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复交四十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发布时间:2012-11-07 11:49 作者:冯昭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72次

内容提要：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本质，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入21世纪，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美国“重返亚洲”，阻碍了本来是亚洲国家的日本“重返亚洲”。钓鱼岛问题是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复交40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双管齐下”模式是推动中日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关键词：中日关系 美国因素 钓鱼岛问题 重返亚洲 日美关系 周期论

中日复交已有40年了。回顾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令人感到中日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第三国因素”，这就是“美国因素”。这个第三国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对华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对华关系”，是“在对美不平等条件下的对华关系”，是“在日美中三角形框架中发展的对华关系”。日本对华关系的这种“定位”，必然使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当然，从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因素来看，“美国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外因，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对外战略才是内因，日本往往为了推行其对外战略而对“美国因素”主动地加以利用甚至“放大”，从而呈现为“内因主导外因”和“外因主导内因”交错出现的局面。与此同时，也需看到日美关系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很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属于“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或“日本一面承认从属于美国的现实，一面争取对美平等地位”的矛盾，其实，“领导和被领导之间”长期的积怨与矛盾也是很深的。

一、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刘世龙通过对迄今200余年日美关系历史的深入研究，认为日美关系以1911年为界，经历了摇摆于平等(竞争)与不平等(合作)之间的两个周期。从1952年到1989年，日美关系处于“不平等时期”，两国关系的基调是“日本对美从属性合作”。本文讨论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美国因素，其本质正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从战后到1972年，中日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尽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运动日益高涨，但两国政府之间不仅没有交往，而且在岸信介、佐藤荣作这两届内阁期间陷入了对立的关系，其原因除去岸、佐藤本人的反华性格之外，也取决于当时美国敌视中国，严格控制日本政府不得发展对华关系，而日本政府即便面对广大国民强烈要求发展日中关系的呼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得在官方对华关系上步步追随美国疏远甚至敌视中国。1971年6月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美国将钓鱼岛也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尽管美国没有“深谋远虑”到钓鱼岛问题对于离间中日关系能够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但客观上就是将钓鱼岛纷争的“地雷”埋在了中日之间。

1971年，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考虑，通过基辛格秘密访华，走出了改善美中关系的第一步。1972年尼克松总统在不同日本商量甚至不事先告知日本的情况下突然访华，令日本产生羞辱感：美国一方面不允许日本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由总统越过日本亲自飞到中国，与中国发展关系，作为日本的同盟国美国此举也太不仗义了。为了回击美国的“越顶外交”，在1972年当选为首相的田中角荣冒着被极端反华的日本右翼分子暗算的风险，顺应日本广大国民要求恢复与中国邦交的强烈呼声，抢先美国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美国直到1979年才与中国建交。虽然田中首相同中国复交与美国欲改善对华关系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也可说是与美国全球战略“不谋而合”，但他“不听话”，未经美国“批准”抢先改善对华关系所体现的“自主外交”仍然令美国感到不快。加之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以后，田中角荣对美国更加“不听话”，积极开展自主的“资源外交”(历访主要石油产出国，甚至包括会见苏联领导人)，更是让美国恼怒。其后不久，田中首相就因为“洛克希德事件”而下台，其实是被美国整下台的。

20世纪80年代是中日关系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两国人民之间十分友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似乎美国也未对中日走得如此亲近有所不快。这是因为：(1)当时中日美“一条线”对付苏联“威胁”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发展符合美国全球战略利益；(2)中国改革开放主要就是向美欧日“西方”开放，日本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以及开展日中经济知识交流等促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3)当时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已成为美国最大经济竞争对手的日本，在80年代末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日本威胁论”盛行一时。

根据上述日美关系周期论，从1989年以后至今是日美“准平等时期”，两国关系的基调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从事实看，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日美失去了对付“共同威胁”苏联的战略需要，这对日美关系进入“准平等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90年代前半期日美发生的严重经济冲突，正是日美关系平等化的结果。然而，进入1995年以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在缓和与日本的经济摩擦、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努力为美日同盟寻找一个可能取代苏联的新的共同威胁，以作为维系美日同盟的新纽带。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美国渐渐意识到一个新的潜在竞争对手正在崛起，而日本经济则陷入了长期低迷，日益不被美国看做是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进入21世纪，正当美国开始“关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候，却被“9·11”恐怖袭击事件转移了注意力，接着陷入了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潭。与之相反，在2001年实现“入世”的中国却赢得了预计长达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前十年顺利发展。这十年期间，中美两国的国力此消彼长，使2010年终于从“反恐挂帅”和战争泥潭中得以脱身的美国更加感到需要防范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对其霸权地位的“威胁”。

“美国是个旧式霸权国，不愿放弃对日主导地位。日本要取得对美平等地位，就得与美国斗争。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拥有主导权的美国为避免与日本对立，将推动日本把矛头指向其亚洲邻国，通过成为与美国无异的推行强权政治的旧式国家，实现与美国的平等化。”“日本如果与美国一起推行霸权主义，就有可能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的马前卒。”这样，在1989年日美关系进入“准平等时期”后，两国关系不仅距“平等”依然甚远，而且反而使不平等有所加剧。这是因为日美关系周期论研究的是日美双边关系的演变规律，然而从90年代后半期以后，日美关系中有一个强大的“第三者”日益凸现，这就是“中国因素”或所谓“中国威胁”。正如日本学者所称：(1)日本在表面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门面，实质上仍然被美国占领着，是美国的战略根据地；(2)日本牺牲“民族自尊心”、忍受“被外国占领”的最大理由是为了对付“中国威胁”；(3)军事同盟不是“慈善事业”，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与美国在军事上对等的同盟国；(4)由于美军的驻留，日本的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可以保持在1%以下，从国家防卫的成本来说，这是很有效率的做法。这意味着被虚构为一种新的“威胁”的中国因素，导致进入“准平等时期”的日美关系依然很不平等。

