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阐释

2003年第4期第30卷(总第149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 N o. 4, 2003

V ol. 30

G eneral N o. 149

语言人类学阐释

纳日碧力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作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 ource ) 的语言、作为社会实践

(s ocial practice ) 的语言、作为历史记忆的语言、作为话语权力的语言。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是围绕形式、内

容与意义来进行的; 要掌握语言人类学的本质, 首先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讨论的脉络;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 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语言人类学; 文化资源; 社会实践; 社会像符; 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8575(2003) 0420030206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有四:作为文化资源

(cultural res ource ) 的语言; 作为社会实践(s ocial practice ) 的语言; 作为历史记忆的语言; 作为话

人类学之间, 既可属于语言学, 也可属于人类学, 其定位取决于研究者本人, 并没有绝对的限制。本文作者同意海姆斯的意见, 把它归入人类学。

[1]

语权力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像符系统, 既可以作元语言(即用来解释语言现象的语言工具; 用来研究语言现象的语言) , 可以作隐喻手段, 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还可以作社会行动(指以言代行或施为, performativity ) 。

人类语言的存在是一个与人类生息同步的过程, 与社会和文化共生, 不断发展变化, 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意义, 在历史长河中记忆文化。信息来自差异, 从声音的抑扬顿挫, 到外部环境、内部心理的发展变化, 都是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变化, 没有差异, 没有新陈代谢, 就没有信息。

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 语言行为反映文化阶层。同时, 语言具有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一, 也是能动和历时的实践形式。

杜然提(Duranti ) 认为, 想要区分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 ) 和人类语言学(an 2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 , 就要承担重写历史的风险。事实上, 许多研究者并不十分在乎学科名称, 用法比较随意。例如海姆斯在定义语言人类学的时候, 同时使用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身价”。

首先, 语言人类学者是学科边缘人, 他要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问题, 边缘即特点; 其次, 他的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 在继承旧学的基础上, 注重吸取现代社会思想的精华, 积极参与学术交流; 他的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人, 是活动者, 是有历史记忆的人; 他的研究内容是这个活动者的现场话语和情感, 是活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分类。语言人类学研究

[3-2]

[2]

尽管如此, 经过一部分人类学者大

半个世纪的努力, 语言人类学已经有了自己的

语言人类学定位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 处于语言学和

〔收稿日期〕2003203218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1956-) , 男(蒙古族) , 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

学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 博士。

30

的是社会能动者言行合一、参与社会建构的持续过程及这个过程中的互动、发展和变化。

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也有难解之缘。按照弗理(F oley ) 的看法, 人类语言学属于语言学的分支, 主要从人类学观点看语言, 发现语言使用、风格、形式和语域后面的意义; 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做社会习惯, 围绕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变量来观察社会群体的语言行为模式及其

[4]

差异。其实, 无论从社会思想的渊源, 还是从具体方法论的运用来看, 人类学与社会学多有交叉。迪尔凯姆(Durkheim , E. ) 、福柯(F oucault , P. ) 、布尔迪厄(Bourdieu , P. ) 、莱维-斯特劳斯(L évi 2Strauss ) 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已经渗透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像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概念, 这两个学科也都在使用。从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层面说, 拉伯夫(Labov , W. ) 的社会语言学理论[5-9]对语言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弗理和杜然提都大量引述了他的观点。

由此看来, 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少数民族的迁移和都市化,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反思,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也使它们走到一起。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看做是社会像符, 是文化资源, 它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 反映他们的情感的价值观, 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 语言人类学所研究的语言是社会构造的一部分, 也是人们能动作用的一部分。博厄斯(Boas , F. ) 、萨丕尔(Sapir. E. ) 、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 , B. ) 及其他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 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对于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格尔茨把文化

[10]

看做是文本和意义之网。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 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这种开放的取向使我们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思想中广泛汲取营养, 既尊重了他人的劳动, 也充实了自己的研究。

布尔迪厄的“社会习性”(habitus , 又译) 概念和实践观点, 对语言人类学有特殊“惯习”

