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与清王朝的衰亡

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与清王朝的衰亡

[摘 要]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但是它也是清王朝被直接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加速了清王朝的半殖民地化，使人民大众的生活深受其害；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入，使清政府的腐朽暴露在世人面前；激化了清王朝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使之最终“以兵兴者，终以兵败”。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清朝衰亡

当你随意拾起《中国近代史》时，你不会看不到洋务运动的章节；当你看到这里时，你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专家学者都以各样的理由与形式来称赞洋务运动给清王朝乃至现在带来的好处。而无人对此产生置疑，更无人提及洋务对清王朝灭亡的影响。但我认为洋务有维持清王朝的作用，但也有其加速衰败的一面。大家都知道，洋务运动也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90年代封建统治者内部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掀起的自救运动。目的是通过学习西方（最初瞩目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吸收，后逐步深入到政治、文教和社会伦理等方面）增强国力，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而清王朝所兴办的洋务直接的目的是内镇压人民的起义，外抵抗侵略者的入侵，维持其统治。而这一切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军事上。所以说军事是洋务派兴办的重中之重。梁启超先生说所谓军事不过是：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洋务运动是以1861年1月总理衙门的设立为开端，当然活动的中心显然是“师夷长技以自强”。正如奕訢在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几天即1861年1月24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确说： “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与自强，自然之术，必先练兵。”[1]

可见自强即是练兵，练兵即是搞军事。奕訢等人是明确这一点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武装和训练军队。这就拉开了引用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拯救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序幕。显然洋务派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好。而不管当时清朝的政治制度是否与此相适应便伸手“拿来主义”。在他们拿来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为封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国拿来了新的思想、新的危机。虽然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其实践过程中则是积极的。民族自尊心在鸦片战争后早已被激起。这时当新的思想随着洋务派所兴办的军事工业传入时，和对世界的初步了解，再次让中国这位“老夫子”跌落眼镜，再也不自视过高，有志的爱国人士看到了清王朝的腐朽力图改革维新。清王朝的权威随着承认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并向列强学习引进而下降。洋务军事工业创办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清王朝的延续。同样洋务军事工业创办也为清王朝的最终灭亡“贡献了它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思想上动摇了清朝的统治。

洋务运动之前，在19世纪初叶和20—30年代，人们对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或经

济改革的需要。当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60卷本〈〈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术方面，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方面。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他们只在技术上提出“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所以只是广泛的传播了西方文化科技，提倡人们向西方学习。但是由于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偏见和时间仓猝的限制，对此只能识皮毛，实际上对这个新的“敌人”的了解也并不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而当洋务兴办之后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夏东元曾这样对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2]我们在此不必去管到底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的问题，但两者都比封建社会进步，这是无用置疑的。所以当洋务派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中体现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它为清末的腐朽思想带来了一丝凉风。

固然，洋务派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并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创办，清王朝要制造军火，就要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那么清王朝就得必须先承认他们的先进，其次自己还要去理解创新。所以当时的洋务人士不得不去认识学习西方。由于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当时清王朝地方掌握实权的督抚，在他们的周围都聚集着一大批“慕友”，他们中不乏能人异士和思想家。当洋务派在推行洋务过程中则使得他们也不得不去理解、认识西方。这样西方的很多与中国不同的思想，也随之传人了中国。首先这些思想便在那些慕友知识份子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随着也传入了民间，使早已被鸦片战争敲醒的中国人发现“外国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官僚里也有不少人认识到清王朝的不足与弱点，都力图通过洋务来振兴国邦。他们设馆、译书使大量的西方文化传人了中国，使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最大的震动。如创造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的人才，而国内对于机器制造、化学、物理的人才特别的缺乏，只好聘用洋匠。而洋匠则又贪利且不希望中国发展，所以都不尽心力。所以清王朝采用了选派留学生，出国学艺和国内设馆培养语言翻译等方法来培养人才。1861年北京京师同文馆，1863年3月上海广方言馆和1864年7月3日广州方言馆就孕蕴而生。上海方言馆和江南制

