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中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

作者：张青松王鑫雨陈文勇

现代情报 2009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09)07-0004-03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究竟应该强调理论指导实践，还是本着理论联系实践的观点要求理论更为关注实践，众多学者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一味笼统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眼前的现实，会造成工具理性的盛行——把情报学理论看作一套操作程序从而导致实践中心主义盛行，淡化了情报学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失去了理论升华与超越的动力。强调理论对实践的超越，以追求情报活动之真知的姿态超越时代、引导时代，这样才能使情报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1]；也有学者认为，目前的情报学理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理不足以服人，论不足以践行，缺乏通往实践的桥梁与纽带，无法在现实的土地上着陆——或是故意把浅显的问题“贵族化”，或是故意用一些“舶来”文字替换本土文字，构造新词以表达思想，使理论与实践渐行渐远[2]；还有学者指出，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症结一方面在于理论建设中的急功与浮躁，对理论的实用性缺乏分析，另一方面也在于实践理性的匮乏，导致对情报学理论的曲解与盲从。因此，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需要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联系，以提高理论的实践品性，又需要提高情报实践者的理论素养，以此增进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与融合，从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繁荣[3]；更有学者认为，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往的讨论忽视了对认识与实践的主体——人的情报活动状态与关系的研究，使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分析浮于表面，不够深入[4]。

　　然而，上述种种议论均源于“理论与实践相互脱离”这一二元对立思维的前提：或是希望以理论的超越引导实践，或是呼吁理论更多地关注实践，致力于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抑或是要求理论者与实践者相互靠拢、融合，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互促互进。但是，这些基于现代主义二元对立思维之上的议论虽然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暂时缓和，却难以使之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后现代主义多元思维的视角则给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纠缠多年的老问题以新的希望。

　　维根斯坦曾言：“一旦新的思维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问题。[5]”诚然，很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往往在于思维方式没有转换，一旦思维方式实现了转换，就会有柳暗花明之感。以怀疑和否定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思维中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中心主义、客观主义、绝对主义、普遍主义等进行了批判与解构，以其鲜明的差异性、相对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提倡多元、理解、宽容、创造与自由，对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颇具启示。

　　1 溯源：理论从何而来

　　现代主义观认为，情报学理论是“人们借助一系列情报学概念、判断和推理所表达出来的关于情报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6]”它是人们对情报活动现象与情报实践的抽象与概括，是对情报活动这一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条理化、系统化、抽象化、简约化认识的结果。情报学理论的产生源自人们提高情报活动效率的需要，源自于人们克服情报或知识利用障碍的诉求。有了理论，人们在从事情报活动时就有章可循，能够避免或减少弯路。在科学主义范式的影响下，人们通常认为情报学理论就是对情报活动规律和情报活动本质的正确反映。虽然事物与现象是千差万别的，但本质只有一个。因此，情报学理论就是科学理论。

　　但是，情报活动本质与规律的唯一规定性与现实中的情报学理论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未得到解决，各种理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情报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彼此攻击，互不相让，由此引起人们对情报学理论本身的质疑。弗洛里迪以科学理论为标尺来衡量情报学理论，认为情报学理论不配称为理论，而只不过是一种“尊称”罢了[7]。而克劳利则认为，在研究情报活动这一具体的社会活动时，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容易使问题过于简单化。“情报学理论是在情报实践中产生并为了情报实践而存在的。[8]”然而，情报实践活动的具体特殊性使情报学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理论的价值与指导作用都成为问题。

　　上述种种论争之焦点在于对“情报学理论”这一概念的抽象化、结构化，作为议论标靶的情报学理论被人们虚化为一个模糊而笼统的概念。对“情报学理论”具体所指尚未形成一个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则批判与质疑就难免有雾里看花之嫌，由此作出的种种评论也仅仅是隔靴搔痒而已。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做一番抽丝剥茧式的分析。

