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将军两次蒙冤的前前后后
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一生中，左权将军曾两次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诬陷为“托派”，蒙受了不白之冤。
被诬“江浙同乡会”的“卫士”
左权将军1905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1924年3月进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学习，9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1月他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二次东征陈炯明之役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于12月中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左权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就在此后不久，他先是背上了“江浙同乡会”“卫士”的罪名，后又被打成“托派”分子。
制造这一冤案的便是王明。
1927年2月王明曾作为翻译随联共（布）中央代表米夫前往中国考察。同年12月，米夫在王明的支持下当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随后他对王明言听计从，而王明更是凭借作为米夫在中山大学的秘书身份，牢牢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然而王明学识水平不高，且傲慢、狂妄，因此非常不受中大学生的欢迎。为了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党政权力，王明一方面拉拢亲信组成宗派团体，一方面对自己看不惯的同学千方百计进行打击。王明的这种做法，激起了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左权、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反对和抵制。左权曾多次批评王明，指出不应该在党内搞小团体、小宗派。王明对左权等人既怕又恨，将他们视为“反对派”人物，寻机加以打击。不久，机会来了。原来，1927年暑假期间，左权与好友胡世桀、朱茂臻、董亦湘、陈启科等到中山大学孙冶方处聚餐，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王长熙正巧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多是江浙口音，因此回到学校后就跟人说，有好多人在孙冶方屋里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后来，这话传到王明那里，王明如获至宝，便在1928年初造谣说，有人成立了反党组织“江浙同乡会”，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是这个组织的骨干。由于左权是湖南人，于是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
“江浙同乡会”炮制出笼后，在王明等人的要求下，中山大学党支部局、苏联的“格别乌”人员以及在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便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但这些人来到中山大学后，不做认真调查，而是偏听偏信王明等人的一面之词，遂认定“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必须坚决镇压。
对王明等人炮制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左权和其他一些被诬告或怀疑的学生十分愤慨,他们顶住压力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事实真相，澄清是非。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查解决此事。于是，瞿秋白先是派邓中夏后是自己亲自前往中山大学调查此事。1928年8月中共代表团得出结论：关于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在广大同学强烈要求和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之下，1928年秋，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组成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最后的审查结论是，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使因受诬陷而蒙冤的学生们松了一口气。既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那么左权这个“江浙同乡会”“卫士”的罪名也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左权还是没有躲过王明的打击迫害。1929年底，苏联开始“清党”，在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也都要接受“清党”审查，这又为王明等人提供了再次打击“异己”的机会，他们借“清党”之机随意给别人扣上“地主”、“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由于左权、俞秀松等人当时在别的学校学习，王明等人无法直接对他们进行打击，便借口左权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有托派嫌疑，硬给左权扣上了一顶“托派分子”的帽子，并给予党内劝告处分。尽管左权“接受”了处分，但王明等并未就此收手，仍旧寻找各种机会对左权进行排挤和打击。
被揭“收藏”托派文件
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奉命到闽西苏区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同年12月任红军新12军军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1931年2月他被任命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同年12月又出任了红15军军长兼政委。1932年4月左权率红15军随东征军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5月28日，中央红军东征军撤离漳州，回师龙岩准备西进发起水口战役。这时，中革军委突然宣布撤销左权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到后方接受审查。左权服从命令，交接完工作后带着疑虑回到瑞金。
原来，自从1931年5月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托陈取消派”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了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实行极端宗派主义，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在中央苏区搞肃反扩大化，对持不同意见者无情打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许多忠于革命的干部战士被当作“托陈取消派”、“AB团”而惨遭杀害。正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左权因托派文件之事受到牵连。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称左权在任红军新12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而事情的经过是：在闽西的红新12军攻占汀州时，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刊物给红新12军政委施简。1930年12月红新12军军部开会时，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将此文件上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进自己的衣袋里，事后也没有将文件的事向中央汇报。对此，苏区中央局极为重视，当即决定解除左权的职务，调其回瑞金。
