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阶层分析

中国精英阶层分析中国精英阶层分析

──强势群体、弱视群体、中产阶级

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

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提供全程服务的买办官僚。

三、由官员、企业名流和知识精英联合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

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它是以侵害人民利益为生存基础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牺牲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来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诸候经济”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削弱了民营经济，权贵资本垄断专营利益上死死咬住，使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草根族、在一个“坏市场”上苦苦挣扎。

利益集团的出现：代表权力资本4500万中央、地方官员，代表经济资本440万企业精英，代表知识资本700万知识分子，其中至少主流代表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倾向於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已日渐成熟。

假若垄断资本、买办资本、国际资本与精英联手，能产生出一个新兴强大的资产阶级，那是中国一大幸事。而权贵集团的成熟，利用过渡期混乱的经济形势，秘密拆分国有资产,那就是中国的灾难。胡鞍钢警告说，中国的行政性垄断，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的制度性瓶颈。胡认为，中国由於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国有化，在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形成了行政性垄断。这种垄断带来的直接後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利用行政性垄断造就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五大明显特徵，其具体包括：

1、既得利益集团具有自利动机，谋求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最大化；

2、它属於分利集团，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尽管其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非常巨大；

3、既得利益集团有排他性，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强化其垄断地位；

4、它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制造所谓的“政府失效”。政府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将首先反对，并千方百计影响决策层，拖延改革。这也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成为计划经济“最後堡垒”的政治原因；

5、既得利益还具有刚性，其绝对利益必须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必须上升不能下降。

上述特徵决定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反对新加入者和竞争者，妨碍新的投资扩大，也损害消费者福利，妨碍新的需求扩张。胡鞍钢表示，目前中国改革的难点与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他提出，特殊利益集团改革应遵循三个原则：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中新社9月9日电)

出现权贵资本

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340倍，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已有3000多万家，去年的年产值５万亿元人民币，最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２０万家，各项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在

３０％以上，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2001年90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超过了国营企业就业的4600万人，成为仅次於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就业社会稳定的主渠道之一。说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有人则不承认他们已然成为一个“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企业的产权（掌握著生产资料），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关糸，又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管有无有形的组织，他们分属於不同的利益集团，工人属弱势集团。国企领导者比民营私营业主更强势,他们靠经济资本支持联合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构成强势集团。他们拥有很多代言人和“著名经济学家”，又有许多媒体不断地向他们献媚。党和政府内的一些官员，已然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资本权贵的“组织系统”之发达，以及他们拥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以前的资本家。（天元数据）

国企、政府机构已成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

据调查，今年1-5月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已占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89%。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企业”案件多，即垄断行业、热门行业、亏损企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1998年以来，南京市供电、邮政、民航等垄断行业和热门行业共立案查处101件。亏损企业发案数占国有企业发案总数的60%以上。国企、政府机构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所占比重加大，窝串案增多，“一把手”犯罪增多。1998年至2000年，共查处大要案涉案人员141人，其中，企业“一把手”犯罪64人。

资金外逃

愈是富有愈是高层人士,愈有权愈有钱的精英，不安全感愈强，离散情绪愈大。高层预期紊乱和离散情绪，导致了超短期效益，促使银企人士丧失信心疯狂侵吞国有资产。肆意弱化中央政权，并弱化民族主权。中国高官可能是全球化的先锋，包括资金抽逃，子女出国、永久身份等等。富人权贵离散导致整个中层信心崩溃。大量的资金外逃会导致一个国家破产。（中新社视点2001-1南雁）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外逃资金的数额在持续上涨。1997年是364、74亿美元，1988年是386、37亿美元，1999年稍有好转，为238、3亿美元。但2000年却猛增到480亿美元，同期的外商对中国投资才40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於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後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陈春明教授在了解到中国外逃资金的金额时做出的反应是：“480亿真的是很可怕，很大的数字。”央行金融所秦池江认为，资金外逃有多种因素，如一部分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心存疑虑；腐败分子、走私集团转移资金等。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内地经济体制不健全，管理强度弱。外逃资金巨大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天元数据）

