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章与翻译
桐 城 文 章 与 翻 译
——以严复、林纾为中心
吴 微
摘 要:桐城古文作为古文的正宗和化身,笼罩了文言写作。在边际游走中自身也得到了扩容和更新。严复、林纾凭借这种扩容了的桐城文章作为工具,译述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输入外来文化;与教育紧密关联,哺育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在晚清民初的文化转型中,引发了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为中华文化的更新贡献非凡;借此也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辉煌。但亦因此自毁根基,好景不长,带着“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于五四大潮。
关键词:严复 林纾 桐城文章 翻译
桐城古文传衍至晚清,颇有些“强虏之末”的景象。不仅领军人物才力不逮三祖,难以威仪天下,而且后继乏人,文脉殆息。吴汝纶曾自言:“文非吾之至
①者”。“拙作古文,千万不可付刻。古文最难成。我所作甚少,皆凡下无卓立者”。②作为桐城派“最后宗师”居然对自己的古文“深自愧恨”,缺乏起码的自信。不仅如此,他对门下弟子的古文创作也颇不中意。曾云:“马通白近寄其母行状,乃不惬人意。吾县文脉,于今殆息矣”。③当然,桐城之“高古深远长”非朝夕就能覆亡。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章太炎曾与夏曾佑书云:“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指《訄书》《儒术真论》)示之,必当有索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④高傲之太炎先生如此“礼贤下士”,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严复的译著是其心悦诚服的关键。
回望晚清民初,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古文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长。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
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
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⑤,光绪二十五年正月(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罕有其匹。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再于头版“告白”: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询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下略) 昌言报馆代白。”
汪穰卿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的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携,耐人寻味。⑥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
这则“告白”,言简意赅,面面俱到,《天演论》文章之雄伯、西学之精义、时务之要书、科场之秘本、传播之广远尽收眼底。倘若熟悉严复研究史料,不难发现其中包容的丰富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重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象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綵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本馆告白”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環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⑦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炳堃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⑧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⑨因此,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⑩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它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11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12至于五十余年后钱钟书的著名剖析:“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
13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可谓慧眼明察,入木三分;但这是持今日之“纯
文学”观念的微观精妙阐释。问题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返回现场,虽然深刻,却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否则,钱先生令尊钱基博之语:“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14那就难以理喻了。换句话说,钱氏父子,一个是持“纯文学”观的微观之言,一个是以“杂文学”观的宏观而论。在我看来,两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
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严复、林纾以桐城古文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纶为师的结果。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俞樾、谭嗣同、梁启超、章士钊、柳亚子、于省吾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流。15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梁文之“报章”、柳文之“劲健”、章文之“逻辑”,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是被刘氏收入门下的严复,其“雄伯”之文也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16至于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根深蒂固,他可能觉得林纾以古文创作、翻译小说太出格,“有伤风化”;尽管其“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以看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其实,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17林纾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主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林纾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个人意见”,不足为凭。
由此,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 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则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惯。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
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18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19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20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21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22尽管四试不第,但天资聪慧的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当他无意科举,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奇”,一鸣惊人。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
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
林纾的情况比较单一,自幼熟读经史,尤好左史八家;七试春官,虽只得到举人身份,但就其对桐城古文的熟谙而言,当在严复之上。因此,他以古文译小说,自是轻车熟路,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将古文的“小说笔法”,“共振”与“转换”于小说翻译和创作之中。23虽然当时,以古文述逸闻趣事、写小说笑话颇有市场,好之者众,如俞樾这位经学大师也喜撰“笑话新雅”,24但文笔均不及林纾;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小说,更是“举世无双”;于是,“严林”并举,天下景从。
