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的异化论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
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的异化论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
夏云新
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在诗歌史上堪称“绝顶”，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美誉。历代的研究者，评之论之，著书立说，不计其数。但是，由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指鉴赏者）的不同，他们从中所发掘的也就各有千秋了；诗歌创作者也是随时空境迁，他的审美心理机制也同样发生着变化。正如黑格尔在论美时所说的那样：“美可以有许多方面，这个人抓住的是这一方面，那个人抓住的是那一方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一定的审美标准要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场（空间）和审美流（时间），这两者强烈地作用于审美者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形成。
在当代，民族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以“耗散结构”的方式充进了现代意识的新鲜血液，形成了新的审美场和审美流，以这种新的审美视角来结构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因而，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就要采取一种“福射效应”的审美方式（即多方位的审美）。如此，才能道前人所未道。对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就要用这种的审美方式来审视他的创作过程。虽然，历代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出发来研究他，但是我们应该坚信：“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永远存在的，永远继续的，它会以这样或那样面貌而出现，但是其伟大的成就必然配合着伟大的人民事业而显示其伟大的永恒。”
在本文中，笔者将杜甫的诗歌创作以天宝五载入长安为界，分为二个创作时期：天宝五载入长安前为第一创作时期；其后均为第二创作期（虽然这种划分看起来有“头轻脚重”之嫌，但笔者认为，这样更能体现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指创作者）的异化来谈谈杜甫诗歌创作为何从“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之美，转化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沉郁伤感的悲壮之美。
翻开唐朝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的命运及其诗歌创作和唐代的社会变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出生于“守儒奉官”之家，世代在朝为官，虽职位不高，但生活可谓衣食无忧。如果不是特定时空(历史条件)的作用，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不会有杜甫这样高的地位存在，他也可能是一位平常的诗人，或者是浪漫派的代表。但是，时代造就了诗人，由于时空机制和审美心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他在中国的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使诗人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代宗师，影响着后人。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说：“杜甫只是杜甫，不是李白，不是李长吉。你爱也好，不爱也可以，但是杜甫只能是杜甫。”
时空机制强烈地作用于诗人的审美心理，使他的审美心理机制在进入长安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首先来看看，诗人在入长安之前的几十年里，时空机制是怎样作用于他的审美心理的，制约着诗人的诗歌创作的。
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到天宝五载，这一时期是诗人前期生活的时空境地，在这一段时间里，诗人过着闲逸舒适的生活，父亲杜闲在朝为官，虽官职微小，但足以使全家衣食无忧，社会处在相对的安定之中。这时的诗人所写的诗有写景抒怀，诗出于浪漫瑰丽之中，如他的《望岳》。诗人登山揽情，抒怀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句中透出一股令人神思飞跃、心旷神怡的浪漫气息和豪情壮志的气势。社会的相对安定，衣食有所着落，时空境地处于正常状态之中，这使诗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在时空机制的调节下，二者相适应。诗人呼于乐，歌于乐。此时，诗人的审美心理和时空机制发出了相同频率的共振现象。故而，诗写景、诗明
志、诗颂君。
如果时空机制的平衡不被打破，那么诗人创作的审美心理机制是不会变动的。这样，杜甫的诗歌创作，不外乎有二条路：一是游走山水之间，写景抒怀，发一发豪情壮志，或愤世嫉俗，走大多数古代诗人所走之路；一是在朝为官，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成为宫廷诗人。这一点何以见得？只要我们看一看杜甫所写的三篇赋就知道了。诗人在他的《天狗赋》、《雕赋》和《三大礼赋》中，极力颂扬唐玄宗及其朝廷的功德。此外，在他的《赴奉先咏怀》中写道：“生逢尧舜君，不忍使永诀”、“葵霍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诗人的这种迂腐的忠君思想在这些诗赋中淋漓尽现。
然而，社会的动荡，诗人之父杜闲之死，给诗人家庭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生活的时空机制平衡被打破了，诗人审美心理机制也随之倾斜。无所着落的生活，迫使诗人迁居长安，求仕于朝廷。这次时空境地的变异，影响着诗人一生的创作，也是他成为一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关键所在。
天宝五载，诗人进入长安。“裘马颇青狂”的生活逝去了，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时空机制重构，使诗人的审美心理机制也开始了新的建构过程。