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说，涉及中国的最重要几个问题。引文有点长，看看很有意思。张五常重点谈的是--1、明晰产权。2、腐败问题。3、知识分子问题。

“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一种是以明晰的产权来界定权利。但中间还有一种，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这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笑声）我带他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省长说，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掌声）弗里德曼哑口无言（笑声）。我当然知道答案了，很明显嘛，

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声点评：反腐已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反垄断、反朋党”只是攻击、剪除异己的一种策略，高喊“反腐败”的人中，也难脱腐败干糸，所以最终使“反腐败”沦为了一种政治表演。）

张五常批评内地年青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产权不重要，搞所谓生产函数，英文"ProductionFunction"。你说生产函数能解释经济繁荣吗？产权就可以！为什么今天这 多学者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许多经济学家是很蠢的嘛！（笑声、掌声）很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架构。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也不是数学游戏，而是解释世界的现象。一定要先有一个现象，然後才去解释，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 样的。现在的博奕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那些小年青，像杨小凯这样的人才，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这超那，是对什 现象超出来啊？他们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他们是坐在象牙塔里，很多数学，很多博奕理论，没什么内容。最蠢的学者就是解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他们解释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天元数据）

张五常以为中国最重要有三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特权阶层维护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几个行业都给堵塞住了，一个就是金融。不开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这 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话。刚才我跟你们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中国没有金融中心，不开放金融，怎 可能搞商学院？

第二个问题，要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已经转了很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这很容易嘛，取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拿著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然後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场自然会搞掂。也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会增加，只要不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突然之间那个5岁大的皇帝，听了宰相的劝说，在一纸法令上签了个名，日本的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农民无事可干，大量涌入城市，政府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要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的时期。香港也是一个例子，解放後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时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有深圳，20年来，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政府千万不要管它（笑声、掌声）。

第三个问题，要发挥中国最大的长处。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人力资源。中国人努力、勤劳、物美价廉（笑声）。脑力也厉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脑力就很厉害。怎 发挥这个长处？取消海关吧！随他自由进出口。中国人哪里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跟老外竞争，政府为什么要绑著我们的手脚？保护我们就等於绑著我们的手脚，那叫我们怎 去竞争？我认为根本不需要保护，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国绝对开放，取消所有的进出口管制，与外国直接公平竞争，完全不需要什么世贸组织。中国人怎 可能输？不可能的！”（长时间的掌声）（天元数据）

肖伟才称，中国急需调整阶层利益。贫富差距的加大，是造成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10多年来，农民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的怨气愈来愈大。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被誉为“老大哥”。然而，随著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完善，在转轨时期国企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市场的情况，许多工人不得不下岗。有的工人在生活上还不如农民，他们当然有怨言。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并不比过去强到哪里去。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们一辈子的收入在北京还买不起一座别墅，同大款比起来，更是个可怜的穷人。商人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新崛起的富人阶层。他们靠著勤劳与智慧踏上了富裕之路。最近10年来，许多商人感到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面对著消费不旺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商业，恶劣的竞争环境和有关部门的吃拿卡要，商人们也有一肚子苦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公务员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阶层──官僚阶层。这部分人寄生於权利之上，怀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利用手中的权利，疯狂地为己掠财。他们本应感谢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部分人永远不能满足私欲，这部分人是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享受著特权，却又不满足於特权。他们憎恨比他们更贪的大官，有时还把这种情绪发泄到社会上。吴敬琏指出：中国的确面临著“度大关”的关口，如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出大问题。（联

合早报6-15）

3月我给公安部门做的《黑社会分析》报告，5月给民政部减灾司做的《草根族》分析报告，我就一直在想：谁为穷人说话。顺便说一句：本文是只做实证分析，不做道德判断，科学本身是不涉及终极关怀。