林纾将桐城古文“浅化”,翻译西洋小说,古朴顽艳,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闲情偶寄”的审美好尚。恽毓鼎“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云:“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25看来,不管林纾喜欢与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誉也一样得力于桐城文章。
与林纾译小说“耳受手追”、“运笔如风落霓转”之畅快淋漓相比,严复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则“一名之立,旬月蜘躇”,译文古奥尔雅。“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的遗训可谓至理名言。梁启超就曾提醒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26而严复对此的答复是:“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27这就“天机泄露”,严复用桐城文章翻译是专供“多读中国古书”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够转换士林风尚的“上层”读者;其“别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他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28由此看来,严复、林纾通过桐城文章来译述,显然,把翻译文体的“级别”提高了。
换句话说,倘用白话译述,不仅林译小说将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通俗读物,难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泰西”的严译学理,亦难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识文化群体的偏见。夫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值得认真思考。更有甚者,在当时,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扬的“魏晋文章”,也难堪此任,其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表述能力明显不及严译,因而其传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前述的几则“告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晋文章”译小说也不成功。阿英对此解释道:“周氏兄弟译本,完全用着深奥的古文,又系直译”,29“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诘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30平心而论,“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晋文章”高明,从“析理绵密”和“玄远深幽”上,“桐城家法”远逊“魏晋风度”;但以“清通”的实用性而言,“魏晋文章”则显然要甘拜下风。31倘若再去读一读严复、林纾的文字则更能加深理解: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
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天演论》开场白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
这种“音调铿锵”、清雅可诵的文字,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转换,确实能使读者“忘其为译”。仅此,就远非“枯涩”的“魏晋文章”所能代替。正如胡适所评:“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些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在当时,倘若不以这种“清通”的桐城文章来翻译,其译述文章便难以风行天下,更难以“移风易俗”;做“通”了桐城文章实在是译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别无他途。还是胡适说得好: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顺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谈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32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时至今日,我们重温胡适的评论,不能不敬佩其通达而精辟的学术眼光;适之先生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诸多深邃见解,如醇厚老酒,历久弥香。
四、 “场屋秘本”与“国文读本”
桐城文章作为译述的最佳工具,不仅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还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可能连严复、林纾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论》等“严译名著”一度成为“场屋秘本”和学堂教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竟成为当时青少年的“国文读本”。之所以如此,当然与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转变大有干系。“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有此“温床”,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而同时,科举制度也因时而变,八股取士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时务策论。山西士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就详细地记录了这期间科考“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种种情形。1899年印行的严复《天演论》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 33的科考时务策论的最佳“秘本”。因而前述“告白”云其为“西学通径时务要书”、“场屋秘本”,既是诚恳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实在的经验所得。吴玉章就明言:因为阅读了《天演论》,“1902年参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34不仅如此,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还广泛地被各地书院、学堂作为西学教科书使用。据王天根考索,直隶、关中、湖湘、江浙、上海、两广等地的书院、学堂,或在课堂讲授《天演论》,或作师生重点研读的人文读物。35无独有偶,胡适曾在《四十自述》里就描绘了上海澄衷学堂国文老师杨千里以《天演论》教学的动人场面:“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36
《天演论》通过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其实也不例外,尽管其不能进入科考和教学课堂,但却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着那时的青少
年的思想和好尚。郭沫若就称林琴南译的小说,是其童年时代嗜好的一种读物,感动得为之泪流满面,并对日后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37钱钟书也坦言:“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38两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说明“林译小说”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更有甚者,周作人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39据张俊才考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40施蛰存更以切身感受概括道:“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41由此看来,“林译小说”是在课堂之外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既提高了他们的国文水平,又使他们得以“睁眼看世界”。因此,其功效较《天演论》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桐城文章作为科考范文和学子读本并非自严、林始。前文已述桐城古文与科考时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将桐城文章作为学子读本实起于姚鼐,其编定的教科书《古文辞类篹》中就有27篇方苞、刘大櫆之文。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谦各自编定的《续古文辞类篹》则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诸家文章。