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谈谈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企业

谈谈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企业

　　海安奥鹏学习中心：朱昌美 2008、6、17

　　所谓官督商办，根据李鸿章在筹办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所作的说明，乃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商"自立条议"，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商为承办"，也就是企业的资本由商筹集；而"官为维持"，就是说必须在企业的经营上由官利用拥有的权势给予一定的方便。商出资本，因而"自立条议"；官有权势，因而"总其大纲"。拆穿了，一个要利用对方的资金，一个要利用对方的权势。

　　那么，官通过一些什么途径而能"总其大纲"，也就是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呢?

　　第一条途径是用官款垫借。企业由官款筹办（如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工业）到用官款垫借，这是在资本筹集方面由完全官办到官督商办的一个过渡。因此，官督商办企业虽然规定"商为承办"，但是在开办的时候，很多仍由官方垫借全部或一部分的开办费用。如轮船招商局最初就从官方领借练饷20万串，作为"设局商本"，其后又屡借官款至190余万两；

　　官款垫借还表现在有些企业，虽然由商款开办，但在经营过程中，不断需要官款接济。如贵州青谿铁厂经营五年先后借拨公款19．2万两。

　　第二条途径则是洋务派官僚直接投资于这些企业。由李鸿章奏办的轮船招商局，就有他的私人股份在内。当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公司时，盛宣怀就曾透露李鸿章有附股的意图。

　　官府垫款与官僚投资，对官之控制企业而言，方式不同，作用是一样。

　　第三条途径是：洋务派官僚利用国家的权力，对它所控制的企业，给以专利或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在洋务派控制下的几个重要产业部门--航运、电报、纺织、煤铁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专利或营业特权方面的规定。上海织布局在筹办过程中的1882年，即从李鸿章那里获得专利十年的待遇，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成立，也存在排他性的专利。至于开平和官办的基隆等煤矿的开采，则不但不准另立公司．甚至连矿区原有的手工窑户也要受到封禁。

　　在减免税收上，洋务派官僚控制下的企业，也能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力，得到若干特殊待遇。例如，从最早的官办兴国和基隆煤矿到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都曾经根据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将煤出口税由每吨0．672两减为0．1两，较手工产煤所纳税率降低了85％以上。

　　官督商办企业似乎得到了洋务派多方关照，对其自身发展应该说大有裨益。其实不然，请看看洋务派官僚对官督商办企业给予的所谓"优惠待遇"：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控制下享受优惠待遇最多的官督商办企业，然而，从招商局开办之日起，几乎每年都要从营业收入中提出所谓赈捐和筹防捐交给清朝政府，作为报效，而且报效的数额不断增加。在70年代末期每年的捐款不过1万余两，如1878年为1．8万余两，1879年为1．5万余两。到了90年代以后，数额成倍增加。1890年一年之中，除了捐助浙江赈款2万两以外，还在李鸿章的直接要求下，从公积金中提银10万两，指定作为赈济的预备款项。1894年报效的名目，又有所增加，单是为慈禧做寿，招商局就一次报效了5．5万余两。等到中日战争爆发，户部又以筹集军费为名，向招商局勒借规银41万两，当时招商局也缺乏现款，只得从天津等地吸收存款凑数筹付。

　　发生在招商局的一切，在其他官督商办企业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见，优惠待遇，有予必有求，有一方的优惠就必有另一方的报效，而这种"报效"，不仅抵消了所受的诸多"优惠"，而且严重影响了其扩大再生产。

　　而"商为承办"的商股们却幻想利用官督商办的形式来发展自己，那么他们与洋务派是怎样结合起来的？他们是否如愿以偿呢？

　　在"官商联络"的官督商办企业中，实际上存在多种力量的结合。这种结合同时又体现了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商的矛盾和斗争。其间既有相互利用，又存在不少矛盾。

　　第一种力量自然是"总其大纲"的官僚。

　　轮船招商局是由朱其昂首创而"引为己任"的，但在改组之前，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陈钦是它名义上的主持者，通过他们请准借领2000万串公款，作为设局商本。

　　开平煤矿是由唐廷枢一手创办的，但李鸿章以"事体重大"，关系地方交涉，又派了天津道丁寿昌(已卸任)和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以一事权"。

　　电报局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之时，有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等人作为商董，但总理大权的是代表官方的盛宣怀。

