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志的兴起

中国杂志的兴起

1815年，基督教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读者的第一份杂志。它的创刊，宣告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报刊的肇始，也拉开了近代传媒业革命的序幕，同时，它也昭示了一个杂志中心时代的即将到来。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中国创办各种杂志，持续了几千年的古老中国舆论和文化上的沉寂和封闭从此被打破，中国面向世界的现代进程就此拉开了帷幕。从1815年到1861年，中国境内共有了8份这样的杂志。（1）这些杂志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刊载一些关于政治、科学、商业、文学和新闻等方面的内容。“西学”开始被介绍给中国人，在开阔了国人视野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参与报业活动的热情。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开始大量涌现。

我在这里描绘早期的报刊业时较多地使用了“杂志”这个概念，是因为中国的报刊业在初始阶段，报和刊并没有分家。许多以“报”命名的印刷品实际上绝大多数属于期刊，也就是杂志。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所改变，报和刊不但在名称上分家，而且在形式上也逐渐分开。报纸由原来的与期刊一样的书本式改为对开大报式，杂志则仍然采用书本形式。而早期经常出现的“统记传”、“丛报”、“丛谈”、“琐记”等，其实都是杂志的名称，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瀛寰琐记》、《中国丛报》等都是早期的杂志。

中国人自己投身报刊业，到1886年时，全国已经有44份杂志。（2）而中国近代期刊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也由此酝酿。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一大批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认识到传统的封建帝制已经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于是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也即维新变法开始了。维新变法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改良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而制度的变革，观念必须作为先导，报刊所具有的舆论宣传作用使它成为维新派首选的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阵地和武器。中国近代期刊的第一个高潮由于维新派的加入而迅速掀起。到1901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已经有124种报刊，（3）其中，杂志居大多数，因为维新派如康、梁等人所热心倡导下的许多报纸其实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杂志，只不过因为报纸和杂志直到1904年《东方杂志》创刊后才正式从名称到形式分家，因此，许多维新派的杂志都以“报”命名。戊戌变法前后重要的维新派杂志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表一）

（表一）戊戌变法前后重要的维新派杂志

与维新派掀起的第一次期刊高潮相呼应，当时的文人，主要是一些接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创办了多种杂志。这些杂志主要从振兴中国落后面貌出发以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介绍医学知识为主，兼有其他内容的《利济学堂报》和《新学报》，这两种杂志都是半月刊，《利济学堂报》是瑞安利济医院学堂1897年1月在浙江温州创办的杂志，《新学报》则是新学会及算学会于1897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杂志。这类杂志还有农学会1897年5月在上海创办的我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农学报》半月刊，上海蒙学报馆于1897年1月创办的教育类杂志《蒙学报》旬刊等。

从文学的发展来看，近代期刊的第一次高潮也带来了文学的一场革命。那就是小说进入杂志以及专门的小说杂志诞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爱国救亡的考虑而看到了或者说过分夸大了小说所具有的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启蒙功效。他们试图借助一种比单纯的枯燥的政治宣传和说教更为有效，也更为吸引民众兴趣的样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和宣传，小说于是首当其选，因为在他们看来：“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4）小说既然能够把持整个天下的人心风俗，于是，通过对小说的提倡和革新而革新整个社会人心也就变得不难理解。梁启超更是坚信：“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小说杂志在政治改良派也即后来文学上的“新小说”派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强调中诞生，并在二十世纪初得到繁荣。促使近代小说杂志诞生并繁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大量杂志在晚清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变化，那就是杂志及其刊载的内容一起，作为商品参加整个市场的流通，读者，也就是读书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不得不被考虑。小说的趣味性和它的消闲性为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所注意。如果说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主要是想借助小说的可读性，也就是趣味性来“发表区区政见”（6），从而注意到小说的趣味性和消闲功能的话。大量杂志刊载小说以及小说杂志的相继问世，则是由于创办人和编辑看到了小说进入杂志所具有的经济效益。再也没有比小说更为适合既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杂志对填充版面的需求，又能满足杂志出版商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了。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补充，那就是晚清小说杂志的创办虽然有考虑到小说的消闲娱乐功能的因素，但并不仅仅考虑小说的消闲和娱乐。这与民初为吸引读者而放弃文人社会责任的游戏艳情类杂志是截然不同的。

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可读性以及其所特有的在嬉笑怒骂中反映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方式，加上杂志传播的广泛，很快便激起了社会平民的阅读欲，小说的需求量急剧上升。这使部分本来依附于其他杂志的小说开始独立，小说杂志或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杂志大量创刊。从第一份中文文学杂志《瀛寰琐记》于1872年创刊至辛亥革命爆发，文学杂志多达几十种，仅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所介绍和收录的就有29种。而大量的以小说命名的杂志也相继出现。表二所收为1910年之前创办的小说杂志或刊载小说的杂志。

在近代杂志创办热潮中，非常值得一提的还有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所创办的杂志。辛亥前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先后创办了一大批杂志。他们的介入，很快便掀起了中国近代期刊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到革命爆发前后，国内外各种宣传革命的杂志共有一百多种。（7）其中以《民报》、《中国日报》等最为著名。而一大批各种内容的综合性杂志也随着一家家民营出版业的诞生而创办，如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便创办了多种杂志，有小说类的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以及法律类的《法政杂志》，教育类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当时的另一大书局中华书局也随后出于商业竞争目的创办了一系列内容相近的杂志，如《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等等。这一系列杂志的纷纷创刊，一方面宣告了一个杂志中心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以杂志为阵地进行了某种成功的示范。

