减少1315.55亿元，下降11.4%。如果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大内需政策第一级助推“火箭”的话，那么由于这种扩张性财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2009年必须启动第二级助推“火箭”，逐步减轻财政压力，以免财政陷入不能自拔的局面。

第二，进一步扩大中长期基建贷款有难度。在4万亿或18万亿投资规划中，中央政府财政安排比重不高，大多数项目都得通过地方政府及企业融资来解决，需要从银行贷款。理论上，基建投资带动的主要是中长期贷款，如果融资项目投资收益好，商业银行安排的贷款可能逐渐回收；如果效益差或者回报率低，银行贷款就可能会变为不良贷款。因此，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项目从长期来看会给中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银行进一步大规模增加基建贷款的空间十分有限。从现实情况来看，即将实施2000亿元地方债计划也正是银行信贷扩张空间有限的佐证。

第三，激活消费需求应成为政策重心。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蓄准备，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居民消费升级势能，当前城镇地区正处在以“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升级时期，农村也正处在家用电器普及率飞速提升的消费升级过程中。当前消费增长乏力，问题出在城乡消费升级遇到的种种障碍，如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房价虚高、农村水电配套和流通网络建设滞后、服务跟不上等。虽然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使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时间有所延迟，形式有所变化，但短期因素变化不会改变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政府可根据消费需求变化趋势顺势调控，切实解决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实际问题。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相对理性，企业按照居民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用消费者理性行为指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便可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因此，大力开拓城乡市场，激活居民消费需求，将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应为2009年扩大内需政策的“重头戏”。

五、建议

扩大消费首先要找到消费需求最有潜力可挖的地方。在笔者看来，目前城市居民扩大消费的热点或切入点是住房，而8亿农民是最大潜在消费群体，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2009年在鼓励企业大力开拓城乡市场的同时，政府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刺激城乡居民扩大消费。 第一，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收入和消费预期。居民对可支配收入和未来支出的预期是其消费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家庭收入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居民不敢消费的重要原因。对于个人而言，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可以预期的，但这种增长是否会很快或者很有规律地体现在自己的收入上，国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在收入增长预期模糊的情况下，支出增加却是很现实的。教改让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成倍增长；医改减轻了国家负担，却使个人的生老病死成为家庭的最忧[2]。因此，政府要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抓紧制订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办法，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并大力宣传改革方案，使人们了解改革后的个人负担状况，减少居民消费预期的不确定因素。

第二，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目前中国住房消费没能真正发掘出来，原因并不是居民不愿意买房，而是地方政府以GDP与土地财政为目的，强行

通过地方政策把当地房价维持在居民实际购买力之上[3]。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让大量住房无法销售出去，全国各地大量住房空置，而且也让许多城市居民基本的住房条件无法得以改善，居民住房消费无法扩大。既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全面开放的，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控制，那么廉租房、限价房、经适房等就应由政府负责建设，在此基础上，少部分商品房才能全部开放，居民住房消费需求才能按照不同层次和需求得到满足，实现“居者有其屋”。 第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电、通讯线路是农村家用电器普及的前提，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是建立农村流通网络的基础。因此，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有利于为农村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环境。扩大农民消费需求，提高农民收入是根本，而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关键[4]。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不但能够通过推动土地经营的集约化提升农业效率，增加务农人员的收入，还能够将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提高其非农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