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
在今后的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会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围绕新科技革命,一场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的世界竞争正在全面展开
●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
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说,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的前夜,这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有利时机。我们必须把握机遇,推动我国经济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
为什么说当前“世界正处在科技革命的前夜”?科技革命最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突破?这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国经济在转入创新驱动发展的进程中还存在哪些障碍?围绕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正处在科技革命的前夜”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路甬祥:科技革命的发生,取决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需求拉动,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的创新和突破。
全球200多年的工业化,仅仅使不到10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但自然资源已面临枯竭的威胁,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以能源为例,化石能源时代终将过去,悲观估计有100年左右,乐观估计还有200年左右。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污染环境,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对环境和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的影响。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亿人口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与努力,与地球自然资源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中国、印度等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再沿袭传统的依赖攫取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再沿袭历史上少数国家以集聚世界多数资源为手段的发展模式。这就迫切需要人类开发新的资源来源,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需求与矛盾,强烈呼唤着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记者: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来看,是不是也到了需要突破的时候?
路甬祥: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都是在长期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突变,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先看科学革命。它是科学思想的飞跃,源于现有理论与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现象冲突,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爆炸增长态势,但基本
上都是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和精细化,未能出现可以与上半世纪的相对论等六大成就相提并论的理论突破或重大发现。
再看技术革命。它是人类生存发展手段的飞跃,源于人类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科学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导致重大工具、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表现为人的能力和效率的质的提升。从近现代技术革命发生的周期看,每隔一个世纪左右发生一次技术革命。
“科学的沉寂”至今已达60余年,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距今也已有近80年——新的科技革命已是箭在弦上。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会不会加快科技革命的到来?
路甬祥: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引发制度和管理创新;同时,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和管理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式,是摆脱危机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将加快科技创新和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所以,无论是从科技发展面临的外部需求来说,还是科学技术内在矛盾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在今后的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与突破将创造新的需求与市场,将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既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依靠科技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手段;从长远看,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
在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农业等领域将会发生革命性突破
记者:根据您的判断,新科技革命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突破?
路甬祥:准确预见科技革命何时发生、在哪些领域发生是困难的,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中科院组织300多位科学家自2007年秋开始,花了1年多时间研究的中国至2050年的科技发展路线图显示,在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农业、人口健康等领域将会发生革命性的突破。
在能源与资源领域,人类必然会迎来后化石能源时代和资源高效、可循环利用时代;在信息领域,几乎所有现有的信息技术到2020年前后都会遇到难以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农业领域,必然要进入生态高效可持续的时代,不仅将继续发挥其保障食物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等传统功能,还将担负起缓解全球能源危机、提供多样化需求和优良生态环境等新使命;在人口健康领域,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可能达到90亿,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保证食品、生命和生态安全,攻克影响健康的重大疾病,将预防关口前移,走一条低成本普惠的健康道路。所有这些,都呼唤着在相应的科学技术上有革命性的突破。
记者:除了上述战略领域,在基本科学问题上会有哪些突破?
路甬祥:专家们认为,未来几十年,下列基本科学问题将可能会产生重大突破——
在宇宙演化方面,对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的探测,将使人类进一步深化乃至从根本上改变对宇宙的认识;
在物质结构方面,人类正在进入“调控时代”,可能实现对构成物质的原子、分子甚至电子的调控,进而在光/电/热高效转化、光合作用、光催化,能量储存与传输等领域产生新的突破;
在生命起源与进化方面,合成生物学的出现打开了从非生命的化学物质向人造生命转化的大门,为探索生命起源和进化开辟了崭新途径,将可能导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
意识的本质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一旦突破将极大深化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引起信息与智能科学技术新的革命。
上述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突破性原始科学创新,都会为新的科学体系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学革命;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围绕新科技革命,一场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的世界竞争正在展开
记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在迎接新科技革命上是如何部署的?
路甬祥: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走出危机的根本力量,积极备战可能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布局未来发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基础。
例如,美国计划将GDP的3%以上用于研究和开发,投入强度将超越20世纪60年代“太空竞赛”时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促进清洁能源、医学和保健体系、环境科学、科学教育、国际合作等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力图保持领先优势和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日本提出了“ICT新政”,旨在3年内创造100万亿日元规模的市场新需求,推动相关领域的产业结构改革,提升国际竞争力。
可以说,围绕新科技革命,一场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的世界竞争正在全面展开。
中国必须抓紧行动,以免与新的科技革命再次失之交臂
记者:如此看来,中国必须抓紧行动,以免与新的科技革命再次失之交臂。
路甬祥:确实是这样。我国必须要高度重视,及早统筹谋划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明确至2050年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点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及其实现途径,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前瞻布局,重点突破,为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做好准备。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超前部署、重点突破?