的价值:语言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 本身就是社会实践; 语言习惯具有无意识的特点, 是嵌入文化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习性, 也常常是“无主

体的”。福柯在自己有关权力话语和生物力的论

[11]

述中, 也贯穿了“无主体”的观点。人在社会中虽然有自己的意愿, 但他并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言行真正负责, 有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在控制着历史结局和社会后果。实际上, 这样一种力量就是“合力”, 它不独属于任何某个因素。这涉及吉登斯(G iddens , A. ) 讨论的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他看来, 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于互动的再生产过程, 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组织自己的生活, 而他们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 又再生产了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结构) 。吉登斯指出, 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既是话语实践的工具(媒介) , 也是结果(产品) 。这就是结构双重性(duality of struc 2ture ) 。

[12-13]

Dell Hymes 在1964年编辑出版了语言学人类

[1]

学读本, 收入莫斯(Marcel Mauss ) 、梅耶(An 2toine Meillet ) 、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 évi 2Strauss ) 、布朗(R oger Brown ) 、布龙菲尔德(Le 2onard Bloom field ) 等人的著述, 而这些作者自己

不一定承认是语言人类学者, 但这个读本的面世具有重要意义:确定了语言对于理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 确定了文化和社会对于理解语言的相

[14]

关性。

语言人类学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 象征表现的政治性、权威的构成、权力的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文化根据、社会化过程、人(自我) 的文化构建、情感的政治性、仪式表演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关系、选定范畴的知识与认知、艺术表演与审美政治、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等, 都在语言人类学中得到新的研

[2]究。

美国哲学家和像符学家皮尔斯(Peirce , C. ) 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可布逊(Jakobs on , R ) 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sign ) 分为图像(icon ) 、标指(index ) 和符号(symbol ) 三部分, 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两分法(能指signifier , 所指signified ) 。皮尔斯关于像符“第三性”(Third 2ness ) 的创见, 雅布可逊关于语言诗学的创见, 都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

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 只是各家在处理心理、认知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 看法不同, 有时大相径庭。

31

[15-16]

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 要彻底理解人类社会,

[17]

就要把它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克拉克洪在研究那伐鹤人的时候, 先是关注社会制度, 随后转向它的象征体系。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而雅各布逊的音位理论更是对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莱维-斯特劳斯认为, 人类和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他从具体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由于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 本土人对这种结构的看法并不重要, 即由具体的文化材料推演出的无意识结构是普世成立的通则。

早期的认知人类学与语言学、生物学有不解之缘, 它既用语言学的成分分析法研究亲属称谓, 也用生物学的分类方法研究具体社区中的分类体系。后来, 认知人类学引进心理学的范畴理论, 研究范畴和记忆和推理的关系, 进而又涉足人工智能的研究。如果说象征人类学代表了“由外向里”的观点, 那么, 认知人类学代表了“由里向外”的观点。前者不大注意个体和生理, 后者却常常忽视社会性。

如果说语言研究曾经忽视意义研究的话, 那么, 现在经过马林诺斯基、雅柯布逊、拉可夫等人的努力, 至少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 语言研究和意义研究已是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DEIXIS

[16,19,20][21-23]

理论和语言行动理论以及命题理[24-25]论为语言人类学开拓了无限空间, 使它充满活力, 主动和其他学科对话, 取长补短, 发展自己。

莫里斯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 对于语言

[26]

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 受到人类学中意义研究[27-28][17]者和语用研究者的欢迎。但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 句法、语义和语用之间的传统藩篱在生成语义学和言语行动理论中不复存在:语义是语法结构的基础, 对指号的使用活动产生了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 或者说, 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

[29]

来自对指号的运用, 是后者的功能。

[18]