在瑞金，左权接受了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查，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和邓发先后找左权谈了话。左权向中央如实承认了托派文件之事，说那份文件是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施简的，原保存在施简的文件箱中，为不使文件扩散，自己将文件封存起来，后来奉中央军委命令，从红新12军调离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作战参谋，托派文件不知遗落何处。左权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有错误并写了声明书，但他同时否认自己和托派组织有任何联系。然而，一些人坚持认为左权有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可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加之左权到中央苏区后，出生入死，英勇作战，表现一直很好，苏区中央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才没有将他当作反革命论处，最后给他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在留党察看期间，左权于1932年6月被调到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官。1933年初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为发挥左权参谋工作的特长，中革军委将左权从红军学校调到总参谋部第一局任作战参谋。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左权在瑞金叶坪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会议。就在这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掀起了推行“左”倾路线的高潮，并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左权的“问题”也再次被提出来。在中革军委所在地乌石垅，博古指派项英主持会议对左权进行审查，后因缺乏证据，这次审查不了了之，左权仍在第一局工作。1933年10月左权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局局长，12月中旬又调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权对“左”倾错误领导者产生了不满和怀疑，遵义会议后他坚决拥护会议的有关决议。1935年10月左权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时他接替林彪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
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9月，左权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及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在1938年春的几个月中转战晋东南，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1940年8月，左权与彭德怀一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从194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但左权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抗战充满必胜信念，然而其精神上的苦闷却令他难以忍受。自1932年遭王明等人诬陷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来，左权内心深处就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痛，但他默默地承受着冤屈，一直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94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左权读过文件后，回顾了自己入党后的历程，自信对党是忠诚的。他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容共产党员的清白被玷污，于是终于决定向党组织袒露心迹。1941年11月的一天，左权向彭德怀讲述了自己受处分的经过，并若有所思地说：“有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彭德怀对左权是了解的，他不由得想起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自己在延安见到王明时，王明责问他说：“左权是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当时，他没有回答，只是瞪了王明一眼，便拂袖而去。想到这里，彭德怀决定直接向中央反映此事。11月25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
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苦闷不释……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此后不久，出于对党的忠诚，左权也向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12月29日，该信由彭德怀电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
我在1932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的处罚一次，是因为当时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离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件……直到现在虽不断回忆，总没有证明出来。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惟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没有灰心与馁气……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在工作中去表白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一日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的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并且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活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中共中央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和左权的申诉信后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陈云遂向当时参与处理此事的原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了解详细情况，邓发回信作了说明。邓发的说明与左权的申诉，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所谓“托派文件”一事，应该说只是一个误会，充其量也不过是左权有所失误而已。
然而，左权却没有等到平反的这一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镇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均沉痛异常。5月末的一天，毛泽东和时任第三五九旅副旅长的苏进谈话时心情很沉重，他眼里含着泪动情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给他解决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陶铸、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也先后在悼文中对左权将军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4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向华北党政军民发布了《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指出“左权同志为我党优秀军事家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尽瘁一生……”。7月7日，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万余人隆重举行纪念并追悼左权等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在辽县各界民众的请求下，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10月，左权烈士移灵典礼在河北省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隆重举行，谢觉哉代表中央政府宣读了祭文：“左权同志：你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忠诚的同志……”此后，对丈夫心愿最为了解的刘志兰，对左权曾被诬为“托派”一事始终难以释怀。为完成左权遗愿，1979年8月30日刘志兰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为左权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一案平冤昭雪。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给其复信：
刘志兰同志：
你1979年8月30日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中央组织部9月27日转给总政治部。对为左权同志在中央苏区被王明路线打成托派平反昭雪问题，经我们与中央组织部研究认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错误路线，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所以现在就不需要再平反昭雪了。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33人为“军事家”，左权将军名列其中。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证明，左权将军是一位有着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当身处逆境蒙受冤屈时，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经得起考验。他以崇高的党性，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优秀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