“草根族”---弱势群体

边缘人、弱势群体，最近被冠以法国大革命的词─“草根阶层“。边缘人，以前社会学单指民工，从生活形态上，他们即不属於农民，又不属於工人，即不属於乡村，又不属於城市，无钱无权无势无望无地位无知识，彻头彻尾的超三无人员。

不断增多的“下岗”的城市失业大军，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办统计失业率达9、36%，2000年已过10、1%。2001年3月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於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将危胁社会稳定。按国际惯例，基尼糸数一旦超过0、43，将会危胁社会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发生的一些地方事件：2000年7月6日，山东安丘3000农民闹事！2000年8月23日，江西2万农民暴动！2000年7月23日，贵州六盘水2万煤矿、铁路工人闹事！2000年7月25日，湖北黄石800矿工闹事！2000年12月河北山东3万回汉民冲突。2001年8月25日吉林1万下岗工人趴铁路，1米1个。16军出动，最後以发放费用遣散了事。2001年9月9日400名郑州工人代表怀念毛主席逝世25周年，造成在金水路立交桥边，8只警犬几百警察与百名工人对视的奇观。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加剧：新的暴富阶层高高在上，而一个广泛的的中产阶级具体存在和影响力还存争议。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则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工人、农民，他们完全没有利益诉求的渠道，由於教育费用的昂贵，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这一群体的边缘地位更加无望。“草根族”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权力圈、财富圈、话语圈之外的大多数人，“垃圾文化”的泛滥（伪科学、伪幸福），象鸦片一样使大众转移矛盾，是对不公正的反抗和替代。“草根族”只是庆幸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 倒霉──受警匪恶霸敲诈者、上访者、自焚者之类。他们也许不忧愤，因为他们无力关注宏观的现实。他们需要利益诉求，需要反映渠道，他们不仅没有接近高层的可能，连接触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都很少。

何清涟在《中国社会结构总体分析》中说：“宪法上规定处於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於“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於边缘状态。”中国已出现了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共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於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197起下岗（下岗这一类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职工犯罪的调查分析表明，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群体，必须引起社会高度注意。该文作者总结出待岗职工犯罪的五大特点：

1、犯罪类型，主要侧重於谋财型犯罪，在197起犯罪案件中，盗窃60起，抢劫24起，诈骗12起，敲诈勒索9起，贩毒5起，强买强卖的流氓犯罪26起，强迫、容留、组织、协助他人卖淫九起，共计145起，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比率的70、2%。这种恶意谋利型犯罪显然与下岗後失去经济来源有直接关系。

2、下岗後一至两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职工中尤其突出。

3、犯罪主体以男性青工为主。在此次分析中，35岁以下青工犯罪人数162人，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人数的80、7%，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4、下岗前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文化程度讲，下岗工人的文化程度比农民要

高，但仍然无法适应社会要求。

5、参与团伙作案比重高。由於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联性，下岗工人比农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团伙。在这179起案件中，有1/4以上的人介入团伙犯罪，并有10多名为首犯。

绝望者不是为了谋生而犯罪，大多数为了发财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2000年抢银行及运钞车，成了现阶段犯罪热点。黑帮不是天生的，大多是从亚文化群走上黑道的。随著中国社会大分化的加剧，一些主流社会的人也被无情的抛出来，他们即不属社会底层，又不属於社会主流，但都属於低收入群体，迅速被边缘化了。经济学家叫他们“弱势群体”──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大批离退休干部、失权官员、不得志的军人、投机末遂知识分子、再加失宠专家。学者自然轻视没学历的下人，中产者习惯远离那些好斗的穷人，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接触穷人的。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如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与农村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性失业将是这一代人（主要是老三届与新三届）必须面临的问题，因为这种状况与中国人口结构及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密切相关。入世後，人才需求将发生变化，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层次明显提高，高层复合型人才将成为服务业的热点，人力资源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配置。国内企业要与国际竞争、接轨，也要按照国际化标准运作。服务业吸收外资的绝对值和比率将明显提高，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较大增加。中国白领与“洋打工”的竞争。失业大军也趋向“年轻化、知识化”，结构性失业将发生变化。