究的质量和水平。

在人文社会学科中, 形式、内容与意义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问题。西方哲学以二元对立为基础, 一直在讨论精神与物质、经验论与惟理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是知识和观念的惟一来源, 给予感觉经验突出位置, 否认或者贬低先天观念、范畴和先天知识。惟理论坚决反对经验论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的原则, 认为必然、普遍、可靠的知识不能来自经验, 只能来自于先天的自明之理。康德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 强调互动、辩证和能动, 对后来的社会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近代的传统哲学思想一直在寻找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 寻找永恒的人性, 寻找超越人类的进化图式。然而, 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 哲学唯心论重新抬头, 似乎社会不再受永恒法则的支配, 而要听命于社会能动者的实践活动。有趣的是, 人类学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对其他

[30]

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

迪尔凯姆虽然致力于实证研究, 强调参与观察社会分工和自杀之类的社会现象, 但他的最终追求是一种稳定的形式或者结构, 即决定社会团结或社会问题的条件, 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迪卡尔、霍布斯到穆尔、康德, 都在心目中有一个新古典观念的社会模型, 它要服从自然法则, 要遵循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 走向外在、先定的目标。他们这些思想家都认为社会生活的根基是和谐一致。不过, 正是康德本人把各种哲学问题归结为符号形式的问题; 他也意识到理性的非理智基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提出了符号形式的理论, 讨论了符号形式与思维的关系。

许多有名的社会科学家, 包括迪尔凯姆、韦伯、莫斯、冯特、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和皮尔斯, 后来都围绕着康德提出的问题著书立说, 沿着形式、内容与意义的探索之路走了下来。康德认为, 思维的基本结构与思维的内容无必然联系, 例如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属性就独立于我们看到的某个具体事物, 因果关系也是如此, 如俗话说的“前因后果”。就是说, 事物的这种时空和因果属性是独立形式, 和人们所感知的具体事物没有依赖关系。迪尔凯姆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 它解释不了社会形态的本质。社会形

[30]

形式、内容与意义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是围绕形式、内容与意义来进行的, 要掌握语言人类学的本质, 首先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弄清楚有关讨论的脉络, 否则就不能和国内同行进行有效的交流, 提高研32

态的本质要到一种抽象结构中去寻找。韦伯和弗洛伊德在强调社会互动的同时, 也都把形式和内容严格区分开来, 仍然继承了康德的二分观。韦伯从思维活动中提取“理想型”, 弗洛伊德要寻找思维的基本结构。他们在强调社会互动的同时, 继续区分形式与内容, 突出形式的决定意义。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时, 认为语言相当于抽象形式、价值体系, 言语相当于内容, 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项。也有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把这种形式看做是“社会语法”, 似乎社会语法是稳定的, 而具体的语言活动是多变的, 同样也是形式超越内容、高于内容、独立于内容的观点。此外康德、迪尔凯姆和韦伯把意义作为混乱的对立面, 社会稳定就是有意义, 否则就是无意义、混乱。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诚心希望人类能够找到意义, 克服混乱, 拯救社会。但是, 黑格尔和马克思否认意义的反面是混乱, 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混乱。意义来源于行动, 来源于实践, 来源于劳动。他们都认为意义是社会行动者创造出来的, 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 形式和内容经常出现对转的情况, 形式变成内容, 内容变成形式, 就像我们用语言(元语言) 研究语言, 用工具制造工具一样。需要强调, 这样的对转不可能是平面、共时的:它是历史的、差异的、文化的和能动的。

[30]

加“科学”、“客观”的问题; 存在的是游戏规则的差异。

学术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追求, 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本身, 也不是主观本身, 而是它们的抽象, 是它们的像符。这种抽象和像符渗透在能动和历时的社会活动中, 以变化和差异为动力, 以审美和情感为直觉, 以互动和关系为形式。

人是社会能动者, 是勤奋的学习者, 是情感的交际者。文化作为多种要素的抽象, 本身无规律可循, 因为它只存在于人的活动中, 其中包括人的认知活动, 如听、说、读、写之类。语言人类学(可作为像符人类学的一部分) 关注人类群

[30]

体如何观察、认识、归纳和分析他们的现实。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 研究意义首先要研究人的活动, 即把语言作为活动, 而非单纯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前苏联心理学家维高茨基(Vyg otskv ) 指出, 人不仅思考, 他还运动、建造、触摸, 并通过身体的和符号的活动来与其他人和物互动。一个婴儿试图够某个东西, 但够不到; 婴儿的手成为交流符号, 母亲把它解释为婴儿想要做什么事情。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互动中形成的, 这个活动既涉及语言, 也涉