问题是,桐城先贤之古文承载的是孔孟程朱之“义理”,清正雅洁;而严、林译述较之则显然有别。蔡元培曰:严复“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42严复也自云,他对“达恉”的种种经营,其实就是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达易“西儒”之“精理微言”43,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洁文字来承载西儒之“天演”思想。其滔滔雄辩、“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逻辑文”44,既规避了“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又在“辞章”上扩容了崇尚“醇厚老确”、“措语平淡”的桐城古文;而且,更在“义理”层面,将孔孟程朱替换成西儒思想。桐城文章成了严复的“达恉”的“借壳”。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学新旧学,既达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怀,轻易间难以体察,故其云“学我者病”。吴汝纶对此心有灵犀,他在阅读了严复《天演论》之后,赞为“高文雄笔”,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45欣然为之作序。但周作人在几十年后却对这篇序文“很奇怪”,认为吴汝纶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对此,鲁迅也有同感。46其实,周氏兄弟可能是给这篇序文的春秋笔法给蒙蔽了。作为桐城宗师的吴汝纶凭其学养和眼光,对严复的“义理”更替和“达恉”幽怀,岂能不“明察秋毫”?只是世风时运,桐城古文的扩容和新学的输入于国运有助;尽管气纵才露、其文闳肆的严复文章相对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纯粹,但吴汝纶此时既“吾恐西学不兴”47、又忧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48,因此,当“音调铿锵”的严复雄文横空出世,识时务的“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自然“感动”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纾以古文“笔述”西洋小说的情形,与严复大同小异。林译小说讴歌纯洁的爱情,鼓吹个性解放,乃至于热心实业,倡维新救国等,都为古旧桐城义理所不曾包容,与严译异曲同工。尤其是“收容量颇大的”小说语言,虽然“胎息史汉”,但不避新语、俗语、佻巧语,滑稽风趣,风流蕴藉;从“纯文学”观来看,已是典型的“小说家言”;与“雅洁”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远,确如钱钟书所言,
其文体已不是纯粹的古文了。49刘声木将林纾摒弃在桐城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但恰恰因为林纾用这种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译小说,使得青年学子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有意与无意之中,展现了古文的魅力,强化了桐城文章的影响。
有趣的是,严复“达恉”的幽怀与林纾笔述的风流并不仅仅“诉诸文字”,严、林由此生发的教育情怀亦颇为世人瞩目。1912年,清朝亡、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他带领师生同北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作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并藉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50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续,同时也为日后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导夫先路;严复此举,对北大、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取向之影响极为深远。桐城派所谓识见闳通,由严复上述言行而观,确实名不虚传。严复因此成为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而为中国学界所追怀和尊敬。林纾虽较其逊色。但他利用北大讲坛,在课堂上讲西洋小说可谓“前无古人”,石破天惊。蔡元培因此揶揄道:“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
51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由此看来,在课堂“指画”西洋小说,即使是新派人
物,在当时,亦视之为不雅不洁之事。林纾此举,颇有些“风流倜傥”。但正是这“惊世骇俗”的言行使西洋小说的传播更为广远,视其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实在是恰如其分。52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此乃“桐城家法”。然而,时移势易,桐城古文之“道统”与“文统”在中西方文化的异质碰撞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桐城文章因此颇有了些“现代气息”。严、林的译述尽管其初衷“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但时势的机遇,使其与教育发生了极其紧密的关联,成了青少年的精神食粮,深刻影响并改变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虽然桐城古文不再纯粹,但正因如此,桐城文章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传播,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晚清民初的新学传播与兴盛,的确无出其右,“善莫大焉”。
五、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严复对译述的谨严,人所激赏。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使严复认真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1894年10月,他去信长子严璩,曰:“我近来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53从此,以救亡保种为己任的严复,把翻译西学作为自己神圣的事业和使命。自1896年起,在十余年间,他独立翻译了十余部西方人文思想著作。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近世中国无出其右。不约而同的是,同乡林纾也视译述为“畏庐之实业”,1897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意外成功,激使他一发不可收拾,以“笔述”的奇特方式,耳受手追,二十年间翻译了246种西方文学作品(大半为小说),亦为旷世罕见。就新学而论,严复、林纾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一新世人之耳目”54;就旧学而言,严、林的译文是桐城文章,音调铿锵,深美可诵,“文章确实很好”55。由此得维新、守旧两派认同和激赏,当在情理之中。时势造英雄,晚清民初的文化大转型,造就了“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由其风行天下而引发的文化翻译浪潮,是中华文化更新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活水注入,中国二
千年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因此而得以形成。桐城文章经过严复、林纾的“扩容”和“更新”,似乎又一次地勃发生机;严、林也因借力于桐城文章的译述而称颂一时。
但“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引领的文化翻译和文化输入浪潮,既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人才,储备了条件;也为自己“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正是那些读着“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长大的五四健将,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严、林;更反戈一击,无情地打倒了桐城文章。对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56将桐城派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这是周氏的洞见,精辟之至;视桐城文人思想保守落后则是五四时期的学界共识,虽有时代的合理性,今天看来,却不无偏颇。严复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57。他持会通新旧、苞举中外的渐进文化观,反对那种“悉弃其旧,惟新之谋”的文化激进。曾云:“新学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58;“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59。这样的文化思想在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自然是跟不上潮流,人们尽可嘲笑其落伍老朽;但风平浪静,正如当今学人所评,乃一代哲人切合中国现实的深沉思考。