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历史变迁

　　【摘要】政治合法性就是政党拥有代表广大民众行驶治理国家的权力法理正当性。政治合法性是执政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主要是体现在建国后治国理政的探索过程中。合法性不是永远合法，永远存在和巩固，必须根据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的治国方略，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巩固自身的政权基础。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的历史变迁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全面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阶段（1949—1956年）；二是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1957—1978年)；三是经济绩效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1978年至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016-02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带领国家和民族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的性质和成立之后所担负的使命和承担的任务决定的。探讨其合法性的历史基础变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和其带领国家和民族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经济绩效、制度规则等方面不断强化其合法性基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具体的历史事实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经历了较大的波折，不同的历史时期诉诸于不同的基础。其历史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全面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阶段（1949——1956年）；(二)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1957—1978年)； (三)经济绩效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1978年至今)。　　一、全面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阶段(1949——1956年)　　“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时期内，党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党所带来的革命成就及良好的政治绩效。　　1.1 革命带来的政治合法性。“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彻底打碎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阻碍现代化的制度结构，消灭了妨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政治势力，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并为新的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实施现代化战略的一个最大问题——民族独立与恢复民族尊严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抵御列强以及强国富民。清王朝末期，由于面临“亡国”的危险，使得民族国家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王权帝国的狭隘观念，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奠定了民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国民党政府由此取得了“合法性的统治”。但是，中国面临的亡国之险并没有消失，抗日战争把国家主义推向高潮，同时，它也成为意识形态的试金石。而历史最终选择了高举共产主义大旗的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国家独立和重建的主题继续与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论题混合在一起。对外，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以巩固新生的政权，虽然代价是巨大的，但从合法性角度看，它使得政府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族自豪感自然带来了对政权的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还解决了中国实施现代化战略的第二个问题——国家统一。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长达14年的武装侵略，也由于社会矛盾尖锐而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以及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和封建军阀混战使中国长期处于不统一的分裂状态。中国在20世纪前50年间改朝换代、制度变换、政府更迭、政权不稳，中国面临着分裂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并通过组织的力量，实现了党令、军令、政令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战争年代积聚了丰厚的合法性资源，“天然地”成了新中国的执政党。建国后，党大力进行了制度资源的开发，以保证党的权力的获取与行使都有合法性的基础。一方面，建立了符合民众所追求的普遍的理性价值的制度与规范。这些制度与规范是意识形态中价值理念的体现，它通过社会关系的调节和社会资源的分配用经验事实来说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了党和政府在权力的获取与运作方面都必须遵循的制度、规则和程序，从而有利于获取合法性资源。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制度结构，尽管有缺陷与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无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制度结构，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它也在不断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补充新的合法性资源。　　二、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1957—1978年)　　1957年之后，“左”的思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工作领域严重泛滥并被扩大化。尽管在这一阶段内曾经出现了国民经济在调整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也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体制，但这些也是为左倾错误思想服务的，并不能成为这个历史阶段内党的合法性来源，而意识形态的强化灌输与激烈的政治运动则提供了其合法性基础的几乎唯一的来源。　　2.1 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对反右派斗争经验的不正确总结，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毛泽东错误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这个革命的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片面地强调“左”比右好，抛弃了党内，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原则，滋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　　2.2 政治领域内频繁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1957年之后，“党不仅没有能够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反而继续沿着主要依靠政策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国家建设。”党先后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五反”运动等。这些政治运动的开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的、理论的、舆论的和心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