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归侨的故事(十六)我的祖辈父辈

作者 - 猫妈       图片来源 - 网络

我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个铁皮盒，像现在装饼干的铁皮包装盒，粉红的盒面印有一艘大轮船。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铁皮盒，这是五十一年前（1957年）我们由印度尼西亚回归祖国时在轮船上发给旅客的，里面装有两个面包。这个铁皮盒现在有些生锈了，但我仍象宝贝一样将它珍藏。每次看见这个铁皮盒就会勾起我对祖辈和父辈的一些回忆。

我的祖父是广西博白英桥村人，1892年18岁时到了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勿里洋谋生，职业木工。32岁取妻成家，生有三女二男。一生勤劳，善良，忠厚，性格温和。木工手艺极佳，至今家里还保留有他做的太师摇摇椅，椅背上雕刻有花纹，坐上去特舒服。六七十年代放在堂屋里，常引起过路人好奇进屋观看。爷爷六十多岁因白内障眼睛失明。

我的祖母不知道是第几代的华人，其外祖母是印尼人，因此她有四分之一印尼血统。16岁嫁给我祖父，个子不高但特精干，70多岁还能下河游泳。祖母回到桂林后仍习惯穿印尼的“纱隆”，因此常引起别人好奇的观望，一些调皮的孩子还“老华侨”、“老华侨”的起哄。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封资修”的东西都被“革掉了，奶奶才脱掉”纱隆“。从我记事起，奶奶就是满头银发，一根黑发都找不到，满头的银发总是梳得妥妥贴贴，后面扎个发揪，一丝不乱。我印象中的奶奶从来都是整整齐齐，干净利落，从没见过懒散疲沓的一面。奶奶是在爸爸去世三年后1974年去世的，享年86岁。

我的外祖父是广西桂平人，12岁被人贩子贩卖到印尼邦加岛（俗称卖猪仔）。因年纪小先在烈港一个老板哪里当童工，后来到了勿里洋电厂当电工，外祖父性格比较暴燥，但人特别勤劳，能干，里里外外一把好手，电工，白铁工做得好，缝纫技术也很不错。母亲既怕他的父亲又特佩服他父亲。1958年外祖父在我们回国一年后也带着外祖母，小姨，小舅回到桂林。外公好喝几口小酒，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买不到白酒，外公买了一斤菠萝酒，结果喝了拉肚子，住院没几天就去世了，享年69岁。

我的外祖母也是华人，不知道是第几代的华人。外祖母个子高大，性格温和。外婆是个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好外婆，从没见她骂过人，也没听她抱怨过什么。闲来无事就与奶奶坐在一起聊天，与奶奶一头银发正好相反，外婆却是满头青丝，直到去世几乎都没有白发。两个老人一高一矮，一胖一廋，头发一白一黑，坐在一起聊天情景至今还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个很爱干净的老人，夏天一天要洗几次澡，因为她很怕热。1971年的春节年初二，外婆吃过午饭后洗了澡，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外婆还是喜欢洗澡，一切收拾妥当后提个“火笼”坐在房间烤火，突然倒在妈妈脚边，就这样安详的走了。安安静静也干干净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既不给后人添麻烦，也不带世间一丝尘土进天堂。享年81岁。

我的父亲1920年出生在印尼邦加岛勿里洋，他排行第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父亲出生后，爷爷叫人给他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命硬，只有给石头做儿子才不会克自己的父亲，自此父亲叫祖父只能叫叔不能叫爸，取乳名“石汉”。以至勿里洋认识父亲的人大多数只知道他叫“石汉”而不知他的学名。父亲在勿里洋中文学校读完小学就跟着祖父学木工，（那时候勿里洋还没有中学），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聪明能干，会讲好几种语言。

