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

(2010-09-12 19: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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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地域文化

原文地址：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作者：cocurrent

摘  要: 夜郎是我国古代秦汉以来在西南夷历史中的一个待解之谜，为了揭开这个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近些年来中外考古学者们的脚步辗转于整个大西南北。《史记·西南 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和司马迁其他有关夜郎的记述，都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夜郎的建国年代记载最早的有力证据，也是可信度最强的关键性史料依据之一。

关键词: 夜郎社会与族属；夜郎疆域与贸易； 可乐史实与南夷。

（一）夜郎的族属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夜郎时期即已存在的民族融合是客观历史事实，有的更认为夜郎便是民族融合的大实体。因此，要划分出“纯粹夜郎血统的民族”，我认为这种划分法便是一道很困难的难题，只能从民族发展演变和民族融合的动态中去研究夜郎的族属问题。综观57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夜郎族属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夜郎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因此，所谓夜郎的民族，是指主体民族或王族的问题罢了。

可是近年来对古夜郎的研究族属问题就有五种观点：谢人说：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认为夜郎，牂牁皆僚人所居，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为古濮人后裔。有的学者更具体地论述道：西汉时夜郎王族是濮人；到魏晋时期夜郎王族融合为濮、僚，后统称为僚人；隋唐以后，夜郎王族又改名仡佬。至于夜郎国内所居住的人们的族别，则有今之布依、水、苗、彝、仡佬等族，其中仡佬族即夜郎王族是土著族说。

也有对越、濮、羌同为主体族说：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

彝族先民说：认为夜郎由羌系的夷、僰、濮和百越系的僚人三个民族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夷即今日彝族先民。

百越说：其一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僚人都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其二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份民族组成；其三认为闽、瓯、骆都是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的名称，均含在这三种自称之中持百越说者，大多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布依族先民。

此外，在古夜郎的族属问题研究中，最早有人提出苗族先民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致认为苗族之进入贵州，时间远在夜郎之后，而苗族自己的传说，也对苗族先民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作了否定。

有的学者认为，在研究夜郎的族属问题时，首先必须对夜郎有一个时间、空间的定位。如果将其上限起自楚庄跷降夜郎、王滇的战国年间，下限迄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被诛杀后建置郡县为止。夜郎的地域，如认为其统治势力达到今黔西北、滇东北、滇东、桂西北和川南，即“大夜郎国”范围，那么，其间夜郎境内的居民应当先后有濮人、夷人、越人、羌人、僰人以及楚人、巴人和蜀人。这些具有不同称谓、不同族系的人们的共同体，他们经过长期的经济交流、政治影响和文化接触，逐渐形成了今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布依族、彝族等族以及一部份汉族的先民。这一思路所提供的族属上的模糊概念，我认为或许更接近夜郎的历史真实。

（二）夜郎主体民族的来源。

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一是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本是今贵州一带的土著民族；二是认为古牂牁国在春秋时期解体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的大夜郎国。外来说者，有的认为夜郎即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周人压迫而迁到黔中；又有的认为是由东南沿海的越人迁入；有的则认为是江汉一带的濮人，到了春秋晚期为楚人驱迫而迁入的夜郎。

关于夜郎与当代民族的关系，研究者中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古今不变说，认为夜郎遗民即今贵州境内的仡佬族，或认为是今黔西北一带的彝族；二是古今分化演进说，认为夜郎故地上的居民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仡佬族和布依族；或认为现今的仡佬、布依、侗、水、壮、彝等族，与夜郎均有不同程度的族属关系。

（三）夜郎国的地域，千百年来的变化比较大。

据《贵州古代史》介绍：夜郎国的地域最广时，除了今贵州省铜仁地区部份县外，另辖四川省的宜宾市的部份县，重庆市綦江以南，云南省的昭通市、曲靖的市以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水河南岸的部份地带，总面积超过今天的贵州全省。《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也就是说，在我国西南地区古代的众多部落中，夜郎是最大的一个实体。由此可见，夜郎国在当时是多么处于显赫的位置。

从有关的彝汉史料中得知夜郎国的范围，我们还必须得从研究夜郎地区早期人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才能知道夜郎的史源形成的过程。要研究夜郎地区人娄的形成和发展，必须考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和青铜器时代的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看，新中国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南夜郎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处，这说明了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夜郎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

（四）如贵州的观音洞文化。

从1964年的冬季开始，贵州考古工作者就在贵州省黔西县沙井公社发掘观音洞遗址。观音洞文化是我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该洞是一个东西向的狭长石灰岩溶洞，洞内堆积物厚达8米以上。对观音洞遗址的发掘贵州省考古所至少已在这里发 掘过4次以上，出土旧石器4000多件。另还出土猩猩上臼齿、东方剑齿象、乳齿象、犀牛等33种哺乳动物的化石。从出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来看，观音洞的原始人集体穴居在岩洞里，过着群居乱婚的生活，以采集为主，部份从事狩猎者，生产工具水平还处于最原始的阶段。