60其价值和眼光,日显深邃。毛泽东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61之一,可谓严复之身后知己。殷海光在其晚年曾这样认为,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间一小段时间外,我们仍在严复已经辨明的方向上打转,有时甚或背离此方向,从而把是是非非越搅越乱。62林纾虽然谈不上思想系统,但其文化直觉与严复亦有不少类同,即使其守旧落后的文学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他对古文的强烈“卫道”,不免迂执悖时。“桐城盟友”对其“任气好辩”也“不以之为然。”63严复就曾直言:“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64但其“古文万无灭亡之理”的临终遗言,却在日后部分地应验了。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古诗文占其一半以上篇幅,而且大半要求背诵,可谓一证。遥想新旧交替的晚清民初,新中藏旧、旧中寓新的人物何止严复、林纾。旧派且不说,即便新派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公旧的等级意识也极强;在“革命气味”掩盖下的言辞中,“野小孩”、“婢”等旧式话语不时脱口而出,65其意识深处的旧色彩由此而暴露无遗。更有甚者,钱玄同一面高呼打倒“桐城谬种”,一面又给友人书信,私下认为小学生“最后还要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66。其对传统文化的“双面人”态度由此而昭然若揭。其实,身处晚清民初,各派人物表象上冲突激烈,似乎势不两立,而内在却是彼此渗透、交融、甚至重合。新旧杂揉可谓是那个时代人物的生命特征,几乎无一例外。陈寅恪就称自己的思想在湘乡和南皮之间,好生奇怪,却省人深思。
在我看来,严复、林纾之所以“跟不上潮流”,首先是他们固执己见,没有象梁任公那样,“跟着少年跑”;67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尊奉西学、倡扬科学的趋新时代,还试图旧瓶装新酒,以桐城文章承载日新月异之新学,并借此“固守古文壁垒”。这样,岂能不遭时代唾弃?尽管桐城文人的文化
教育眼光令人称道,吴汝纶、严复等就积极倡言废除科举,但他们没有预料道,废除科举对桐城文章而言可谓灭顶之灾。科举制废除,士大夫阶层土崩瓦解,喜好古雅之严、林译述的“文人雅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在代之而起的文言退场、白话兴盛之新文化教育体制下,畅达的白话则具有更大的语言表述优势。严、林译述的桐城文章未能再进一步,自然逐渐成了中下层读书人的阅读障碍。因此,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五四健将登高一呼“桐城谬种”,自然是应者云集、四方响应。熊十力曾云:“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8“道”变“文”当亦变。在这文章风气大变的时代,当严复的“达恉”、林纾的“笔述”被视为“胡译”、“乱译”,更被宣布为“死文字”之后,“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连同所有的桐城文章,放进博物馆,当作古董,自然就成了惟一的归宿。
要之,在历史的推移中,严复、林纾“扩容”和“更新”桐城古文,以其译述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引进西方文学观念和技法,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成为语文合一的阶梯;同时,又通过教育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借此不仅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辉煌,也大大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于中华文化而言,可谓功莫大焉。但桐城文章的文与道、义理与辞章其实合一,严、林的变革恰恰是自毁根基。新酒美味醉人,旧瓶累赘当弃。古雅的桐城文章不能“与时俱进”,自然是“老朽应当让位”69,黯然退场了。因此,桐城文章之于翻译,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这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温情回眸,惟有感叹:历史从来如此。
(作者: 安徽师大文学院副教授) ① 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四)P1150,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 ② 《与王子翔》,《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③ 《答张廉卿》,《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④ 《中国哲学》第6辑,P334-335。转引自孙应祥:《严复年谱》P14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 据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P23,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在这两则“告白”的中间还插有二则:一则言“情节变幻,译笔尤佳,现已印出。”一则言林纾将“板价”捐给福州蚕桑公学;已为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世界文学》1961年第10期)所述录,可参阅。此时尚“寒酸”的林纾如此慷慨,的确表现了其热忱而又深远的教育和实业情怀。
⑦ 《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曾广铨为曾国藩之孙、曾纪泽之子,亦为当时译界名角。同册还有代售谢芷汸“新印归槎丛刻七种”告白,仅言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谈”,可备一例。
⑧ 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P85,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1月。
⑨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P226,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⑩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光绪廿三年六月初十日、十月十五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1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P121-12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12 鲁迅曾言:“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见《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P4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作人曾言:“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见《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今人施蛰存也有相同言说。
1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P3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1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P136,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古文辞”乃古文之别称,姚鼐《古文辞类纂》可备一证。
15 参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
16 此观点乃笔者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飚先生讨论的结果。王先生曾语笔者曰:“刘声木将龚、谭、梁、章、柳收入桐城门下,昭示了桐城古文的泛化。”笔者深受启发。谨此向王飚先生致谢。
17 姚永概为林纾文集所作序言,苍凉悲壮,其与林纾相濡以沫、知己知音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证。
18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P90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P186,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20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P60,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21 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参阅皮后锋《严复大传》P8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