路甬祥:具体说来,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构建支撑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
一是构建我国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大幅提高能源与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战略性资源的大陆架和地球深部勘察与开发,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替代资源。
二是构建我国先进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加速材料与制造技术绿色化、智能化、可再生循环的进程,促进我国材料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战略调整,有效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材料与装备的供给与高效、清洁、可再生循环利用。
三是构建我国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体系,发展提升智能宽带无线网络、网络超算、先进传感与显示和先进可靠软件技术,建设“智能中国”,消除数字鸿沟,走出一条普惠、可靠、低成本的信息化道路。
四是构建我国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和相关生物产业,保证粮食与农产品安全。
五是构建满足我国十几亿人口需要的普惠健康保障体系,推动医学模式由疾病治疗为主向预测、预防为主转变,将当代生命科学前沿与我国传统医学优势相结合,在健康科学方面走到世界前列。
六是构建支撑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与环境保育发展体系,系统认知环境演变规律,提升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能力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
七是构建我国空天海洋能力新拓展体系,大幅提高我国海洋探测和应用研究能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空间科学与技术探测能力,对地观测和综合信息应用能力。
八是构建我国国家与公共安全体系,发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防范技术,提高监测、预警和应急快速反应能力。
总之,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最根本的要靠科技的力量;迎接可能发生的新科技革命挑战,赢得发展先机和优势,最重要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我国基本上处在前沿跟踪的水平,真正由中国人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寥寥无几
记者: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在您看来,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哪些挑战和障碍?
路甬祥:从宏观层面上看,主要面临以下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激烈的世界经济科技竞争,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健康等方面的约束进一步增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从科技自身发展来看,我国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还远不能适应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突出表现在——
原始科学创新能力不足。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我国基本上处在前沿跟踪的水平,真正由中国人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寥寥无几。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许多重要产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仍很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布局薄弱,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
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尚不完善,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现行的一些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制约着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作用的有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往往异化为“部门利益”,难以真正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基础作用往往异化为无序竞争,尚未形成竞争有序、合作高效的机制。
此外,我国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国家长远发展需求进行前瞻部署的能力不强;有效吸引、培养和造就创新创业人才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尚未系统建立;创新团体的活力和自主权、创新人才的自信心和积极性,都需要大幅提高。
新经济: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结合(一)
一。作为生产方式的“新经济”:
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结合
1。 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定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
的经济高速融合”(IMF)。“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
狭义的“新经济”有三重含义:第一,指90年代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美国经济的特殊繁荣;第二,将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网络,“新经济”就获得以下含义: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第三,指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广义新经济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新经济不限于生产力范围,而是生产方式的整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力指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在9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指美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这样定义新经济,就与流行的所谓“新经济==信息产业(IT),加上全球化”说法相一致了。
第二,目前的“新经济”是90年代在美国首先产生,并影响全世界的。以美国的新经济为出发点,考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加强调“国际领导者”(目前是美国),包括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主体作用,而不仅仅把全球化看成客观过程。美国是有目的,有战略,有策略,有意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这就使全球化带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霸主的美国,它的利益和战略的产物。这对于全面分析全球化的性质,新经济的性质,及其双重后果,对于我国的应对战略,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三,新经济是一个历史概念。广义的“新经济”,应该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地域性经济,农业社会而言,可以理解为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百年内,经过3次大的科技革命,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过程。
2。 4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形态
我们把“新经济”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的核心部分是新科技革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场大的科技革命,需要相当长的酝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以爆发的形式形成现实生产力,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下一次新科技革命又在酝酿。近代以来已经出现3次大的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出现第4次。
每一次“新经济”的大飞跃,都有一些重要的标志:
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生产力方面,我们强调它的科技革命基础:4次大飞跃是以4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17世纪产生于英国,在18世纪成为现实生产力,19世纪在美国形成最大规模的超级产业。第二次科技革命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现了原子能和电子,形成了电力,航空,钢铁,汽车等超级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从二战以后开始,形成新的超级产业群。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正在酝酿第4次科技革命。为什么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下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开端,而不是上一次的延续?因为,第3次科技革命及其形成的产业群,仍旧属于工业革命范围,形成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而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生态技术,基因技术为开端的新科技革命,代表的是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人类可以利用的最重要资源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把物质加工成人力工具;在工业社会,能量被转化为动力;到了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在信息社会中,人类将面临“智能革命”,人的智能通过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放大,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所以准确地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信息和智能社会”。要实现智能革命,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大脑。21世纪的主导科学将是生命科学。90年代开始开始的基因研究,到2005年可能查清人类基因的图谱。未来的高科技是以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智能生产力。信息产业,可以看成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智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第二,每一次新经济的飞跃,都有生产工具创新,并发现新的能源动力。第一次新科技革命,