在长安，诗人穷困僚倒，“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这是诗人在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天狗赋》和《雕赋》是如何地感人肺腑，也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于是就让他去“待制集贤院”，并且“命宰相试文章”。但是到头来，还是求仕不成。这时的诗人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有人认为，诗人三次赋诗朝廷，乞求官职，在赋中极力贬低自己是杜甫的庸俗。笔者不以为然，试想一下，诗人出身于“守儒奉官”之家，又是一个文弱书生，一家妻儿老小需要赡养，处在那种社会现实中，诗人除此以外还能怎样呢？伯夷不食周粟，宁肯饿死的精神不一定可取。笔者认为，评价一个人要把他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把他自身的处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一个人、评价一个人。 时空机制和审美心理机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而时空机制对审美心理机制有着更强的制约作用，它规定着审美对象的选择，从而把心灵的感受物化为一定的形式（当然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的繁荣景象了。这一切像逝去的流星，一去不复返。唐玄宗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他一边在宫沉湎于声色之中，一边对进行扩张战争。和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发生冲突，人民在刀光斧影中生活。特定的时空机制，时时作用于诗人的审美心理，使诗人一改以往格调，开始反思现实。“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 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革空不动尘， 御厨络绎送八珍。”（《丽人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多么鲜明的对比！诗人看到了人民生活是如何！统治者的生活又是如何！人民的苦难，统治者的奢侈！此时，诗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唐王朝的腐败和堕落。他开始触及社会的底层和现实，从“自我”的哀叹中跳出，以“超我”来审视社会。诗人此时的生活状况与平民百姓相差无几了，自己虽为朝廷命官(安史之乱前夕，经他不懈的“写诗赠权贵”，最后求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微职。)却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活。“入门闻号兆， 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 里巷亦鸣咽。所愧为人父， 无食致夭折。”（《赴奉先咏怀》）多么令人痛心！诗人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悲壮且不平的呼声！
安史之乱，唐朝社会出现了大动荡。社会生活像一叶扁舟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颠荡着。
唐玄宗昏庸，重用奸臣贼子鱼朝恩、李国忠等人。时空机制的再一次变更，时间、空间发生了纵向和横向的交割，使诗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了时空机制强有力的制约。诗人这时所处的时空境地，紊乱且复杂。诗人用这种不断的变化来适应时空机制变异导致的审美心理变化的需求。由于诗人对生活有着强烈的感受，使他的诗歌创作从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的反映民众疾苦，诗也更加令人称道。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说：“杜甫的生活愈艰苦，他创作愈加雄奇„„。”（《杜甫叙论》）如他的《北征》、《哀江头》、《羌村三首》等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
长安被占后，诗人只得逃往他乡。一路所见所闻，更加使诗人感慨万千：民不聊生，尸横遍野。人民在痛苦中呐喊，在血腥中偷生。长安被收回，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戮之。然而，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延续和扩大。诗人对社会彻底失望，他的审美心理机制为残酷的现实所垄断，因而他的诗歌揭露社会更加透彻有力，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富深刻。
“艺术作品应该是有意蕴的„„。，它不只是用了某种线，曲线，面，齿纹，石头浮雕，颜色，音调，文字用至于其他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精神。”（黑格尔《美学》第一卷）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三吏》、《三别》就是透着这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精神，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在诗中，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的悲惨情景。同时，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由于时空机制的复杂性，导致了他审美心理的异化。在诗歌中，诗人通过意象把这些“复杂”和“矛盾”显示于读者的眼前。虽然诗人一面诅咒战争的罪恶，“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在哭。”（《新安吏》）。“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此去必不归。”（《垂老别》）但诗人一面又鼓励人民去参与战争，“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这充分说明了诗人由于时空机制的紊乱，而造成审美心理机制的复杂化。
严武与杜甫在政治上同属“房党”，文学上是诗友，生活上对杜甫关照有加。严武之死，使诗人无所寄托，他离开了成都，开始了他再度浪迹天涯，生活更加贫困了。这种再一次的时空境地的变更，却使诗人的审美心理机制趋于平衡了。此时的诗人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几十年贫困僚倒的生活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是永远改变不了他的处境，摆脱不了人民的苦难，改变不了战乱的惨状。最终，他只得漂泊湘江，苦捱余生。
绝对时空机制的紊乱，相对时空机制的平衡，诗人对唐王朝彻底失去信心，转而更加关注国家和人民未来的命运，他的审美心理机制反而完全处于“平衡”状态。“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人临死之前，还抱着无法实现的一线希望。正由于这种“平衡”，诗人的创作总体趋势已是大幅度下降。时空机制无交割生产的现象，使得诗人审美心理机制的活跃性被凝固了。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诗人去世，才一同消失。
纵观杜甫诗歌创作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空机制和审美心理异化对诗人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空机制的转移，影响着诗人审美心理机制，从而导致诗人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既不同于昂扬豪迈的盛唐之音，更迥于纤弱工细的晚唐之调，而是雄浑中包含悲凉，细密中透着辽阔。”（周裕锴《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异声突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