造局从1868年到1875年，已译出西方书籍40余种“ 藉是稍窥要领，片牖启高明”。[3]到1904年间，所译刊的西书共159种，1075卷。多数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少数属于社会政治历史著作。而京师同文馆译书的方向，先是从关于外国交涉条例公法开其端，后渐及于科技书。奕訢上奏说“窃查中国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需时日”。不管所翻译的书涉及没涉及政治思想，但是至少所翻译的书向中国人展现了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洋务的教育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教育方面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教育。而到了70年代以后到80—90年代，则逐渐向资本主义转化并相当程度变为资产阶级教育了。60年代的教育是与军用工业，对外交涉相适应的，带上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色彩，但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教育体制。而到70年代以后，办新式教育是直接服务于目标，也就是为造船、驾驶、电报、矿务、冶金、铁路、纺织、商务以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培养人才。1872年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和始于1873年闽厂学生到欧洲留学。当时由于顽固派和一切惧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甚至在中途撤回留学幼童，这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和对西学思想的恐惧，这一切事实都表明，清朝的“天朝上国梦”被打破。

二、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使地方实权增大，中央权力削弱，中央地方权力失衡影响清王朝的统治。

首先，兴办洋务的都是地方掌握实权的官吏，曾国藩在1860年任两江总督时，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1864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1866年任闽浙江督的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186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一系列军事工业都是一些在地方上掌握实权又手握一定兵力的官员创办。而军事工业的创办则需要大量的人才与经费。所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四处招集人才，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团，而当军事工业创办成功时，则又成为创办者安插心腹和培养自己的支持者和发展自己势力的地方。如福州船政局，原是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一边“凡湘人之失职者，一概入局”，一边则沈葆桢“奉命之日，荐书盈箧，户为之穿”。虽然沈葆桢用人尤为慎重，虽其至亲旧交，不滥收录，但已是“厂员皆系本地绅衿”皆其晚进密姻，以致“局差数百，绅居其半，学生居其三之一”余则员弁。又如江南制造局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司事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员、司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小“朝廷”，其成员在为创办者的军事和政治上出谋划策，也就是大量的“慕友”[4]如曾国藩的丁日昌、万启琛、刘毓菘、王定安、王德固、厉云官、甘晋、刘蓉、刘寿曾、刘瑞芳、许振祷等；李鸿章同样也在府里就养着大批编制外的幕友，如冯桂芬、冯俊光、王凯泰、王大经、华蘅芳、吴汝纶等；同样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江忠源、张之洞等人同样在府里养者大批编制外的幕友。

在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中，需要大量的经费，当时的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大量的赔款，让清王朝根本无力承担专款性质的资金，洋务官僚便从自己所掌握的军队中抽取经费用来兴办，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时所需经费“通融筹拨”，[5]

但经费必竟有限，不可能将所有军费都投入军事工业的创办中来，他们一方面奏请清王朝将从关税中拨作经费。如在曾国藩、马新贻、丁日昌的奏准下，将上海江海关二成洋税收入都拨作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他们一方面加紧对辖区内征税在各地设关征税。而当清王朝质问时，他们都以平捻为理由，捻平后自然撤销。清王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也只好放任之。他们还利用各种时机各自委任官吏，如“曾国藩等之初起，饷项亦赖自谋，以无地方专责，一时颇受扼困，及胡林翼以湘军首长任鄂抚，饷始较有者，至咸丰季年，江北江南大营以次覆败，清廷始专任湘军。于是曾国藩受命总督两江，节制四省。而沿江下之督、抚、藩、臬、亦渐由湘淮人士充任，事权划一收效遂速”[6]。这些掌握军权的官吏权力日益增大。清王朝军权地方政权则日益渐旁落。