工具机是珍妮纺织机和镗床,由镗床加工出蒸汽机,才使得蒸汽成为大工业的动力;第二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机床,动力是电力和石油和原子能。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第一代计算机是用于信息处理的大型计算机,用于国防和学术研究;第二代计算机是个人计算机,用于信息的获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工具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交互式网络,用于信息的传输和交流,这是第三代计算机。更为高级的计算机,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产生智能机器人,达到人机共同思考。
第三,人类对于物质层次的认识和利用,日益深入。蒸汽机是以热力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从分子层次;石油的分解和提炼,是以化学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原子层次,物质的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结构的改变;电力的产生,是人类改变了电子的运动方向。而原子能,则是人类打破原子核的结果,质子,光子和中子,都被人类所利用,以产生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人类对于外部环境的利用日益广阔,体现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和利用。第一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牛顿的机械时空观为基础的。新大陆的发现,极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航海技术使得世界性的征服殖民地和移民成为可能,而美国铁路网的建立,才真正为大工业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换的。人类正在进入海洋和外层空间,扩大自己绝对活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开始自觉地改变自己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即通过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克服空间对自己活动的限制。电子,航空,航天,电磁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和铁路,缩短了人类环绕地球的时间。3颗同步运行的卫星,即可以实现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通讯,使得气象观测,股票市场,都能够通过光速,全天候24小时运行。运行速度越快,时间越短,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就越小。有人说: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就是说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限制,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技术手段。新的通讯交通工具可以“压缩时空”,使整个地球变小,人类的交往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代依靠快马传书,一天可以跑800里;汽轮船,高速列车,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使人类摆脱时空限制的根本手段,是电子通讯技术。1964年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1965年出现了商用卫星。60年代末期互联网始于美国,80年代应用于军事,教育,科研和教育,90年代应用于商业。2000年有1 亿台电脑入网,用户有5 亿人。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达到3。5-5万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16年,全球有2 亿人在家里上班。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关系,可以说,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手段,造就了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基础;而全球化则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世纪之交世界性的全新生产方式第五,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有尖端技术和先导技术,并产生完全新型的系列产业。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机,纺织机,电动机,发电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在20世纪40年代发端,在70年代成熟,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成熟的标志是全球技术创新,并使之转化为产业,至今方兴未艾。
所谓完全新型的产业,首先是因为其全新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如20世纪的基本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核物理,电子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数理逻辑学科。未来21世纪新科技革
命的尖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包括多媒体,芯片,机器人和软件等),激光技术,生物工程。理论基础则是现代遗传学等。未来新技术产业对于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转变为对知识和技术的高度依赖。
第六,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产生新的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总有一个国际领导者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这个领导者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发源地,具有最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了最强大的超级产业,集中了全世界大部分工业生产和财富,具有强大的文化政治影响和外交支配能力,成为国际霸主。同时也总有国际挑战者,与领导者进行对抗。17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荷兰,挑战者是英国;18-19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英国,挑战者是德国和法国;20世纪国际领导者由英国向美国转换,国际挑战者先是德国,二战后是苏联和日本。经过数十年的较量,特别是美国新科技革命的成功,取得了更加强大的国际领导者地位,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第七,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促进生产关系的革命,产生新的经济体制,新的政府和法律政治制度,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总的方向,是向着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
前3次科技革命,都属于工业革命范畴,而目前开始的第4次科技革命,则属于信息革命范畴,所创造的将是21世纪的信息和智能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
二。信息产业与全球化
1。信息的特殊性。
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第三种客观实体。信息是具有客观内容的,这个客观内容是可以转化二进位数字的,于是就可以电子作为载体,以光速运动。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物质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时,其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会缩短50%,完全达到光速时,长度为零,而其质量趋于无穷大。长度是物体所占空间的概念,表示物体的存在,人类不能够想象有一种没有长度,不占据空间的物质,而且质量无穷大的物质,或者说物质不可能以光速运动。以二进位制将信息数字化,化为“0和1”两个数码,称为“比特(BITS)”,与电路的“开和停”正好一致,因此比特可以和电子运动相一致。电子的运动就是信息的传输。以光速运动的数字化信息(BITS),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而是独立分为一类,它就是以光速运动的某种“内容”,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并产生超越时空限制的产业----信息产业,在本质上必然是全球化产业,可以超越国界限制,语言限制,速度限制。
信息的另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经济”。1997年INTEI前总裁GROVE提出了“争夺眼球”的概念:“一个用户就是一份资产,拥有的访问人数或者眼球数越多,就意味着企业的潜在利益渠道越广”。美国迈克尔说“注意力经济”是一种远期资产。在信息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经济中,信息以爆炸方式增长,信息已经是一种充实的经济资源。稀缺的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即期内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注意程度---注意力或者心灵占有率MIDSHARE,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注意力经济,是以最小成本吸引客户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群体,获得未来的无形资本。注意力是企业在网络经济中把潜在购买力变现的前提和关键,是虚拟经济
的“硬通货”。
2.信息产业。
狭义的“新经济”主要指信息产业。“新经济”产品与传统产品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科研试制费用,先期投资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如12英寸的芯片生产线为20亿美圆,基本上是一旦失败就无法回收的“沉没成本”,而其复制成本或者边际成本非常之低,在复制软件方面几乎为零,必要时,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大幅度降价,保持庞大的销售市场,排挤竞争对手。因此,市场的规模和占有率是第一位的,生产者必须进入国际市场。
信息产品的技术标准最为重要,生产者可以通过技术标准的推广,通过技术和设备的专用性,把用户长期锁定于自己的产品系列中。技术标准必须是国际通行的。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是国际性的。