老大哥被失业吓破了胆，草根族只好用民谣来述求无奈：“富了海边，肥了摆摊，穷了农民，苦了下岗，美了当官。”一些学者所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边际渗透”让全民受益，公平与效率，优先选择效率，听来冠冕堂皇，这种人为制造贫富差踞世界少见。专家学者们想想，这是侃山吗，这纯粹是玩火。社会发展若以牺牲穷人的尊严和人生为代价，里边就蕴含著深深的不公平，应该给人民以生存的可能。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深层的原因，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公正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正是各种是非判断的参照糸，没有了公正，就没有是非感。当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感到社会严重的不公正时，人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要反抗，有人会针贬时弊，有人则铤而走险，有人就会遁入空门，有人会犯神经病，当然背不住有人只是溜溜公园练练功。2001年2月18日本是“吉利”日，武汉当天因生活贫困跳江自杀的竟多达6人。

哈佛大学魏尚进说腐败加重城乡贫困，穷人缺少贿赂官员的手段，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较少，饱受腐败之苦，穷人享受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投资项目也较少向扶贫倾斜，穷人可能面临较高税收，在出卖农产品时处於不利的地位，又无法靠小企业来摆脱贫困。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踞，加重了贫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穷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穷人投资风险，使税收体制服务於有钱有势者，使社会保障脱离了目标，政府的政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人民需要公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胡鞍钢指出，２１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失业，政府必须把创造就业作为核心政策目标。

温铁军观点则更鲜明：中国基本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这是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於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於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占70%的9亿农业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一切围绕效率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因此在耕地问题上，我从来强调，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基本的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但这只可能在一个十分久远的未来才有条件。

茅於轼说：萨缪尔森在１９９７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一句话 “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

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 ，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２０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２％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萨缪尔森的这段话说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认为关键问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於政治与信仰。我们应该力图避免战争 什么是当前最现实的战争危险？恐怕不在国家和民族之外，而在中国人之间 要防止社会动乱 动乱的原因是什么？不大可能是吃不上饭，而是社会公正 要避免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其实就是计划经济 如果在这几方面不出问题，我国的经济不用管它，也会有相当高的增长速度 如果他的话不错，我们考虑的重点就不再是什么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不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而应该转移到更大的战略问题，要用全力解决社会公正和收入分配问题，并且要防止计划经济的复辟 即使他的话不全对，他的提醒也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何新说：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目前还有那 多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於城市就业空间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也成问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还在叫好，真荒唐！失业问题，将是今後几年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扉页上指出“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时期”。那 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於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社会愈来愈不安全，有目共睹。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何新说：人似乎忘记了历史。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股力量。这支社会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发源地。这支社会力量，主要是从农村过剩人口与城镇无业人口中释放出来的。由於这支力量的文明教育素质之低劣，当务之急，如何使亚文化群发育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防止他成为一种破坏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中并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又是最为可怕政治力量。但这个问题，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当局和公众足够的注意。

杨帆讲：如果腐败的趋势，国家机关膨胀的趋势，政府不当干预趋势，企业自身垄断的趋势，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旗下得不到扼止，当然是系统化的剥夺，最後要剥夺到最底层人身上。问题在於，最底层的农民也是人，他们虽然文化低，素质低，不懂法律，但出於本能，也不情愿为社会牺牲。他们也知道城里的花天酒地，也会采取同样的不择手段暴富原则。至於他们用什么手段，能干些什么，倒不重要，反正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不能从正面抑制腐败，行使社会职能，那 就会有黑社会的横行，一直搞到有钱人有权人也惶惶不安的程度。