其次，洋务派创办这批军事工业，制造枪炮，都只是为了供应自己属下的军队使用，既未想到还要供给别的军队，更未想到要售卖。如李鸿章最初创办上海洋炮局，就是因为淮军“先后购觅西洋炸炮，每月操练，攻剿需用炸弹甚多，不能不添制造局，分济应用”[7]，所造枪炮、弹药、自然全部供应淮军，最多分济些许给湘军，都是由于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特殊关系。天津机器局的创办，按照奕訢等人最初的奏折，是为了“供应直隶练军及神机营等所需的各种军火”[8]。但当李鸿章改为“专供直、东淮、练各军操防之需”[9]同样是变成了洋务派设局制造军火供应隶属军队直接济用。由此洋务派所属的军队都有洋枪、洋炮武装，而清王朝建国以来赖以生存的八旗和绿营军，则相形见拙，根本无法与洋务派属下的军队相比。由于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地方的实权增大，地方军队在洋枪、洋炮的装备下也成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虽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割据”，但是地方势力的膨胀，仍然是清朝廷的心腹大患，清王朝为此采取了制衡的方法，张之洞的“飞升”，便是慈禧制衡控制地方的一个重要措施。虽然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衡措施，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没有一个省份形成真正意义的割据，但是中央与地方权力明显出现了失衡，地方督抚完全成了地方上的主宰，中央的影响力下降，如张之洞为办洋务筹资金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开赌征税。而这一切都影响了清王朝的统治。后来光绪帝要改革都要求助于袁世凯，都是由于地方势力过大，为后来清末各省的纷纷独立打下了基础。

三、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清王朝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早已为大量的赔款而头痛的清王朝，只能加剧对人民的压榨，从而使人民都苦不堪言，加剧了清王朝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尖锐化。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随后大量的赠款更加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虽然美其名曰是隶属各军抽军费和国家拨税款办之，但最终办洋务军事工业的每一分每一厘钱最后都仍然落在老百姓身上，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的1853年清政府就遇到了兵与饷匮乏问题。解决兵援问题办团练、解决饷源问题则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加上1856—1860年四年间与英法侵略联军作战，又加上由弓箭刀矛的冷兵器逐步更换为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子药炮弹的消耗，使得军火费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到了60年代，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的规模远比以前增大，几个大型近代军工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增，每年不下千万两。1874年大议海防问题时，李鸿章估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初创费用，至少都

需1000余万两[10]。到70年代，军事上开支又进一步大幅度增加，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是由原来的4000万两增加为5000—6000万两；加上外贸长期入超，白银继续外流等因素，财政经济形势极为严峻。正如李鸿章所说：“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11]

同时，财政经济危机又必然在军事上带来危机，而军事上的危机则会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则又有大多数人在盐税和厘金上打主意，则使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从而进一步激化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发了爱国人士推翻清王朝的决心。

四、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创办，大量武器的生产，大量新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摇摇欲坠清王朝的苟延残喘，但是在最后清王朝精心培育的新军使用新武器倒戈相向，发动武昌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清王朝“以兵兴者，终以兵败！”[12]武昌起义是以士兵为主体的湖北新军的起义，他们都是平日被轻视或忽视的小人物——新军士兵，但是他们在历史的时刻，却挺身而出，干出了一场改变历史面貌的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是创办新军的清政王朝未曾想到的，这也是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未曾想到的。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时是想通过用新武器来武装自己属下的军队，内可以平乱，外可以抵御侵略，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并且相应的设立了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来巩固洋务派所主张兴建的新军，使新军成为清王朝的支柱。但是事以愿违，所建的新军却将枪、炮倒戈相向指向清王朝，他们中很多指挥官都是洋务派办洋务时军事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如黎元洪便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大多都是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湖北枪炮厂生产出来的，而且就在武昌起义后的这个月余下的日子里，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省都以新军为主力突然发动起义并很快控制局势，宣布独立，并且直接的影响了全国的局势，使革命的浪潮猛烈的向全国蔓延开来，使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洋务派在开始兴办军事工业时，中国社会仍然还处于手工业阶段。唯独只有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因为外国列强的入侵稀疏的出现一些外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和个别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华商企业，但是这些都无法构成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工业基础。由于这批军事工业是从外国机器制造工业直接移植而来，远离中国社会生产的实际。他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畸形儿”，机器设备生产原料、材料、生产技术等等无不向外国进口，依赖外国，受外国的操纵、控制，所以说靠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自强”根本是不现实的，反而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