信息产业起源于本世纪初的无线电,发展于50-60年代的半导体。日本在70---80年代成功地把美国创造的电子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在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方面,对美欧占据了优势。80年代初期,日本总体科技水平已超过了欧洲,接近了美国。1983年日本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有39项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有38项水平相当,只有16项落后。日本小汽车成本,在1980年是3000美圆左右,美国为4700美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80年代中期,占据了50%的国际市场;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建筑机械,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比欧美产品低25---30%。60年代日本的主流产品是钢铁,船舶;70年代是家用电器,80年代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皆领先于世界潮流。然而在90年代的主流产品个人电脑,通信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增殖性服务方面,却明显缺乏日本的参与。在80年代末期,日本信息产业战略有误,把主要研究力量投入大型电脑,而美国却大力发展起个人电脑。
由于在领先产品方面的错误选择,日本就难以参与新经济的国际化分工。美国直接选取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为合作对象,以台湾和新加坡生产一般电脑部件,韩国生产半导体的记忆部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生产低档的周边产品,本土的英特尔控制核心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微软控制软件,利用英特尔和微软控制的技术平台周期性提升电脑性能和硬件需求,进而与英特网等最新的信息技术结合,左右了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温特尔平台”: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和英特尔芯片结合,微软占领了90%以上的软件市场,英特尔占领了80%的芯片市场。
温特尔模式是信息时代的企业生产模式。视窗与英特尔结合带动产品档次提升,造成整个产业的所有企业和供应商,服务商等相关部门的技术大幅度提升,核心企业只要控制技术标准,就可以控制整个市场的利润流向。它包括两个革命性变化:第一,合同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生产及生产过程的相关程序委托给合同制造网络方去管理,公司放弃生产,集中力量开发和市场营销,可以得到80%的利润。美国大型电脑公司已经将电脑部件交给台湾生产。温特尔模式意味着几家控制关键技术的公司可以形成一个实质的卡特尔,垄断整个市场。拥有技术和产品标准的公司,可以利用垄断优势,不断推出新产品。
日本在信息产业落后于美国10---15年,不仅在硬件方面落后,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信息产业良性发展的机制。美国的研究机构,风险资本,信息技术应用已经形成良性自我循环机制,硅谷等地的研究成果得到风险资本资助,形成产业,全面进入商业应用,获得回报后,在股票市场上筹资。日本却被政府官僚体系控制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缺乏活力和
创造力,企业管理制度如丰田模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概述,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第三次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的看法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缘何发端于美国
关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缘何发端于美国这一问题,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彭献成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所以首先在美国兴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蓬勃向上的民族创新精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二是战后以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1〕
刘仲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发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具备如下条件:技术条件——在思维技术方面,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形成;实验技术以军民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生产方面以电力技术和航空技术领先。物质条件——美国有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国内市场广大,有利于规模生产。制度条件——美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国家。文化条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次大战前后涌入一批优秀欧洲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建立了各种学会组织,科研体制多元化。〔2〕
彭树智认为,从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角度看,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美国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充分展开的条件下进行的,争夺科技人才的结果便同第三次科技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在二战中,利用战争的交往形式,争夺到最多的科技人才,带动本国人才的培养,因而受益最丰。〔3〕
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讫时间和特点
1.起讫时间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讫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大体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战后初期,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4〕
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70年代以后的科技革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或称“新科技革命”),两者不可混为一谈。〔5〕
2.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对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胡才珍认为,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呈现出许多鲜明特点:一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技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精密;二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三是这次科技革命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联系密切,形成了一个群体形式;四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趋势大为增强;五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技术能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巨大而深刻的影响。〔6〕
张象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技术群体化、科技社会化和发展进程高速化这三大突出特点。〔7〕
卞春元认为,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第三次技术革命具有如下特征:即技术科学化、技术群体化、技术智能化、高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8〕
刘大椿、马书春认为,现代科技革命具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科学进步与技术开发紧密地结合;二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生产中得以产业化,从而对生产力进行改造,使生产力发生根本变革。〔9〕
于德惠、赵一明认为,“军带民”,即军事技术率先突破,而后带动民用技术,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10〕
三、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问题。
于德惠、赵一明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许多学科基础和技术雏形虽然孕育于战前的和平时期,但如果没有战争和军事需求的推动,它决不会急匆匆地降临人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这次科技革命。〔11〕陈本红也持此观点,认为二战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12〕
钟伦荣从科技与二战的双向逻辑关系出发,指出科技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观动因之一,是决定战争演变的制衡力量;而二战使许多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形态,成为战争的工具,同时又催生了一系列最具深远意义并揭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科学技术,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助产婆。〔13〕
彭树智用“历史交往”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来说明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在于它促进了始于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期的
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个革命之所以发展势头持续不懈、发展速度有增无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交往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14〕
四、澄清几个概念
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几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学者们论述较多,且存在较大的分歧。
张象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包括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它们在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逐渐联系在一起,依次而出现,又在交错中进行。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人类在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飞跃被称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关于制造和操作的系统知识的社会性和根本性的变革;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是指国民经济的实际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致使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崭新的面貌。〔15〕