李慎之认为：中国有一个影子社会，在正统儒家文化的身後，还始终伴随著岳王忠义文化，在江浙、广东、福建及东南亚，岳王庙赛过夫子庙，儒家所推崇的礼孝文化和岳家的忠义文化并行发展，这一点从来被学者们所忽视。成为几千年来的农民社会的精神支柱，在中国传统民间帮会的复苏中起到支撑力量，在历代农民起义和暴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科院国情中心康小光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身无分文却要替於行道的人层出不穷，立志出人头地改朝换代的平民百姓从来不乏其人，野心勃勃胆大包天的草莽英雄更是屡见不鲜。”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康小光指出：90年代先後，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种气功组织，也许是斗争哲学替代，也许是鸦片，也许是对理想的绝望，也许是寻找宣泄渠道，全社会几乎不约而同爆发过一场特异功能的大合唱。可好景不常，政府突然想起来，万一他们形成组织怎 办？“在一个封闭体制中，非政治性组织具有衍生发展政治功能的强烈冲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地要转变成政治性组织。”昔日的白领贵族，失去资本支持和权力保护，断了进身的仕途，也绝了发财的念想；但不可小视他们是、、、的过来人，熟悉党内的权术，具有几十年丰富斗争经验。

不论从谋略上还是斗争艺术上讲，他们在水平上远远超过、、功军师、黑社会马仔。即然，不能兼济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那你叫他怎 活。一旦破落贵族和游方术士的落草，给“草根阶层”带来了重要人力资源，“草根”就今非昔比了，接下来也寻求政治化和全球化的路径。谁轻视“草根族”，天真地认为他们真是“弱势群体”，那就错了，“草根阶层”攻击性极强，一点火星就冒烟。

2001年3月朱总理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古人云，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民生问题，受到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协商机关更加务实、更加切实的关注。

无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标准，还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要革除政治生活中的不健康风气，树立务实的、关注民生的政治风气。

中国精英--中产阶级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在逃犯，投机家、大款、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精英傍上权力资本，傍上国际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社会地位飞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层面则基本不动，一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重要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很弱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成了一大问号。

当前冲突是：靠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不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精英统治还剩下什么？靠权力加资本。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权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10多年无视牺牲弱势群体“草根”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尚若专家、学人仍无视“草根”生存状态，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脆化状态，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不稳定因素最後聚焦在--腐败与暴力上。10多年无视“草根”的利益牺牲弱势群体，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学人放弃社会的责任後，最终恶果就会降临。精英和媒体不顾一切的给富人脸上贴金，“中国有多少百万富翁，中国有多少亿万富豪，中国多少富人的排行榜。”

谁为穷人说话？中国精英已演变成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精英是自1900年以来100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是向下的，20世末，知识分子眼睛全都冲上了，假如中国精英全都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干粹就想当富爸，那 穷人也会把权贵精英们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清华李强分析，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和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天元数据）

爆炸、沉船、翻车、塌楼、断桥、火灾、抢劫、绑架，接二连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过：高度腐败导致高发事故，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的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屡见不鲜，恐怖活动开始冒头。假如中国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国的事故及犯罪率会降低93%。

经济学家说寻租说了若干年，啥是“寻租”，草民搞不清楚。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经济学》认为：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大於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定为--寻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干粹就把垄断与偷窃类比，形成垄断的活动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对垄断的指控，面临庞大的律师和法律程序。而持续谈判花费也非常大，因为稀缺资源的独特性质，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建立和挤入垄断活动中。

成功的垄断者明白：赢家有所得，输家有所失。收入转移不是直接带来的福利损失，而是收入转移引发人们竭力获取或阻止这种转移。我们预见：为争夺这种转移的“浪费”性投入也必定非常大，以至无法测算垄断的社会成本。偷窃本身是一种转移，没有福利成本。偷窃的社会成本是防偷窃私人保护和警察保护的公共投资之合。只要存在偷窃活动，就会有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实际相互抵消不增加任何产出的活动。每一次成功的银行劫案将激发窃贼更加倍努力，银行增大保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会成本非常之大。