　　第二种力量是买办商人。买办和买办商人在官督商办企业产生以前就曾借助洋行的力量，开始了新式企业的活动。洋务派官僚利用买办上层分子的势力，作为招徕商人资本的桥梁，这在他们看来，是"顺商情而张国体"。这些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属于总办或总董地位的人物，在官僚面前，是商的代表；在商人面前则又像是官的代表。他们身居商界，是联络官商关系的纽带，是官督商办这种形式的企业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官督商办企业中买办与洋务派官僚的结合，在若干方面，似乎增加了企业中商的权力。轮船招商局在进行改组，由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以后，也出现了同样的

情况。特别是在郑观应入局以后，他极力主张经营管理应按公司成例，"由众股东公举董事、总协理"，总协理不但负责局中一切商务，就是属于官务的漕运，"虽有海运委员总理，本公司亦当委一熟悉米色、公正无私之员，随同海运总理稽查"。同样。改组以后的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的主持下，也特别强调织布局的商办性质，极力芟除"官场浮华习气"。他们一方面"仿照西法，由股份人公举""熟悉商情"的人为董事，一方面还将"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所有这些保障商股权力的措施，无疑地是为了取得商股的信任，便于商股的招徕。

　　这种祛除官方干预和保障商股权益的措施，在招徕商股方面，也发生了实际的作用。如上所述，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主持之下，招募股本就比较顺利。1882年郑观应入局以后，即将资本扩充一倍，由100万两一次增加为200万两，不到一年，便如数招齐，而且还拒绝了一些在足额后继续要求入股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80年代初期中国资本主义股票市场的短期繁荣有关，但具体到招商局，则还有它自己的特殊原因。原来在这个时候，代表官方的几个人物、都已先后离开招商局，其中朱其昂早已病死；朱其诏、盛宣怀被李鸿章调去做官，无法兼理局务；继朱其昂专理漕务的叶廷眷，则在1879年乞假离局。因此，总揽局务的大权全部由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这一班人掌握。当招商局第二次招满资本100万两时，就曾经有人指出："这是由于中国商人对这个企业渐有信心的原故。只要官僚控制着企业，这些商人总是存有戒心的。现在官老爷们有的离职了，有的不参与管理了，商人们才敢投资人股。"人们都知道，在两次增资中，买办徐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自己先后附股48万两以外，他"招徕各亲友之人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占据商局资本总额一半以上。

　　这些有限度的保障商权的措施，当然引起了视企业如衙门的官方人物的反感。如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人局以后所实行的一套争取商股的办法，遭到了总理官务的龚寿图等人的严重反对。双方的冲突延续了很长一个时间，最后还是以经元善去职而结束，而留下来的郑观应，虽然担任了商务总办，但与官总龚寿图也经常处在矛盾的状态中。

　　第三种力量是中小股东。一般中小股东，是没有过问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力的。在唐、徐等人上台以后，买办和买办商人的势力，掌握了招商局的大权。总局和主要分局的商董，大部分都是买办。各分局、船、栈总管之缺，"向归总办分派，非唐即徐"。"执

事者，尽系粤人，它省外府者未闻有一人与于其内。"这种排斥中小商股的少数人把持，便利了他们一己营私舞弊的活动，使得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轮船招商局之受累于徐润、唐廷枢，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而郑观应在上海织布局利用职权，进行投机活动，使织布局的筹建工作一再宕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措置失当，咎无可辞。"

　　在这种情形之下，企图借官督商办的方式以求自身发展的一般商股，自然难以实现他们的希望。

　　轮船招商局在徐润、唐廷枢等人的主持下，虽然一再扩充资本，但仍不免负债累累。其后在政府债款之外，又接受了大宗的洋债。等到徐、唐等人离局以后，局务由盛宣怀一人把持。他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办法，掌握了招商局的大部分股权．实际上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开平煤矿是惟一经营比较成功的官督商办企业，然在最初10年间，一般商股也没有分到一文股息。而在金属矿中，有的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办就已经把商股消耗得干干净净。(如鹤峰铜矿等)。

　　漠河金矿是仅有的能获利的一个官督商办金矿，但它的全部盈利中，"各股友余利"只占50％，其余一半由所谓"员司花红"和"黑龙江军饷"瓜分。

　　至于铁路、电报，原来就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要"保证[商人]所投资金不被剥夺，并让他们取得对企业应有的管理权"，更是难以指望了。

　　

　　由此可见，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存在的官商矛盾中，洋务派官僚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处于次要地位的商人们无权无势，无法主宰企业的命运，往往股金本钱都难保，这严重阻碍了洋务企业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洋务运动最终破产的因素之一。然而，即使这样，官督商办企业仍不失为中国近代企业发生的一种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总是在入侵的外国势力和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势力两者之间，选择依靠其中的一个，尽管这种依靠并不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出路。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性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无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