（五）贵州桐梓文化。

1972年，在贵州省桐梓县九坝公社岩灰洞内发现了一个老年人右上内侧门齿，一个青年人右上第一前臼齿。另外，还在洞内出土了12件石器和几块烧骨。从文物考古的特征来看，贵州桐梓人初步具有黄色人种的特征，制造和使用粗糙的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已经会使用火。从贵州桐梓人石制品的加工技术来看，他们都属于观音洞文化的系统。

（六）贵州的水城文化。

1973年冬季，在贵州省水城县硝灰洞内又出土了一枚老年男性的左上犬齿化石，齿冠底部的前后缘无三角形凸起。水城人体质特征比北京人要进步得多，属于典型的古人类。另外，出土53件打制石器，其不修台面的打石片法，表明与观音洞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七）贵州兴义（猫猫洞）文化。

1975年冬，在贵州省兴义县顶效公社又发掘到了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打制石器1000多件。贵州兴义人以“锐棱砸击法”为主，以锤击法为辅来打制石片。这次发掘的东西刮削器占多数，其次是尖状器，也有少量的砍砸器和雕刻器。在这些石制品上，刮削器与尖状器的形体较大，多数在50毫米以上。刮削器中斜刃多于直刃。石制品的特征说明了贵州兴义人与水城人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

（八）贵州穿洞文化。

1979年初夏，在贵州省普定县发掘了穿洞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这里用火的遗迹。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多数属于刮削器，尖状器不多，有少量的砍砸器。贵州穿洞人与兴义人（猫猫洞人），经考证它们都是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的区域。

到目前为止，贵州已发掘五个主要旧石器文化遗址，以观音洞文化为代表，桐梓文化属于观音洞文化系统的区域，水城文化与观音洞文化关系密切，兴义(猫猫洞)文化与水城文化关系密切，穿洞文化与兴义（猫猫洞）文化同属于一个系统区域。由此可见，在旧石器时代，贵州高原就形成有一个以观音洞人为轴心的人类活动中的一大文化区域。

（九）贵州古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

1984年，在贵州修文王官乡汉墓出土了一套铜铃、铜锡。此后又在六枝、威宁等地也相继发掘了一系列的铜器。1998年在望漠县石屯镇污散村发掘了66件青铜器，种类有铜、铜手镯、铜飞鸟及铜链等，具有浓厚的地方土著民族性特色，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今研究者认为，牂牁江即今南盘江、北盘江，望漠此批青铜器出土的地点，距北盘江仅有几公里远，这就更证明望漠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当属夜郎青铜文化时期文物，进一步考证可知，这些文物当属西汉时期。贵州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证明，秦汉时期的夜郎还处在青铜时代，而青铜在当时是政治权力的体现，从此观照，可以依稀分辨出当时夜郎国的中心地或主要活动中心区域等方面的考证。

从上述的考古资料证实，1、观音洞文化；2、桐梓文化；3、水城文化；4、兴义文化；5、穿洞文化等都是同属于一大区域系统文化，这些文化虽是层次不同，但都互有联系。贵州高原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古人类在这里活动，这些古人类他们一不是南来，二不是北来，应该说他们都是云贵高原土生土住的夜郎民族先人罢了，根据威宁中水与赫章可乐文化等有关遗址的考古印证，也就是说这些古人该是古夜郎国族属的先民是无疑的史实。

二、有关夜郎的疆域文化与周边贸易的发展与往来。

关于夜郎的总概念问题需要进一步廓清。由于史籍文献的记载不一致，许多研究者们对夜郎的总概念问题大体上便形成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无论战国时期或汉代，夜郎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群体，或者是一个地域的总称。到了汉代，这个联盟群体大体包括了牂牁郡的17个县，其中有一个县的名称就叫夜郎。汉武帝元鼎六年，其首领被册封为王，在夜郎群体中起到了统率的作用。例如朱俊明先生在其专著《夜郎史稿》中就有认定：“夜郎是分布在古贵州高原一带各部越人的一种自称。在秦汉以前此诸部就各有自己的政权，互相间存在的问题是联盟、统率关系，绝无跨州联郡、占地数千里的单一的‘大夜郎国’。”方国瑜教授也说：“在未设郡县前，夜郎各部君长间只是联盟关系的问题，既设郡县后，则以其势力大小任命为王、侯、邑长，以相统率。”（见《汉牂牁郡地理考释》）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夜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问题，是西南夷中最大的方国。引证者主要依据司马迁《史记》中的那句话：“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 最大。”周维衍先生在其所著《古夜郎三题》中说：“大概在战国中期，夜郎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大国。”“秦亡，夜郎仍雄据一方，与内地朝廷的关系问题暂告中断。”如此等等，还有一些文章提法比较笼统，分不清所论述的夜郎国是指目前一种论述诸联盟中的“小夜郎”还是雄据西南地区的统一的“大夜郎”。

