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羽本纪]看[史记]的传记文学特色

论《史记》的传记文学风格

——读《项羽本纪》

系 别： 中 文 系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班 级： 08级中本4

姓 名： 王 志 东

学 号： [1**********]8

任课教师： 黄 桂 凤

完成时间： 2010年12月10日

论《史记》的传记文学风格

——读《项羽本纪》

［摘 要］《史记》是传记文学的鼻祖，它第一次将史学与文学熔于一炉，开辟了史记文学的新天地，成为无数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借鉴和模仿的典范。司马迁《史记》传记文学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语言技巧等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成就主要有：一、形象化地反映历史内容，使历史传记具有强烈的文学性。二、突出人物形象，使人物典型传神感人。三、锤炼个性化语言，用笔繁简祥略以人物刻画需要为主。四、善于结构篇章，组织编排生动感人的情节 。另外，《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描写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而且《史记》的传记文学风格特色在《项羽本纪》中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关键词］《史记》；传记文学；风格

司马迁开创我国历史著作纪传体的先河，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著作《史记》。《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并不是纯文学创作，而尊重事实，坚持实录，是中国史官自古以来的记史传统。它的写作必须忠实于历史的事实，也就是“实录”，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它所叙写的故事情节，都是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即使没有文献记载的部分，司马迁也是根据流传记录下来的。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忠于史实，“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法来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面对浩如烟海的写作材料进行了鉴别与使用，塑造了富有个性化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并能够着重表现所描写人物形象的不同性格特征及其复杂性，叙述一个人的生平活动。有些历史事件涉及到的多个人物，人物重复的现象也在所难免。比如，流传至今的历史故事“鸿门之会”，就先后出现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中，然而作者却能精心设计，剪裁史料，结构文章。这就充分显示了司马迁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另外，从一篇篇单独的列传、本纪来看，也能够看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政治和文化心态。《项羽本纪》就能充分地反映了司马迁传记文学的艺术成就。本文就此，以《项羽本纪》作为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着重探讨司马迁《史记》

传记文学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语言技巧等方面的风格特色。

一、形象化地反映历史，使历史传记具有强烈的文学性。

《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鼻祖，代表着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高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描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的活动、事迹及其为人、性格，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而且表现了作者对广大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因此，《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修史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范本。

文学是人学。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内容，它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有着更多的一致性。作者禀承着“实录”精神，通过对人物生平活动加以描绘，用人物的言行，活动场面，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生动面貌，塑造了富有个性的史人物形象，而不是对历史人物的简单叙述和逐一罗列，这种对历史人物做具体、形象生动地描写，从而增强了《史记》的文学性和人文性。

《项羽本纪》的“鸿门之会”是楚汉相争的一场尖锐斗争，也是项羽由胜逐步转败的关键环节。在“鸿门之会”的叙述中，司马迁对事件的过程，活动的环境，人物的言行举止，以及众多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用细腻的笔调进行了描写和刻画。项羽的不谙机谋、没有长远眼光，刘邦的心细奸滑，项伯的忠厚善良，谋士范增和张良的足智多谋，都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正如研究《史记》的日本人斋藤谦在《拙堂文话》中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事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咋喜咋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之处。”［1］这决不是溢美之词。后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也无法超越《史记》这座高峰。其实，如果是为了记载史实，是可以做到更加简炼的。比如《高祖本纪》中对“鸿门之会”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了简要叙写：“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候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 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立诛杀曹无伤。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2］为了记载历史事实，这段话用一二百字来叙写“鸿门之会”的整个过程已经够明晰了。但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却用一二千字来谱写华美的篇章，并成为妇

孺皆知的历史故事。

二、突出人物形象，使人物典型传神感人。

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不仅是每一人物传记都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同一人物传记中的篇章，也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故事性强。另一方面，他不只是叙写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塑造一个真切感人的人物形象。为此，司马迁在充分涉猎历史素材的基础上，全面抓住历史人物主要性格特点，进而根据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发展的需要，选材精当，剪裁合理，精心制作，巧妙设置文章结构，塑造了富有个性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从而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3］这些描写虽大多属于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但却是司马迁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成为《史记》区别于《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的独特风格。