孙衔、刘迅等人认为,科学革命一般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它常以科学理论突破的形式表现出来;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的重大变革,它往往以科学革命作为基础,又常常作为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先导;工业革命仅指人类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领域里所产生的飞跃;产业革命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而在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引起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所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中生产领域内的进步,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任何社会中主导产业形式的变化。〔16〕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可混为一谈。科学革命通常是指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飞跃和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的重大变革,而产业革命不仅具有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内容,而且具有经济和社会的性质和内容。所以,科学和技术的革命只是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时才会促进产业革命发生,并非任何技术革命都能导致产业革命。〔17〕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学者们从多方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由于论述角度不同,因而结论各异,现将其归纳如下:
1.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它引起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二是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加强了产业结构非物质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的趋势,而且引起了各国经济布局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丰富的内容使管理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实现了现代化。〔18〕
2.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物的现代化,引起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造就了一代新人与之相适应,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19〕
3.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即所谓的“三A”革命)有了实现的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的时代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远为辽阔的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标志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20〕
4.对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过渡。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就使得原有的私人垄断不能适应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需求,因而迫切要求国家垄断的充分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5.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提高了世界生产力水平,加速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货币金融关系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井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的变化。〔22〕
6.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23〕
7.对全球问题的影响:科技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到一个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24〕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功勋卓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使西方一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走完了工业社会的最后历程。〔25〕
新科技革命视野下对“两个必然”的解读
张瑞业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了“两个必然”
的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系列深刻变化,反映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是,黄河百曲终要归大海,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高度发
展与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并行不悖,社会主义全面实现的社会物质条件渐趋成熟,印证了“两个必然”的无比正确性。
关键词: 新科技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性
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人们称之为“两个必然”理论。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又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的著名论断。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还在发展,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中还处于劣势。对此,有的人感到困惑和忧虑,对“两个必然”的论断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本文拟把这个问题置于新科技革命视野下作一粗浅的讨论。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两个必然”的要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1](P32--33)资本主义和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都不是永恒的,它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当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进程是长期的、曲折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看,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反复和曲折的长期的过程。在社会发展史上,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资产阶级曾遭受过多次的失败,经历了多次的封建主义复辟。正如列宁指出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 2](P694)何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形态更替和统治阶级更迭,而是要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现象,其艰难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也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
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3](P383)应当说,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角度讲的,而不是指资本主义马上就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了“两个必然”的论断,而忽视了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著名论断,即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33)列宁也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势不能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P687)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资本主义生产力越是发达,社会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就越是成熟,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完全发挥出来之时,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完全成熟之时,也就是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之日。“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 ,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他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但资本主义的灭亡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坚信“两个必然”时,要牢记“两个决不会”,在面对“两个决不会”时,要坚信“两个必然”。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论断作了绝对的理解,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生产力的不适应看作是一切时期的不适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完全停滞不前,把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等同于资本主义不久就会死亡。正是由于认识上的这些片面性,导致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在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而资本主义内部基本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往往“胜利冲昏头脑”,以为私有制的丧钟马上就要敲响。而当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事业遇到困难和挫折,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所缓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较迅速时,又产生悲观情绪,认为“两个必然”理论是错误的,从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对此, 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来理解,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把握,这是正确理解“两个必然”理论的前提。
