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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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挽歌
作者：高婷
来源：《读书》2014年第10期
二零零八年奥斯卡影帝金斯利携手女星克鲁兹联袂出演了《挽歌》，随着影片的热映，原著小说《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2001）也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小说著者就是素有“美国文坛活神话”之称而近年不断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利普·罗斯。这是继《人性的污秽》后，罗斯的小说再一次被搬上银幕。相对于广受好评的影片，原著却有些“命运多舛”：故事内容被批为俗套和滥情，书中赤裸裸的性爱描写一度招致评论界的口诛笔伐。小说故事的确没有什么新奇惊人之处：年过六旬的大学教授凯普什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他的一段师生情缘。然而，如果仅从浅层次阅读《垂死的肉身》，会把小说归类为忘年恋加上师生情的重口味读物。如果不了解罗斯，会认为他悉心营造的情节无非是失控的肉欲叙事，而他只不过是“身体写作”的实践者。
“性”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主题，文学和思想界为性著书立说的不乏其人：弗洛伊德的学说被奉为经典，劳伦斯的性爱小说广为传播。罗斯的小说中充满了写实的情爱描写，直白却不至污秽，自然但不流于荒唐，他抛却所有中庸温婉的修辞，以直接坦率的叙事探讨了我们不愿去面对的，但又时刻困扰着我们的现实问题，诸如性爱与婚姻，自由与责任，死亡与衰老，以及两性关系等。显然，罗斯的小说之所以屡被搬上银幕，具有情色之外的深意。
熟悉罗斯小说的读者对主人公大卫·凯普什不会感到陌生，他先后在《乳房》和《欲望教授》中粉墨登场，彼时的凯普什年轻有为，风流倜傥，穿梭在风月场来去自由。在《垂死的肉身》中，凯普什已步入暮年，他不仅成为知名的比较文学教授，还是频频现身电视屏幕的文化名人。虽然拥有辉煌的学术成就和显赫的学者身份，凯普什却无法忽视自己沉重的年轮，不由自主地对衰老和死亡感到深深的本体性的恐惧。于是，凯普什多年来游刃有余地周旋在不同女性之间，体面地放浪形骸，以此对抗着无可逆转的年华老去。除了他最爱的情人康秀拉，没有一个女性在他的情感世界里泛起波澜。凯普什从青年到暮年一直追求的就是不受情感和婚姻的羁绊，走出衰老和死亡的阴影，做一个“纯粹自由的人”。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凯普什并不明白，选择自由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人在自由地进行自我选择的同时，也陷入了必须承担责任的不自由境地，自由和不自由如影随形。因此，自由既是人特有的殊荣，又是必须承担的重任。凯普什唯一的儿子肯尼在没有父爱亲情的环境中成长，永远站在父亲的对立面，与父亲意见相左、相互斥责。成年后的肯尼在婚姻和情感上遇到诸多的问题和困惑，每当这时，凯普什总是竭力灌输他自由的观念，试图打消他再婚的念头，甚至旁征博引《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作为争取自由的佐证。而在肯尼的眼中，父亲只是一个堕落的纵欲者，一个孤独的老色鬼，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像父亲那样为了自由而放弃责任。父子二人志不同而道不合，他们的情感愈来愈疏离，最终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中渐行渐远。小说的最后康秀拉不幸罹患乳腺癌，接受了残酷的乳房切除手术。手术中的她最需要的是深爱的人陪伴左右，共同面对也许死亡也许残缺活着的未知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