　　我们头脑中的理论究竟源自何处？首先，主体自身通过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与体验，由感性向理性升华，逐渐形成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这种理论往往隐蔽地存在于主体的潜意识之中，缺乏明确的系统化表述，但这种“缄默因素”却无时无刻不在规定或制约着主体的研究行为，并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指示器”反映出来。作为潜在的理论观往往带有自发、自觉的特性，当这种内隐的理论观向审慎的、精思的、外显的理论观转变时，理论的主体被唤醒、激活。其次，主体通过对他人经验以及现成知识的学习、研究，将其内化到自身的理论体系中，这类理论由于是他人的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往往较为系统、全面。由于这类理论多以著作、论文的形式广泛传播，表现形式更为规范，因此得到大众的基本认可，成为理论来源的主体部分。再次，主体形成一定认识的同时，源源不断地接受着来自客观物质世界和理论知识世界两方面的信息，两者的交互作用使主体面对一种矛盾的或者困难的问题情境。为解决问题，主体必须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理论进行解剖，或者提出原有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或者获得一种新的解释或理论，使原问题消弭。在这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理论的层次获得跃迁[9]。这类理论是在对对象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主体通过比较、思考获得启发而实现内化的。它超出了主体直接从事的相关的对象性实践，进入到更高层次的思维过程，使个体对自己实践的理性认识达到策略层次。

　　由此可见，理论的来源并非单一的。不同来源的理论对个体所产生的作用当然也会不同。第一类理论是研究者通过自身的潜移默化逐步习得的“缄默理论”，多表现为对实践的初步描述、解释和说明。第二类理论是对某种情报实践的规律性揭示，具有较高的抽象度。但因为是他人经验的总结，若没有与学习者本人的内部理论有机地结合，则只能以原理的形态存储于头脑中，难以发挥指导作用。第三类理论则是研究者在自身实践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对对象性理论加以认识、思考、反思，逐渐形成的内在理论，它使研究者不仅与人类业已形成的知识、他人的经验和实践联系起来，实现个人认识对时空与个人实践的超越，而且能对自己过去的实践实现自我超越，并具有创造新的未来实践的能力。

　　理论来源的多样性必然会反应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中。费舍尔等人通过对情报学理论的性质和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指出以往人们只承认一种情报学理论，忽视了“多种建构情报学理论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认识到各种情报学理论并非必然是相互排斥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补充的。[10]”因此，他把情报学理论分为三类：情报科学，主要采取描述性的命题体系对情报活动事实做出客观的描述和阐释，回答“情报活动是什么”的问题；情报哲学，主要采用规范性命题体系来阐述情报活动中的价值和规范问题，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回答“情报活动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情报实践学，采用规范性和描述性命题相结合的体系来指导情报实践，回答“情报活动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

　　现代主义观强调理论是主观运用科学方法对客观现实进行抽象与概括的结果，是对客观现实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虽然事物和现象千差万别，但其本质只有一个。而后现代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它们在各自的体系内都能有效地解释世界，不存在对世界唯一有效的解释。换言之，对世界的解释不应该是一元、单面的，而应是多元的、多角度的。海德格尔通过对真理进行词源学的考察，认为真理的根源是非真理，“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的那样一种结构”[11]。由此，现代主义视野中的一元真理观被解构了，而宣扬对同一事物有多元理解和多元解释的多元真理观被建构起来了。