1955年万隆会议，父亲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的发言，激动的说：“现在是新中国了，我要回国去建设祖国，孩子们也可以回祖国多读点书。”1955年我的叔叔全家先期回国，定居桂林。父亲因是家中长子，上有80多岁老父，下有刚出生的儿子，一时不能成行。父亲日思夜想，焦虑成积，生了一场大病。当时爷爷是反对回国的，因他年轻时中国很贫穷，生活很苦，他一直想打消父亲回中国的念头。父亲的一场大病爷爷只好成全儿子。 1957年7月31日，父亲变卖了家产，带着80多岁双目失明的爷爷和近70岁的奶奶，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及四个女儿一个外甥女，一家十口人由文岛乘远洋客轮，踏上回归祖国的航程。我们乘船渡过浩瀚的太平洋，经过马六甲海峡，绕过香港，由深圳入关，于1957年8月31日抵达桂林，历时整整一个月。爷爷在到达桂林七个月后生病去世，享年84岁。

父亲回国后被安排在桂林市房地产管理局工作，仍是干他的老本行木工。到桂林后为了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爱心，父亲把从印尼带回国的一大箱木工工具捐献给了国家。1964年父亲作为爱国华侨出席了市政协会议，在单位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担任过排长和工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命运发生了逆转，由爱国华侨变成了“牛鬼蛇神”。有人揭发父亲在印尼曾经干过一段时间包工头，其姐夫（我的姑父）在印尼是有钱的商人，因此父亲被定性为资本家，被造反派勒令办学习班(就是文革后的名词蹲牛棚)。被批斗。后来又被发配到房产局所属的木材加工厂锯木板，每天工作在木糠灰与噪音中。父亲一生为人忠厚，性格温和友善，当年满腔热情拖家带口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就是想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力，没想到受到如此不公正对待，儿女也因文革不能继续学业，国外的亲戚也不能通信来往。父亲压抑、抑郁，最后患上恶疾(骨癌)，于1971年不满51岁去世。那时的医疗条件远不如今日，我亲眼目睹父亲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惨状，父亲去世时瘦得皮包骨。更让人痛心的是父亲竟然死不瞑目两眼圆睁，无论亲人怎么呼喊与抚摸，始终没有闭上双眼。也许父亲放心不下一家老小，也许父亲不愿这么早离开让他热爱又让他伤心的世界，父亲带着太多的遗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母亲1927年出生在印尼邦加岛勿里洋，她是家中老大，由于是女孩，外公没有送她上学。她是个美丽漂亮的女人，虽然没有上过学，却是个精明能干，性格坚强能吃苦的女性，20岁嫁给父亲。在印尼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在家侍奉公婆照顾儿女，回国后因儿女多，父亲一人的薪水不够维持全家的生活，母亲就带着从印尼带回的衣车参加街道办的缝纫厂车枕套（用衣车绣花），后来缝纫厂倒闭了就进了房产局和父亲一个单位。真难为了母亲，与男人干着同样的泥水匠，爬屋顶捡漏，拿泥刀砌砖、批灰，日晒雨淋，娇小的身躯干着本不该女人干的粗话。那十几年母亲又瘦又黑，生活的煎熬，父亲被批斗、蹲牛棚，父亲的去世，以及后来我因公烧伤，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她都以坚强的意志挺过来了。

1980年，一个亲戚从香港来桂林旅游顺便看望母亲，回去后找到在澳门的小姨说，“把你姐姐接出来吧，她在桂林太可怜了。”在小姨的邀请下，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到了澳门，后来两个弟弟先后返回桂林，母亲在澳门留了下来。母亲于1980年53岁的年龄（因为原来在缝纫厂的工龄不算）在桂林房产局退休，到了澳门后又进针织厂做包装工，直到60多岁才回桂林安度晚年。她今年81岁，身体不错，很精神，腰不弯背不驼，还能看出年轻时美丽的轮廓。闲时喜欢与老人们打打牌搓搓麻将，宿舍大院的老老少少都亲热的叫她阿婆。她每年都会去澳门小住几日，有时还会去香港玩几天。

今年7月18日我们四姐妹带着母亲返回印尼邦加岛勿里洋探访，在这之前母亲曾于1991年与小姨、姨父返回过勿里洋，2004年与表姐（我爸带回国的姨妈的女儿）第二次返回勿里洋，这一次是第三次返回。我们全家12人的8日印尼之旅，除了返回勿里洋，还游览了雅加达、巴厘岛、和日惹 。

时光如梭，我的祖辈和父辈在中国与印尼两个国家经历了一个世纪有余，我的家族特殊的经历注定了我们与印尼邦加的情缘。历史不会重复，把这些写出来，是想留给后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