项羽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是楚国贵族的后代，在秦末风起云涌、诸侯并起的战争风火中，他勇敢善战，叱咤风云，推翻了暴秦的统治，成了令天下诸侯俯首称臣的霸主。但是，他却在后来与刘邦争天下的过程中失败了。项羽的一生经历了由成功到失败、从兴盛到衰弱的过程。项羽的性格也在战场上的当机立断转变为在政治斗争舞台上的优柔寡断。要表现出时空跨度如此之大，性格变化如此复杂的项羽形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却独具匠心，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项羽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中选取了三个既能显示项羽一生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又能够充分表现项羽性格性格变化的典型的重大历史事件：“巨鹿之战”、“鸿门之会”、“垓下之围”，通过对三个典型事件的叙写，通过对项羽在这三段故事中的各种行动的直接描绘，成功地刻画了项羽这一传颂千古的英雄形象。

巨鹿之战是灭亡秦国、奠定项羽霸业的关键性重大战役。秦将章邯在大破楚军、杀了项羽叔父项梁之后，命令王离、涉间以数万人的兵力包围赵城巨鹿，有势不可挡之态，巨鹿危在旦夕。当时，各路诸侯都驰兵救赵，但最后却都望而不进。楚怀王也命宋义、项羽率军救赵。项羽在宋义胆怯不前、坚持观望的关键时刻，于“晨朝上将军宋义”时，当机立断，“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然后“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粮三日，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归。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

大破之，杀苏角，掳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2］文章通过对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的直接描绘和诸将侧面的烘托哦，项羽那勇敢决断、叱咤风云、威震天下诸侯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真切感人。

鸿门之会是楚汉相战的一场激烈斗争，也是项羽由盛逐步转败得关键环节。鸿门之会前，项羽闻沛公欲王关中，勃然大怒，曰：“但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粗犷直率、性如烈焰的性格如在眼前。鸿门之会过程中，与刘邦以见面，项羽就心无防备地直言：“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把透露消息给他的曹无伤和盘托出，显示出政治斗争上的幼稚。当“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暗示其杀了刘邦时，他却“黯然不应”。这一描写，既表现了项羽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英雄本色，也揭示了项羽在政治斗争方面“妇人之仁”的寡断。正是由于项羽这一性格上的弱点，使刘邦能从“鸿门之会”上从容溜走，脱身而去。项羽的这一“放虎归山”，就确定了他最后失败的悲剧结局。鸿门之会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又思怀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在这里，项羽残暴的一面，“霸天下而臣诸侯”后的狭小心胸，都一并得到了揭露。“鸿门之会”的叙写，充分体现了项羽性格的转变及其复杂性。

垓下之围是项羽一生中的最后一战，也是项羽的最后失败。项羽被“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于垓下，面临四面楚歌之时，尚“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描写，项羽慷慨悲歌、愤激悲壮的特点跃然而出。最后，项羽在绝境中的一场“快战”，“溃围、斩将、刈旗”的三胜汉军的描绘，特别是乌江自刎一幕的描写，更充分地表现了项羽的威武神勇、激越壮烈的特点。

在《项羽本纪》一文中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壮、苍凉的气氛。项羽自刎乌江可说是虽死尤雄，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他的形象却得以延续，成为后世历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典范。［4］从项羽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不难窥见太史公笔法之雄奇与精湛。

三、锤炼个性化语言，用笔繁简祥略以人物刻画需要为主。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丰富多彩，准确生动，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物的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因为各人都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人的语言风格又体现了其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的内容、口

吻都是有区别的。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写下那些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最能表现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话，这就是所谓个性化的语言，这是司马迁描写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