格雷欣法则逆向流动是劣币趋逐良币，政治层面上是劣绅趋逐良绅，社会层面上刁民趋逐良民。民谣说，“官员不坏，提拔不快，官员不贪，就地罢官,官员不黑，立即升天。”腐败与暴力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总是时机已逝、完全失控的时候，人们才匆匆忙忙地想起“改革”了。政治体制改革愈迟，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将愈大。反腐败最终要靠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加大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政法委、特别稽查），反腐败已变成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大干会使体制面临综合政治风险。近10年来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地，决策者总是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完全可以搞特区试点，一减少政治风险，二减少社会成本和财政压力，三为全国制度改革创造适度空间。特区的成功也将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费正清50年前说过，、、、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如何保持他庞大的文官糸统的廉洁。中国遇到腐败最疯狂的内部进攻和外部挑战。

中央党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对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腐败”为第一严重问题的人占比例为24、2%。选择“社会治安”17、2%，“失业下岗”“收入差距加大”8、6%,人数与1999年相比呈上升趋势。胡鞍钢在高级党校27期全国市长班调查,对来自全国的56名地县级市长，就社会稳定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与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的1999年《城市居民社会稳定状况跟踪调查》，（样本1500）。比较分析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市长与公众是处於两个不同角度看问题，市长的认为排序，第1是失业，第2是腐败。公众认为的排序是，第1是腐败，第2是失业。不论从那个角度看，腐败和失业都成为影响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90%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不稳定、很不稳定时期。其中认为社会不稳定时期的人占78、2%；认为很不稳定时期的占10、9%；有10、9%的人认为我国仍然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已然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社会稳定的标志是民心稳定，民心稳定在於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满意程度的高低，即改革发展应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由於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调查对象接近50%的人不满意，在计委社发所调查报告中，约有43%的人对自己生活水平不满意。有75%的市长反映所在地区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或越来越差。认为所在地区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的占65、4%，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占9、6%，约有25%的人认为所在地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地方市长多数认为在惩治腐败方面上没有显著成绩。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6%；认为不显著的为21、4%；只有12、5%的人认为是显著的。在计委社发所的调查中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进展显著的占5、8%；较显著的占26、2%；没变化的占22、6；较不显著25、2%；不显著的为20、2%，後三项合计为68、0%。3月22日检察日报公布了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样本600）──答卷中有40、75％的人认为，“腐败问题”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第二位的是“职工下岗”占23、58％；第三位是“收入分配不公”，占21 67％；第四位是“社会治安”，占9 92％。老百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充分说明了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

3月18日，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举办，“十五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政策高级研讨会”，集合了200多名主流专家就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矛盾和问题，主流专家意见为：1、产业结构不合理、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3、科技比较落後、4、企业整体素质差，5、竞争力不高、6、就业压力加大、7、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8、收入差距拉大、9、体制性障碍突出、10、贪污腐化比较严重等等。显然，体制内专家对重大问题识别与平民、市长在认识是有差别的。在目标识

别存在重大分歧，在决策判断上必然不一致。非主流专家选择十大问题的排序，1、官员腐败，2、学人作伪（不亚於官员腐败），3、弱势群体，4、三农问题，5、黑社会与黑经济，6、女性犯罪，

7、市场化及公共产品，8、坏账，9、市民化和民主，10、全球化。现代经济问题则排到次要地位，传统问题在现代化的呼唤下复苏抬头，是建国50年来从没有遇见的新怪物。中国最大问题：是现化化唤醒的传统力量全面复苏。