23 吴微《“小说笔法”:林纾古文与“林纾小说”的共振与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24 参见1899年前后的《时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纸,“新出俞曲园笑话新雅”之“告白”不时出现。
25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三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26 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一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
27 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七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 28 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29 阿英《翻译史话》《阿英全集》(五)P791-79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30 阿英《晚清小说史》P187,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
31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先生对此阐述深刻,可参阅。
3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3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4 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35 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 36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P7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7 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选集》第三卷P97-9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8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P23,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39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知堂文集》P10-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0 张俊才《林纾评传》P98,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41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42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五卷P104,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3《〈天演论〉译例言》“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4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P310,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
45 《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一卷,光绪三十年刻本(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P48-49,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对此鲁迅也有同感,其类似评论见《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P370-38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7《答严几道》《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二卷,光绪三十年刻本(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8 林纾:《畏庐续集·送姚叔节归桐城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49 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五、第六章对此有深入阐述,可参阅,此处不赘。北京:中华书 11
局2007年。
50 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1 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林纾在北大课堂上讲西洋小说,虽然蔡元培此文以虚拟语气出之,正话反说,但可认作事实。理由:1、蔡作为校长,理当熟悉各教师的教学情况,林纾此举肯定为其知晓;2、以蔡之人格绝无说谎之可能,且蔡文中列举的几种教员现象,皆件件坐实,蔡当然不会平白无故“虚讽”林纾;3、林纾性格燥烈,但回复此信时并未就此事反驳辩解,其实是默认。
52 参阅张俊才《林纾评传》第六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3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P779-78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4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P37,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55 鲁迅《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P4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P48,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
57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P56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8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学科为当务之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P28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9 严复《主客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P11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0 参阅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导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6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146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62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P294-298,香港:文艺书屋1976年。参阅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序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63 吴孟复《忆姚仲实先生》《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P541,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 64 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P69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5 新派人物亦新中藏旧。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P264—284,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66 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年7月28日),《胡适研究丛录》P238,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67 当然,任公先生并非盲目地跟着少年跑,譬如对诸少年“打倒孔家店”就不以为然,亦力言辩驳之。参阅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等文,《饮冰室合集》(4)(三十三)P60,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8 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
69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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