杂志的兴起以及它在辛亥前后的蓬勃发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这就是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杂志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杂志生产能力的提高。在晚清以前，我国传统的书籍主要采用雕版印刷，并且形成了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系统。雕版印刷费时费力，再加上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大大阻碍了书籍的刊刻和流通。那时候，没有杂志，只有官方创办的“邸报”，而且它的流通面非常狭窄，普通人一般并没有机会看到它。到了清朝，随着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现代印刷出版技术也传到了中国。最早在中国筹建出版机构并创办杂志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马礼逊至马六甲筹建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并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他们最初使用的仍是雕版印刷，后来，为改进印刷技术，伦敦会派传教士赛谬尔·戴尔前往马六甲英华书院，专门负责铸造中文活字。1835年，另一传教士米怜到达马六甲印刷所，并于1838年发明了用钢冲压制造中文字模的方法。此后，马六甲印刷所就在戴尔字模的基础上用这种方法制造中文金属活字，并且还把原来的手工印刷改为机械印刷。现代机械印刷技术在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热情中进入中国，并直接作用于杂志和书籍的生产。紧接着，传教士汤姆斯为了印制马礼逊编写的《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分又在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专门刻制了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随着这最早的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的诞生，汉字的印刷和排版技术显著提高。1858年，威廉·姜别利被派往宁波主持美国长老会所办花华圣经书房的工作。他在此发明了用电解法铸造汉文字模的方法和汉字字盘。1860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到上海，改名美华书馆。中国境内第一批采用机械印刷的出版机构诞生。这为后来中国人自己创办印刷出版机构不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人的领域都打下了基础。商务印书馆等在十九世纪末的诞生，在技术上就直接继承了当时已得到相当发展的铅印技术。从人的因素来看，中国最早的一批出版家，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等都是在外国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且从西人所办的捷报馆得到印刷技术和经营方面的启蒙。铅印技术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推广和使用，杂志和书籍的生产方式也由作坊式转向大规模的批量生产，生产率迅速提高，这在物的层面上为杂志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晚清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是杂志兴起的又一原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彻底改变的同时，也将救亡和启蒙的重任摆在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面前。而中国文人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又使当时的士大夫及文人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这一重任。杂志在知识分子对

民众的启蒙宣传中兴起并走向繁荣。中国近代期刊的两次高潮都与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变革的两次努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体现了杂志在中国出现时的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始终和政治制度变革以及舆论宣传的需要分不开。不管是梁启超、康有为还是后来的孙中山，他们选中杂志作为发动民众的舆论宣传工具，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新式的传媒方式所具有的广泛、快捷、易为大众接受的特点。大批文学杂志和专门的小说杂志的产生，则是近代社会对舆论载体需求中的一个副产品。到后来，随着知识分子政治变革热情的消退，文学杂志和小说杂志以及大量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杂志逐渐成为杂志的主要种类，并且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近代小说进行文体变革的实验场，也是小说这一文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契机。而以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法政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其他出版机构的《良友画报》、《音乐小杂志》、《中国实业杂志》等为代表的一批杂志的创办，也从多个方面促进了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从人的方面来说，近代教育的发展为杂志的兴起做了主体方面的准备。随着西学的输入和国内新学的兴起，传统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改变，科举入仕不再是文人唯一的选择。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在日本或欧美接受过新式教育，这使他们勇于接受新事物，但传统的中国教育也在他们身上刻下了很深的烙印，他们虽然大都人在江湖，却依然心怀救国救民、报效祖国的热肠。外国传教士利用报刊传教的举措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使他们发现了报刊所特有的宣传功能，第一批报人诞生了。与此同时，从十九世纪末就逐渐兴起的新学也为他们的杂志或报纸培养了一批习惯于从报章杂志中寻找信息的读者。杂志作为一种传媒所必须具备的主体方面的两个因素产生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则将更多的文人推到了杂志业的队伍，文人们在科举路绝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入市场，靠自己的笔墨赚钱。稿酬制度的逐渐完善加速了职业编辑和职业作家的产生，卖文为生，从事报刊业不再被认为是可耻可羞，有辱身份的事情，而成了一种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职业。杂志在此情况下的繁荣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作为一种传媒手段，杂志是直接面向市场、指向受众的一种产品。近代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发展，使市民成为占城市人口多数的一个阶层。新兴的市民阶层既不同于士大夫阶层，与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存在文化层次上的区别，但他们又不象传统的农民那样，很少识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受过初级教育的人。这使他们有自己既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杂志在出现的最初阶段主要面向城市发行，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就主要面向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发行。这使得杂志从业人员不得不首先考虑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兴趣。近代期刊发展高潮中出现的许多杂志，如《商务报》、《中国实业杂志》月刊等都是适应市民读者的需求和口味而创办的杂志。至于大多数小说杂志的创刊，更是离不开市民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因为，如果按当时杂志业的第一批倡导人的估计：“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8）小说市场的主要读者是占当时人口大多数的市民。市民读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而成了杂志的主要消费群。他们在促使杂志向着白话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以供求的方式成为杂志的销售对象，杂志因为消费群的增加而日趋繁荣。

注释：

（1） 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国闻周报》4卷5号（1927年）中记有：“据《时

事新报》记载，由嘉庆二十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

（2）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79页中表四的说明材料（2），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这里的数据是根据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中

所提供的数字统计而来。

（4） （5） （6） （7） （8）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一号。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康有为《识语》，1897年上海大同译书局版《日本书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