据布尔迪厄的说法，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精英处於大动荡大分化时代，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比，他们善於表演，容易动摇，很容易受利益所诱惑，更容易被收买。留美学者程晓农（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一文中剖析了中国知识精英“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於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韩晓萱说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常做的三件事情：一、坐而论道。二、争论伪问题，三、为当权者献策。北大陈平说：经济和学术多元化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多元社会的特点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需要制衡和妥协。学者可以公开地为利益集团发言而无须掩饰。学人精英毫无掩饰为利益集团服务，招致内外部的质议也就愈来愈多，精英包括经济学家的声誉也愈来愈低。

精英在极力妖魔化草根并仇视工农大众。一些政治、文化精英以及主流媒体，怀著对文革的恐惧仇视工农大众，建国後及文革中知识分子曾被妖魔化多年，精英对亚文化的总体判断，认为亚文化的破坏性远大於建设性，并没超出自古的“暴民、贼匪”之说。改革开放长期忽视牺牲工农利益，从决策上向利益集团靠拢。精英“通往被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的警句，却变成知识分子的一个理论怪圈和眼睁睁的陷阱，他们常依附於某一个阶级，常被权贵所利用，为“御用”，或“帮闲”。他们还不构成经济上的实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以知识为中介交换，从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斗士，却吸著外国资本的奶，摇身一变好像就成了高官权贵一样。

哈贝马斯访华，感到中国精英有为利益集团辩护的倾向。（天元数据）中国精英们经常对无良现象、不法行为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旦有机会，他们马上就可取而代之，他们比官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做不成“御用”，也干不了“帮闲”的精英，□首穷经在忙啊在写啊，我偶尔看到梁漱溟在民国36年在河北定州所做的“乡治”实验报告，与1997年以来民政部大搞的村民直选别无二致，何清涟女士在《历史的鬼吊》中说，民国33年的安徽教育厅档案中有些关宪政的论文，跟90年代精英们大谈民主威权何其相似，几乎没有历史空间的阻隔，旦历史的链条生生中断了50年，知识分子在做重复劳动，丝毫不知前人的努力，也就无所谓继成、创新和超越。

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本身就倾向於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走同一条道，方向略有不同。双方的符号糸统也很相似，信息传播学上叫“准文官糸统”。中国教育功能为学人当官做了长期的准备，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之说。清华教授孙立平说：“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於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

信仰是一种终极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需求。５０－６０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20年来被颠覆的最彻底最体无完肤的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20多年没有信仰，构成价值观的幸福观、英雄观和生活观全面向传统复归，幸福观变成了福禄寿，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著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不一而足。人类历史上对精神追求--古希腊求真、求美，古希伯莱坚持信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爱精神，都变得越发遥远。没有信仰，社会就失去规范，不规范导致不巫，不巫导致冲突不断。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广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公安大学靳高风认为：失去信仰，建设法

制社会可谓“蜀道之难”。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的混淆，价值观预期的紊乱，使社会无序和文明衰退。当官场腐败发展到狰狞的地步，学人作伪泛滥（评职称、出书），高考做弊（买文凭）肆无忌惮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教育和法律和双重失控。教育的目的是防止预期紊乱，防止穷人不满意和富人的不知足。教育从广意上讲，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贫穷，二是防止犯罪。而现实社会中教育成了脱贫致富的唯一手段。

学人大分化早已发生，80年代的精英以虚幻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从人文关怀、忧患意识、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当代学人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观点也在大分化。经过1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语境也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寻找最佳路径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这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无耐。学人追求名利，为官、经商、再不济也得跟著媒体瞎起哄，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智囊要 接近权力，要 接近资本，接近“草根”能捞到屁！知识分子分化的越来越快，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昔日的同道可能会成为宿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後，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顾炎武当年说：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

学术、思想和政治遵循的是不同游戏规则，凡是自栩时代领袖权威，想引起新闻炒作的人，不是卖假货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歪理邪说。汤恩比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希望就寄托在敢於和耐於孤独者的身上。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