　　2 追根：实践并非绝对的客观

　　现代主义认为，情报实践是客观的，不同的人只要遵循相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应该可以得到相同的或类似的理论。情报学理论客观性的基础之一是情报实践的客观性。然而，情报实践毕竟是实践者进行的实践，不同的实践者在不同环境、时间、情境中遇到的情报活动对象不可能是相同的。实践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它却与自然存在的那种自在客观性不同。正因为情报实践是“人”存在其中的一种实践，所以每一种实践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带有其特殊性。不同情报实践之间的区别甚大，可以说千差万别。情报学理论若贴近其中某种实践，也就可能远离更多的实践，它本身也因丧失其普遍实用性而不成为理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那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个人所描述的事实通常都带有个人的“成见”，受个人已有理论的影响，所以事实未必是客观的，也不可能是客观的。首先对理论主体而言，面对纷繁芜杂的各种情报实践，研究者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目的来选择相应的研究对象，采用自己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选择过程必然会带有个体主观色彩，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其次，情报活动主体在情报实践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同的情报活动情境，遭遇不同的情报问题，此时，情报活动主体受“内在理论”的影响(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解决这一困难情境。主体对策略的选择当然也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简言之，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受个体视角的制约，纯粹客观的情报活动现实是不存在的，那么纯粹客观的情报活动研究也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所谓的“纯粹客观的情报活动真理”就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与幻想。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情报实践是有待解释的文本，情报活动研究就是对情报实践这一文本进行解释。由于文本具有多义性，又由于解释者理解视角的多元性，所以不同研究者对情报实践的解读是不同的。[12]”对事实的描述总是带有个体主观色彩的，不是纯粹客观的；情报活动研究的角度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3 多维互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后现代视角

　　在现代主义看来，情报学理论是理性活动的结果，情报实践是感性的实践，双方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其一，理论研究者为确保情报活动规律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必须外在于情报实践，以客观的态度从事情报活动研究，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这样的情报活动研究因为缺乏对情报实践的深入了解和深刻体验，其理论必然与实践相脱离。其二，情报实践者总是希望情报学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发挥理想的作用，如同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立竿见影。然而，情报学理论作用于情报实践总是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会受到多种外因的影响，不可能进行严格的控制，因此理论落实到实践总不如它所宣称的那样迷人。其三，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还难以避免两个误区：一是人们过于强调理论联系实践，使得许多理论研究者局限于现实中单个的、片面的、肤浅的问题研究，缺乏对整个情报活动问题整体的、全面的、深刻的把握，逐渐丧失了情报学理论高屋建瓴地关照情报实践的特性。二是人们过于依赖情报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甚至于当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时候，不去探究矛盾产生的缘由，却简单地要求实践改头换面来迎合理论的尊严。这一情形恰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称的“学究谬误”：将情报学理论研究者用来说明实践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倒置为各种实践的主要决定因素和真正起因。

　　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也不存在纯粹客观的情报实践。情报学理论不仅来源于实践，也来自不同的理论，因此情报学理论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既有操作应用层面的理论，也有观念层面的“纯理论”；既有为大众所普遍认同的“公共理论”，也有隐蔽地存在于不同个体之中的“个人理论”。理论所发挥的作用分别表现为描述实践、解释实践、预测实践等等。而对于情报实践而言，由于情报活动环境的地域差异、情报活动对象的个性特征、情报活动理念的千差万别、情报活动方式的各具特色以及情报活动内容的日新月异，使得情报实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因此，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实践的结合绝不可能是单一的、线性的、单向的，而应该是多层次的、多维度互动的一个动态过程。

　　情报学理论研究者与情报实践者的结合，包含着不同理论研究者之间、不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理论研究者与情报实践者之间的多层面、多维度互动。这一系列互动过程顺利进行才真正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情报学理论的良性发展和情报实践的丰富多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多维互动过程之中，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个体”，因为不管是哪一层次、哪一维度的互动，也不论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互动，总是个体之间的互动，这就需要情报实践者提高自身的实践理性，养成良好的反思与批判意识。由此，当遇到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时候，“也可以把不充分的研究成果当作一种唤醒，一种警语，有助于我们厘清(think out)问题”[13]。

　　后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倡导情报学理论的多元化、情报活动的多样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多维互动，虽然不可能使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完全消失，却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可能逐渐缩小彼此之间的鸿沟，为情报活动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作者介绍：张青松(1974-)，男，馆员，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学理论与情报服务研究，发表论文数篇，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118；王鑫雨，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118；陈文勇，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