21世纪头十年，日美关系的实际发展基本符合上述规律：除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以外，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没有偏离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尤其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约五年半期间(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日本对美关系达到了战后最佳状态，而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不友好。

二、美国“重返亚洲”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0年，美国高调宣称要“重返亚洲”，然而“脱亚”近一个半世纪、原本就身处亚洲的日本却未见其“重返”迹象。虽然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高调主张要实现“东亚共同体”大目标，显示出“重返亚洲”的真诚意愿，但他只做了八个半月首相，就因为处理不好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而辞职，实际上是被要“重返亚洲”的美国操弄日本“民意”赶下台的。此后上台的民主党“反小泽”派的菅直人、野田佳彦两届内阁，不但很少提“东亚共同体”，反而决定加入美国主导、与“东亚共同体”分道扬镳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显示出要在“脱亚”一条路上走到黑的决心。

美国“重返亚洲”或“战略东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利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吸取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活力，防范以中国为“领头羊”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美国霸权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削弱。但是，美国却不愿意让盟国日本同其一道“重返亚洲”，而且显示出美国越要“重返亚洲”，日本就越不能“重返亚洲”的意愿，或者要日本只能遵循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需要，在亚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支持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亚洲小国菲律宾、越南向中国叫板：表示要加入TPP；提出所谓“太平洋宪章”构想等等，显然，这是日本故意利用“美国因素”增强其在亚洲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推行“联菲、越等部分亚洲国家以达到制华目的”的战略，与日本的亚洲派政治家所主张的从“脱亚”到“返亚”、以亚洲国家团结为宗旨“重返亚洲”的初衷完全是南辕北辙。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日本在经济领域越来越融入亚洲，特别是2007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对象国。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的灾后复兴也亟须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合作，日本“重返亚洲”应该是其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亚洲人结束几百年来“先进欧洲、落后亚洲”噩梦、推动亚洲和平发展、实现“振兴亚洲”大目标的要求。

那么，日本能“重返亚洲”吗？这个事情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因为日本“重返亚洲”与美国“重返亚洲”的需要是相矛盾的，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走近。因为在美国看来，中日如果团结起来，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利益就会受到排挤和削弱。如前所述，早在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就在中日间埋下了“地雷”———钓鱼岛问题，致使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摩擦不断，无法走近，这恰恰是“符合美国想法的中日关系”。

既然美国不想让日本“重返亚洲”，日本就不能“重返”，因为日本至今仍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国家，“依然是一个被美国占领的国家”。2010年小泽一郎被指控《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以来，明眼人开始识穿在千方百计要打压小泽的势力背后，存在着一只美国操控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其后CIA的名字在日本媒体上频频曝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从日本的媒体到政界，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足以使美国让日本首相服服帖帖顺从美国指挥棒，美国要日本向西日本就不敢向东，哪位首相对美国“不够听话”，就会重蹈田中角荣、鸠山由纪夫的覆辙。显然，只要日本在日美同盟中仍处于被控制的从属地位，哪怕是像前首相鸠山那样仅仅是想让日美关系变得“平等”一些，让过于侧重美国的日本对外关系变得“平衡”一些，主张“日美关系很重要，日中关系也很重要”，就会因为冒犯了美国盟主而被迫下台。美国特别是CIA对日本的影响力之大，使长期同美国打交道的日本政治家和官僚即使对美国的专横跋扈有所不满也只好忍气吞声。

但是，围绕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日美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矛盾：首先就是前文所述“日本一面承认从属于美国的现实，一面争取对美平等地位”的矛盾；其次是美国借“返亚”加强对日本等盟国的控制与日本“一面接受被美国控制的现实，一面争取缓和美国对其控制”的矛盾；其三是日本看到中美战略对话无论在内容的充实上还是在对话的深度上都明显超过中日战略对话，因而不能不担心美国再次搞“越顶外交”而被“边缘化”，而美国则不肯明确表示为钓鱼岛问题而与中国兵戎相见、彻底摊牌的意愿。这实质上是格伦·H.斯奈德所称的同盟国相互之间存在着“被抛弃”和“受牵连”的矛盾，即结盟的国家经常担心盟友的背叛，包括没有依据盟约向己方提供应有的支持、解除盟约甚至与敌国结盟等(“抛弃”)，而结盟的另一方又害怕因盟友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冲突(“牵连”)。“为避免‘被抛弃’，就必须以行动取得盟友的信任，而这样做势必增加‘受牵连’的危险。为避免‘受牵连’，就必须与盟友保持距离，甚至在盟友与敌国发生冲突时不过深介入，但这样做又可能冒‘被抛弃’的风险。如果一国为增强自身安全感而强化同盟，那就可能引起敌国敌意的上升。可如果一国为避免引起敌国加深对它的敌意而选择弱化同盟，又可能事与愿违地纵容敌国的扩张意图。”

尽管日美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从日本目前受美国控制的处境来看，要日本“重返亚洲”确实很难，但从中长期看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这是因为随着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凝聚力日益增强，随着“中国威胁论”遭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铁的事实而不攻自破，随着日本国民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反应”逐渐缓解，随着日本“亚洲派”及植根于民众深处的和平、民主力量的顽强奋斗，随着中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性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日益上升，在历史上曾被鉴真和尚称为“有缘之国”(与佛法有缘，与中国有缘)的日本终将认识到“远亲不如近邻”，诚心诚意地踏上“重返亚洲”之路。

来源: 《日本学刊》 | 来源日期：2012年5月 | 责任编辑：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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