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

　　[摘要]体现在遵义会议中的民主团结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遵义会议是集体领导对独断专行的胜利；遵义会议是通过民主酝酿来争取多数人支持的绝好范例；遵义会议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的成功典范；遵义会议留下了注重党内团结，不打击报复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遵义会议 民主团结 精神内涵 　　近年来，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内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石仲泉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1]p100徐静认为：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2]p35。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笔者认为当年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团结精神正是“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遵义会议是集体领导对独断专行的胜利 　　众所周知，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当时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之风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名为军事顾问、实际上却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成为党内独断专权者。李德后来在回忆中承认： 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陈云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张闻天）王（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3]p415-416李德的一意孤行使红军在前线节节失利，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失败。可以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所犯的错误客观上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拯救危难之中的革命力量，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迫在眉睫，然而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情况是，组织领导问题不解决，“左”倾教条主义依然以个人专断的形式主宰中央，军事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必须以强有力的集体领导推倒个人权威，才有希望扭转当前的局势。在遵义会议上，众多党内领导人互相配合、合力作用，强调和突出了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博古、李德在多数与会代表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以往的错误做法。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终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会议还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掌控的所谓“三人团”，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在随后的转战途中，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全军的军事行动。新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自此形成。在党的领导核心内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彼此合作，相互商讨，集体决议代替了个人专断。正因如此，邓小平在1989年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4]。 　　二、遵义会议是民主酝酿、争取多数的绝好范例 　　民主的首要价值，是尊崇多数人的意志，强调“多数裁决”或“多数人权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虽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不断批评和抵制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但由于李德自以为是、死抱教条，以毛泽东为首的众多红军指战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能得到采纳。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屡受重创这些残酷的事实，使红军全军上下对当时的军事路线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懑，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彭德怀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5]p453此时，毛泽东代表中共党内力主实事求是、注重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成员，广泛接触红军干部战士，调查、分析前线军事失利的原因，尤其深入部队了解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据后来毛泽民回忆：“所有干部和所有普通战士，都知道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正确战术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却受到谴责。所有战士和指挥员都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领导下工作……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打退敌人的包围，挽救当时的危险局面。”[6]p217因此，在红军转战途中，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抓住有利时机，与张闻天、王稼祥等进行思想观点的沟通交流，分析红军的现实处境，使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组织路线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坚定地站到自己的一边。接着又设法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些领导人，做进一步的启发、说服工作，逐步取得他们的共识，从而获得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结束红军处处被动的局面。关于这个过程，伍修权有这样的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5]p454可见，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红军上下的基本情况，并通过细致的说理工作，让党内多数领导同志认清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革命的局势，认清博古、李德的错误所在以及对革命的危害。相�τ诶畹碌淖ㄖ谱鞣缍�言，这种以说理来启发大家的觉悟，争取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应该是遵义会议前的一种民主酝酿方式，体现了当时最广大红军和党员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