二、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嬗变:“两个必然”面对的当代现实
当年马恩提出“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所作的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和分析。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遵循马恩的这一思想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作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和分析。而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就不能不谈新科技革命;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就不能离开新科技革命这个大背景。科学技术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4](P372)二战之前,世界近代史上发生了两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二战之后发生的以电子技术和原子能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革命力量。这场新科技革命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促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首先,新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生产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生产力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运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 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带来了深刻变化。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管理。劳动者是诸要素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最显著的变化是,随着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劳动者脑力化、智能化也相应提高。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呈现出“两升一降”的态势,即脑力劳动者比例大大提升,高级科研人员、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大大提升,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大下降。一些发达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白领工人”的数量就超过了“蓝领工人”。到目前,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比例数下降到工人总数的 20%,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的比例数则由少数上升到工人总数的70%左右。此外,还出现了高度熟练、掌握高精尖技术的所谓“金领工人”,从事精密仪表与机器的维修、设计、开发、营销的所谓“灰领工人”,从事女会计、女教师、女医护人员的所谓“粉领工人”,等等。劳动力已从原来的体力型转变为“文化型”进而转化为“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劳动者的主体,经济也成为知识经济。生产力的另一要素是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人的肢体的延伸,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机器人等智能化、人格化的生产工具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和管理,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发展为“四机系统”。即在原来的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计算机控制。这个变化意义重大。因为把“三机系统”比作“骨骼肌肉”,那么计算机控制就是神经系统。有了它,就等于有了丰富发达的神经系统。并且,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
材料、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开发,传统的“三机”也有了质的飞跃。从劳动对象来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摆脱了依靠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为主要对象进入主要以人工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为主的阶段。大量人工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的出现,不仅使新材料作为一个高科技含量的产业脱颖而出,而且是人类创造劳动对象的标志。管理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的发展,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手段。
生产力三要素的变化,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 1)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统计,从1913年到1937年的25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增长52%;而在战后的1946年到1970年的25年间则增长了4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进入90年代仍保持在3%左右。从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看,1951年到1975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8.8%,联邦德国为4.4%,法国为4.3%,美国为3.2%,英国为2.6%。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30万亿美元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占了约75%。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8万亿美元。(2)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两个部门加在一起只占30%多一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足3%,美国只有2%,而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60%。不仅如此,各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就工业内部结构来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而传统工业部门所占比重下降,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占1/7以上。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3)经济发展的波动性越来越小,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大约5――10年就要爆发一次。二战前,美国平均每个经济发展周期为50个月,战后则延长为75个月以上,而且每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的时间在延长,危机持续的时间在缩短,二战前平均为20个月,二战后平均为11个月,所造成的破坏力也大大下降。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出现了资本社会化、政府职能强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阶级关系缓和化、阶级结构多元化、收入分配制度社会化的特征,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一)资本社会化。二战以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快速发展,要求对其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 5](P751) 所谓“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即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其生产关系向着社会占有的方向进行有限的渐进式的调整。主要表现在股份制以及股权分散化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上。(l)股份制经济发展以及股权分散化。股份制经济在二战前的主要特点是股权控制在少数资本家家族手中。战后股份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之一,扩展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几乎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在产权方面作出了重要调整,推行了股权社会化,集团的、社会的、法人的各种资本所有形式有了长足发展,法人持股率逐渐攀升,个人持股率普遍下降,个人股东中股权日益分散,一般劳动者拥有股票的人数日益增多。在美国,股民占国家总人口的46.5%,加拿大25%,英国17.5%,法国10.1%。目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有70万个小股东(多数是企业职工和国内公民,规定每个股东不得拥有超过5%的股份),拥有80%的股票,其余20%由国家持有。随着资本占有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经理制度应运而生,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分离,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控制也就较以前大大减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2)国有经济发展。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纷纷推行国有经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邮政、电讯,电力、煤炭、铁路、航空等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基本上都实行了国有经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电力、采煤、邮政、电讯、铁路、造船等七大行业实行100%的国有化,对钢铁、航空业实行75%的国有化。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出现私有化浪潮,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基本上仍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比重仍占整个经济的15-20%左右。