其次，由于洋务派军事工业在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等各方面都以外国是赖，列强将淘汰的军火卖到中国。如：中国正在大批量的生产前膛枪时，列强已经在使用后膛枪了，并将淘汰的大量前膛枪卖到中国，而洋务派还认为前膛枪优于后膛枪，使中国的军事永远置于列强之后，受制于列强。使洋务派的军事工业实际上沦为外国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加工业”

[13]。而且这批军事工业所造的各种枪、炮、弹、药弊多而量少，不能适应军事需要。一旦遇外国发动武装侵略，其他国家藉词局外中立实行禁运，情势立即严重起来。如中法战争时，刘铭传就愤慨地指出：“中国制局虽开，枪、炮不闻精利，计其价值、转倍外洋，每有军事，各省仓皇分购，洋商索价骤昂，辗转侵渔，所增辄倍，而考其所购，无一精良”。[14]中日

甲午战争时刘坤一也感叹宁、沪两机器局“所出军火无多，难期源源接济，不得不取资外洋”

[15]“兵事一兴，深恐后维为继”[16]洋务派所兴办的这批军事工业之不能成为抵御外侮之具，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当然，这批军事工业用之于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上却颇见“功效”。如：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前，就已发誓要“仿制轮船”、“出洋捕盗”[17]。福州船政局刚造出两只轮船，就适逢1870年浙江海面发生海盗巨案，便立即前去镇压，显示其对外无能，对内无情的特殊本领[18]。而“海盗”也同陆上的“盗匪”一样，主要是大批失业的人民没有出路，不满阶级剥削和压迫而挺而走险的农民。70年代后期，山西、河南等省大旱、灾情极其严重，朝臣群起上奏，要求将海防及制造各局经费移作救灾。但在沈葆桢、李鸿章的反对下结果全国各省都采取镇压人民反抗的方式，而南北三局则成为镇压人民反抗的军火供应网。同样，左宗棠为在西北镇压回民反抗而设立兰州机器局。“若非当时设局自制，心致匮乏，不能应手”[19]这一切正如丁日昌所说：“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20]必然地直接加深激化了人民大众与清王朝的矛盾。

总之，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仅从思想上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正统，还从经济上使清王朝“雪上加霜”，使之国内“无御敌之资”，导致了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为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奠定基础。大量军火的生产，大量新军的培养直接将清王朝最终送上了灭亡的道路。所以说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加速清王朝衰亡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注解：

[1]奕訢等《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第11页。

转引《洋务运动史》第32页。

[2]夏东元《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 第三期 转引《洋务运动史》第1页

[3]光绪元年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30页

[4]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4页《现代中国》第6卷第3期

[5]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集》奏稿第9卷第34页

[6]《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 三联书店 第27页

[7]李鸿章《京营弁兵到苏学制外洋火吕折》（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8]《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17页 转引《清季的洋务新政》卷二 第1531页

[9]李鸿章《李集》奏稿第43卷第15页 转引《清季的洋务新政》卷二 第1531页

[10]见《洋务运动》（一）第49页

[11]李鸿章《论海防等饷》、《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三 第18页

[12]《清史稿》卷十百三十 第3859页

[13]《清季的洋务新政》樊百川著卷三 第1561页

[14]刘铭传《遵筹整顿海防阴谋武备折》、《刘壮肃公奏议》卷二 第10页

[15]刘坤一《复陈次亮》、《刘集》卷十一第25页，转引《清季的洋务新政》

[16]刘坤一《复邵筱村》《刘集》卷十第68页，转引《清季的洋务新政》卷二

[17]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集》书牍第六卷 第9—10页，及批札第一卷第26页

[18]《海防档》正福州船厂第1册 第257页，转引《清季的洋务新政》

[19]左宗棠《与杨石泉》《左集》书牍卷二十二 第42—43页

[20]《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93页

参考文献：

《清史稿》 赵尔巽 等撰 中华书局

《洋务运动》 中国史学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洋务运动史》 夏东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季的洋务新政》 樊百川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石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 朱东安 著 华文出版社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金冲及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之洞》 唐诰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曾国藩》 唐诰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左宗棠传伦》 沈传经 刘泱泱 著 四川大学出版

《李鸿章》 梁启超 著 海南出版社

《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