在《史记》中常常被人们推崇为典范的是《项羽本纪》中的项羽的独白和《高祖本纪》中的刘邦的独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是项羽、刘邦在观看秦始皇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源自内心的人物独白。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羡矣！”［5］项羽毫不掩饰自己的志向，粗率中流露出霸气，反映了他过人的胆气和干脆豪爽的个性；刘邦则更多地反映了他羡慕秦始皇奢华生活的卑微私心和夺取天下的野心。司马迁用一句话就能集中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反映了他刻画人物形象的高超技巧。再者，有时为了在同一传记中突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作者尽量增删或简化与之相异的内容，对此就需要从简单地记叙的历史事实转移其他传中加以补叙。比如《项羽本纪》中叙写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这就看出项羽身上“剽悍残忍”的一面，而在《项羽本纪》中并每一完全避讳这一点，但作简要的描写。相反地，在《高祖本纪》中则直揭其短。这样的穿插补叙，前后照应，既能突出所写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又显示了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刘邦与项羽战于广武，文章写道：“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卤中吾指！’”［2］这就把刘邦的狡猾、善于应急的个性特征表露无余。可以说，刘邦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了出来，刘邦的形象也因此而栩栩如生。总之，作者通过各种文学手法的交替使用，使《史记》记人叙事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境界，每一字每一句都体现着作者展示人物性格的匠心。［3］也正如茅坤在《茅鹿门集》卷三中所言：“今人读 《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面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子之激射者也。„„”(《史记钞》) ［4］作者正是因为在真正意义上把握了所描写人物对象的思想个性，并倾注了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人物形象才会栩栩如生，

跃然纸上。

四、善于结构篇章，组织编排生动感人的情节

司马迁具有很强驾驭历史材料的能力，与韩信点兵一样，是多多益善。［3］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综复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就 《项羽本纪》而言，着重叙写的是由秦至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事实。秦末时代，风起云涌，诸侯并起，社会动荡不安，历史线索纷繁复杂。楚汉相争时期，同时交织着诸侯时而背楚向汉，时而弃汉转楚的复杂矛盾。［6］作者以项羽的活动为主线，将历史材料安排得有条不紊。通过顺叙、插叙、多线索交叉叙述等表现手法，将杂乱无章的客观史实组织得如同文学作品一样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善于在突出事件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展开具体描写，形成悬念，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戏剧性场面比比皆是。《项羽本纪》中，作者紧紧抓住会稽起事、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乌江自刎等历史事件，前后勾连，将记叙项羽的战争生活和展现生动、形象的历史画面结合起来，使读者爱不释手。司马迁笔调的变化犹如一块上色的魔板，变幻无穷，多姿多彩。［7］在《项羽本纪》中，作者描写巨鹿之战的文字，前半部分写楚军所向无敌的气势，多用短句，给人以高歌猛进的腾挪跌宕之感；后半部分写楚军令人景仰的声威，句式也随之加长，一种迂徐唱叹的气息流溢其中。［7］还有鸿门宴的惊心动魄，垓下之围的慷慨悲壮，无一不是一种情景，一种格调，一幅画面。正如王国维云：“一切景语皆情语”。［8］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精雕细刻过程中，无不倾注着司马迁对生活目标的执著追求和对人物、事件的专注感情。

从先秦到两汉，史传文学从对人物的粗略勾勒变为对形象的细致刻画，从按时间顺序“随举一事”叙述发展到“包举一生”之行事，司马迁已经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了，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一部《史记》，就是几千年历史人物的故事集。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强化了中国古代史学上以形象和情节解绎历史这一特征。《史记》是史传文学作品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少传记中的曲折情节，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已开始运用。《史记》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取材的对象。如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 》以及后来的《东周列国志》，人物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戏剧方面，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 多种。在散文方面，《史记》的文章风格、写作技巧，尤其是平易简洁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无不令后代

散文家倾倒，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文风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借鉴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走向的探寻，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司马迁开创了一个传记文学的时代，给史传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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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丁友．史记写作文化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4］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张大可．史记研究[M] ．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6］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周金勇．从《项羽本纪》看《史记》的传记文学特色[J]．铜仁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 2004年，第6卷第4期．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