股份制及国有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从整体上顺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为资本主义容纳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为资本主义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政府职能强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由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操纵,资本主义把市场奉若神明,以为它能把资本主义经济载到堆满黄金的彼岸。然而,当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后,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无情地毁灭了这个美妙的幻想。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维系资本增殖和自身统治,资产阶级统治者不得不强化国家职能,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和社会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这个时候,国家不再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是成了资本家的总代表,扮演了“总资本家”的角色,运用各种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对经济和社会运行进行直接干预和普遍调节,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经济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如美国、英国等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通过财政、货币、税收等经济政策的运用,改变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充分就业,保证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德国等对市场制度进行干预,对市场赖以运行的制度、规则及相应的机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防止垄断、促进竞争的制度,同时对少数宏观变量进行必要的宏观调节,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来改变市场分配结果;瑞典等国家则侧重对市场分配结构进行干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各国还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国家消费以及提高科技文化教育水平等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进行干预调节,通过干预和调节,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经济运行由无政府无序化向有序化发展,经济周期性波动减弱减少。
(三)阶级关系缓和化、阶级结构多元化。( 1)在阶级关系劳资关系方面,对抗减少、对话合作成为主流,劳资关系大有改善。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国普遍注意改善劳资关系,推进“劳资合作”,出现了管理民主化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共体各国实行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否则即属违法;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会中工人代表约占1/2~1/3。资本家采取各种方式改善劳资关系,在企业管理中引入了行为科学,尊重工人的人格尊严,推行合理化建议奖,培育人与企业共生存的所谓“主人翁意识”。近年,西欧推行了劳资谈判制,并规定了雇员的“有利原则”,即在劳资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其他劳资规定,只能做有利于雇员利益的变动。在美国,1980年,政府、工会、资方签订了一项“全面谅解”的合作协议,规定:工会参与公司、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吸引工会投资,鼓励职工投资;鼓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增强职工的主人意识,实行人本管理、民主管理。(2)在阶级结构和社会阶层方面,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技术专家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资本,也受雇于人。但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而获得了较高的劳动报酬,成为富翁。再如经理阶层,这个阶层中的多数人也同工人一样,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受雇于资本家,但他们凭借自己的管理才能和经验,取得了较高的报酬,并且实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当然,对于这个阶层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主张归于资本家,称为“经理资本家”或“新型资本家”,有人主张归于中产阶级。再如,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正在形成,这个阶层由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等群体组成,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此外,如前所述,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金领工人”、“灰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知识工人的出现,无产阶级的生活日趋“中产阶级化”,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总之,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逐渐减少,新的阶层的人数在不断壮大。由于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再仅仅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和。
(四)收入分配制度社会化。科技革命给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的巨大生产力,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国民收入、调整分配关系创造了条件。二战前,收入分配完全是资本家的事,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干预,工人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二战后,国家开始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两个环节全面介入个人收入分配。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上,国家积极调和资方和工方的矛盾;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上,国家借助于立法和行政手段,通过税收、社会保险、社会补贴、社会救助及建立福利国家等方式加大对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日本各大公司基本上实行了年功序列工资和实际上的终身雇佣,多数职工比较富裕;美国从 20世纪70年代就设了安全网,为失业者提供生活保障;瑞典更是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还多,福利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50%以上。从总体上看,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1/3以上,欧盟国家接近1/2。其中约有60%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工人和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来自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比重愈来愈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贫困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穷人的贫困已由原来的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这种状况表明,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日益雄厚,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对于劳动者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可
怕,统治者在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为了使其统治更加稳定持久,在不断进行社会改良,改善劳资关系,调整分配关系。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社会其他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广泛而深刻的,这些变化表明,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方面的调节能力还是较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还需要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与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两个必然”实现 的条件渐趋成熟
首先,新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但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法则依然存在。 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是新质的产生和部分质变,而不是资本主义本性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无论怎样变化,也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相反 ,这一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微观下看似缓和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宏观上看来更加尖锐了。并且,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和经济化全球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的矛盾趋向国际化,资本主义强国及其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优势对落后国家、地区的掠夺成级数增长,他们一分钟榨取的财富甚至超过上个世纪的总和,人与人、国与国以及地区之间贫富更加悬殊,少数资本主义富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矛盾加深。下面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了全球86%的商品和劳务,而全球20%的最穷的人,却只有