[2]

及身体和身体的活动。意义产生于互动, 就像跳舞, 舞伴要相互配合, 根据对方的动作随时调整。

瓦雷拉(Varela ) 等人提出, “环境”不是脱离神经系统的认知对象。神经系统为“环境”赋予当下的意义, 当然, 外在世界也参与了生物体之存在过程的建构。生物体和环境之间这种重复

[4]

互动, 就形成了耦合过程(structural coupling ) 雅各布逊的诗学理论强调语言形式对于语言内容的制约作用, 指出语音的声学特征在语言表达中

[2]

所占有的突出地位。以史诗为例, 它用的是诗学语言, 其中充满了超语言或副语言(paralin 2guistic ) 的特征。史诗不仅要有具体的场景和本土文化主题, 要利用那些超语言或副语言的特征, 如韵律、半谐音(ass onance ) 、程式化句法、诗节、叙事范式、视觉、声腔、乐器、服饰, 等等。

海姆斯(Hymes ) 把言语活动的要素归纳为:情景(situation ) 、参与者(participant ) 、目的(ends ) 、活动序列(act seqences ) 、风格(ke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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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语言:能动和历时的象征活动

从19世纪到20世纪, 语言学不断对人类言语活动进行切分, 从句子到短语, 从词汇到形位、音位, 直到区别性特征。社会人文学科的交叉使语言学走出了就语言论语言的界限, 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语言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 语言与思维、现实的关系重新成为他们的主题, 为语言人类学创造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固然, 把语言看做静态不变的实体来分析, 能使学者的研究“科学”、“精确”, 如维特根斯坦所说, 这是“游戏规则”。但是, “游戏规则”毕竟是人创造的, 它并不就是客观本身, 至多“反映”了某种“客观”。语言人类学的规则显然不同于“纯粹”语言学的规则:它强调的是日常生活, 重视的是实践, 突出的是互动, 寻找的是历史, 着眼的是差异。学科之间并不存在哪个更

工具性(instrumentalities ) 、标准(n orms ) 、体裁(genre ) , 扩展了雅各布逊的言语活动模型。俄国(前苏联) 思想家巴赫金(M. Bakhtin ) 认为, 意义离不开现存的社会关系, 创造意义的语言和文化的实践积累成为历史, 成为现存社会关系得以继承的遗产, 语言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 并在传承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创造意

[32]

义。人类根据意义行动, 意义来自以语言为媒体的互动; 个人在言语活动中要考虑他人的态度和角色, 既充当行动者, 也充当他人眼中的对象

[33]

(即皮尔斯所说的“人是符号”) 。语言与身体、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在社会仪式上得到充分表达。仪式是一种施为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 ) , 而施为话语(per 2formative utterance ) 也是行为, 超越了“表达意

义之声音”的限制, 把身体的动作和说话粘着在

[34]

一起, 以言代行, 以行附言。这种体化实践(embodied practice ) 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

(habitus , 又译) , 指能动者(agent ) 以某习性”“惯习”种方式行动和反应的一组倾向。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 结果竟是这样, 和唯物主义相反, 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

[36]

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35]

〔参考文献〕

〔1〕Hymes , D. 1963. Objective and C oncept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n D. G. Mandelbaum , G. W. Lasker and E. M.

Albert (eds. ) . The Teaching o f Anthropology , pp. 275—302.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 ociation. Mem oir 94.

〔2〕Duranti , A. 1997.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 3—4, 281—283, 286. 〔3〕Hymes , D. 1964. G eneral Introduction. In D. Hymes (ed ) .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 pp. xxi 2xxxii. New Y ork :Harper &R ow.

〔4〕F oley , W.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 Ox ford :Blackwell. P10.

〔5〕Labov ,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 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 Arlington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6〕Labov , W. 1970. The Study o f Nonstandard English . Champaign , I L :National C ouncil of T eachers.