1.3%的消费份额,几乎只有30年前的2.3%的一半。全球最有钱的3个富豪,拥有的财富超过最穷的48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世界人口中,20%的最富有者与20%的最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30∶1扩大到了1997年的74∶1。从资本扩张的角度分析,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扩张的无限性,如果说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扩张来摆脱危机、缓和矛盾,那么就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供向外扩张的空间是有限的,这个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随着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扩张空间极限的临近,资本主义将一步步走向衰退、灭亡。
其次,新科技革命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催生、孕育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正在推进中。 按照唯物主义史观分析社会形态的更替可知,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经历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每种社会形态的初期阶段都带有前一种社会形态的旧的痕迹,每种社会形态的晚期阶段又必然产生后一社会形态的萌芽。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股份制的发展,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和调节,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出现,收入分配社会化等等,无不说明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资本主义内部积累、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资本主义本性的改变,而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影响力的反映。二战后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是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产生的压力是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不断发展,一方面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了物质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应该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沿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调整生产关系,从而不自觉地在培育和积累着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示的蓬勃生机,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看到了另一种价值选择和新的希望,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资本主义扼杀社会主义的图谋不能得逞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某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不管资产阶级是多么地不愿意,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资本主义内部不断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增长,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一种体现。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接近了它的生命极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越来越成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创造着社会物质条件。正如列宁指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6](P266)因此,“两个必然”已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进程,并必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印证。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黄顺基
新科技革命实质上是新生产力革命,它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现代化的未来走向。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对我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入探讨。
新科技革命把现代化进程从工业化提升到信息化阶段
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机器大工业。机器是划时代的劳动工具,它取代了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位,按照自身的面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过程,从而改变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 信息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子计算机工业。电子计算机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劳动工具,以它为基础的计算机工业与通信业结合,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它对传统农业、传统工业进行了信息化改造。计算机工业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它产生了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对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20世纪90年代,在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基础上兴起的生物工程与生态工程的迅速发展,标志着生物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这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新的生态化的发展方式,它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首位。 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
新科技革命的特点是:“科学—技术—生产—社会”一体化;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跃居第一位。在这个新形势下科技业一跃而成为振兴国家的战略产业,其中的高技术产业化随之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日益复杂尖锐,突出表现为两类矛盾:一是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人与人的矛盾。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威胁人类生存的严峻形势下,大国加紧掠夺、剥削引起的国际纷争连绵不断,贫国与富国的差距愈来愈大。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所有国家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奔跑。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形势下,发展高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成为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过程中,生物科学技术革命逐渐崭露头角,它以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技术、生态学与环境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标志。后者主要是解决物质生产中环境与资源的问题,目标是寻求物质生产方式的生态化,以维护自然界再生产的能力;前者主要是解决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结构失调与质量下降问题,目标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可以预料,生物科学技术革命必然会影响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现代化进程必然会从工业化、信息化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生态化。
新科技革命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发展战略机遇
新科技革命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战略机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必须把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就要求:
一要反思旧中国一百多年被迫走上现代化的历程。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90年代维新运动的“新学”与“新政”,20世纪初辛亥革命运动的《建国方略》,1919年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30年代的“本土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反映了旧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历程。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这是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化的论述,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提出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是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此外,还要学习借鉴国外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三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国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中期阶段,信息化起步也较晚;在国内,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许多配套的改革措施必须同时跟上。经济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带来了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人口的结构与比例失调等矛盾日益明显,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纵览全局,研究分析由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对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高度的概括与总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