〔7〕Labov , W. 1972a.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 2

nia Press.

〔8〕Labov , W. 1972b.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9〕Labov , W. 1984. Field Methods of the Project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Variation. In Baugh , J. and Sherzer , J. (eds. ) .

Language in Use :Readings in Sociolinguistics , pp. 28—53. Englew ood Cliffs , N J :Prentice 2Hall.

〔10〕格尔茨. 纳日碧力戈等译. 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Drey fus , H. and Rabinow , P. 1983.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 ermeneutics . Second Edition. Chicage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

〔12〕G iddens ,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G iddens ,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 f Society :Outline o f the Theory o f Structuratio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Duranti , A. 2001.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 Ox ford :Blackwell. PP. 1—12.

〔15〕Peirce , C. 1965-6. Collected Paper s . E ight v olumes. Cambridge ,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Jakobs on , R. 1957. Shifter s , Verbal Categories , and the Russian Verb . Cambride ,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 Waugh L. and M onville 2Burston , M , (eds. ) Roman Jakobson on Language , pp. 407—421.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原载Diogenes (狄欧根尼) 51:27—37.

〔17〕Beattie , J. H. , C ontemporary T rends in British S ocial Anthropology , Sociologus , 1955, 5:1—14. 〔18〕D ’Andrade , R. 1995. The Development o 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

〔19〕Fillm ore , Charles J. 1991a. Santa Cruz Lectures on Deixis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20〕S ilverstein , M. 1976. Shifters , Linguistic Categ ories ,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 In Bass o , K. and Selby , H.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 pp. 11—15.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eds. ) .

〔21〕R oss , J. R. 1970. On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nal Grammar , edited by R. A. Jacobs

and P. S. R osenbaum. Waltham , Mass. :G inn.

〔22〕Sadock , Jerrold M. 1974. Toward a Linguistic Theory o f Speech Acts . New Y ork :Academic Press. 〔23〕Searle , John R. 1969. Speech Act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Lakoff , R obin T. 1971. I fs , and ′s , and but πs about C onjunction. In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 edited by C. J. Fill 2

m ore and D. T. Langendoen. New Y ork :H olt , Linehart , and Winston.

〔25〕Fillm ore , Charles J. 1971b. Verbs o f Judging :An Exercise in Semantic Description . In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 edited

by C. J. Fillm ore and D. T. Langendoen. New Y ork :H olt , Rinehart , and Winston.

〔26〕M orris , Charles. 1946. Signs , Language and Behavior . New Y ork :Prentice 2Hell.

〔27〕G oodenough , W. H. 1956. C 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the S tudy of Meaning. Language 32:195—216. 〔28〕Lounsbury , F. G. 1956.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Pawnee K inship Usage. Langauge 32:158—194.

〔29〕Bean , Susan S. 1978. Symbolic and Pragmatic Semantics . Chicage and London :The Univerbity of Chicage Press. 〔30〕D olgin , Janet , L. (ed. ) . 1977. Symbolic Anthropology , New Y ork :C 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7, 11, 14, 34. 〔31〕约翰・迈尔斯・弗里. 朝戈金译.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2〕巴赫金全集(1-6)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3〕杨承芳主编.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 〔34〕康纳顿. 纳日碧力戈译. 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5〕Bourdieu , P. 1997. Outline o f a Theory o f Practice , trans. Richard Nic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Analysis with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N arbilig

(Institute of E thnic Research , China S ocial Science Academy ,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the four research contents as follows :language as cultural res ources ; language as s ocial practice ; language as historical mem ory ; language as power discourses. Linguistic anthropolgy looks language as s ocial symbol and cultural res ources , reflects classified m odes and thought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studies around form , content and meaning. I f we want to master the nature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 it is of the first im portance for us to clarify their relations and relative discussed lines. Studying language as s ocial practice ,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unique and profound meanings.

[K ey w ords ]Linguistic anthropolgy ; cultural res ources ; s ocial practice ; s ocial symbol ; meanings.

〔责任编辑　苏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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