这些都是研究夜郎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的概念问题便自然会涉及到夜郎的地理位置问题、族属问题、史源问题、文化特征以及夜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等等的不同问题。目前最需要通过的是对现有文献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去误存真，以求共识。否则，夜郎问题在人们的心目中便将永远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问题。

（一）关于夜郎的时间与空间定位问题和夜郎的地域问题。

我认为这也是同它存在的时限一样神秘，它取决于对夜郎概念问题的理解。目前研究者们的意见大致可分为数郡说和一郡说两大类问题。数郡说主要依据《后汉书》追记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具体意见有三点：一是夜郎不仅有汉代牛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而且有时还越出这三郡之外；二是认为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域之内，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括犍为郡属县五个、牂牁郡属县八个和益州郡属县一个；三是认为古夜郎极盛时的疆域，不仅有今贵州的全省，北和西北还有今四川南和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至湖南的新晃，西至云南的曲靖、陆良，即含汉牂牁全境及武陵、犍为两郡的一大部份。一郡说也有三种见解：一是夜郎之地仅为牂牁郡一县，但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可称为夜郎地区，汉时设为含17县的牂牁郡；二是夜郎联盟的地域东起今黄平一带，西北至今毕节，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遵义，东南包括都柳江的上游，西南经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的东南，即汉牂牁郡全境；三是夜郎相当于今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也在汉牂牁郡内。

（二）对彝汉史籍文献与考古出土文物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史籍文献和出土文物才是启开夜郎神秘之门的两把钥匙。在史籍文献的研究运用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加深对西南地区的考古、彝族古籍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华阳国志》等等方面的深入。我省在近些年来对有关夜郎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与广泛地运用了这些文献资料中有关夜郎的记载是分不开的。虽然古籍中所记载的东西多数都很简单，但它为我们研究夜郎提供了线索和依据。现在多数学者对西南古夜郎之谜有多种说法，各省区文献资料能运用的都已经用了，要对夜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希望全在于考古了。诚然，依靠考古的成果是深入研究夜郎的关键，也是80年代以来近二十年间我省及周边省区学者对夜郎研究取得新进展的主要方面。但是对史籍文献的研究运用并没有终结，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现存的各种文献对夜郎的记载既简单又互有矛盾的问题，研究者对一些问题说法不一，难以遵循。这就需要进一步考核论证，去误存真；又比如文献中有关夜郎地名、水名、族名等等的记载，用的都是当时的名辞，现在要使我们的研究做到准确无误，一目了解就有一个“古今通达”、古名今考和古民族演变考证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把古夜郎的面目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样的研究自然比简单的引用要复杂得多。再有，此前对汉文献的研究较多，而对有关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我认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也是不可缺少的历史古籍文献资料，应当加以重视研究考证。

（三）古夜郎国的时间定位问题。

夜郎 存在的时限，取决于我们对夜郎概念的理解。“大夜郎国”概念的时限，与“小夜郎国”概念的时限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古牂牁与古夜郎有直接继承的关系，那么古夜郎是春秋战国时期便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人们的共同体的话，夜郎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周襄王的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盟诸候于葵丘以前。如果认为夜郎只是以夜郎邑为中心的一个国家的话，那多数人认为夜郎存在的上限约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之间，楚王遣将军庄跷率兵西征，夜郎君长投降之前，夜郎的下限则是较统一的，即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因胁迫22邑反叛汉王朝，是汉使陈立灭了夜郎国。至于在原夜郎遗民居住的地方或夜郎国影响尚存的地方设置郡、县或以“夜郎”为地名者，至汉晋以降一直延袭至今是很有可能的事实。

（四）关于夜郎的经济状况。

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夜郎的经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一类，较之“随畜迁徙毋长处”和“或土著或移徙”的游牧民族，它的发展经济是要比半农半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许多研究者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考察后，认为夜郎鼎盛时期的农业已达到“火耕而水耨”的锄耕农业。生产工具有铜器、铁器和木石器三类；夜郎的手工业门类有冶铸、制陶、玉石骨器及竹编、纺织、舟筏制作等类；商业贸易方面已较为流通，因其地处滇、巴蜀、荆州和岭南地区之间，这些地方都是它们商品流通的“走廊”，除夜郎内部各地间的贸易外，其它还可包括进入夜郎地区的汉族人士与外地的经济交往，对于夜郎地区与周邻地区的贸易交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与巴蜀地区，（2）与滇国及其以北以南地区，（3）与荆州地区及岭南地区。夜郎地区与周邻地区过境转换的贸易，史书中虽无明文记载，但从夜郎考古发掘中却获得了大量的线索。研究者们还认为，夜郎地区无蚕桑、寡畜产、“方诸郡为贫”，它与内地贸易所能提供的商品，主要不是物产，而是人口。夜郎的奴隶主、商人以出卖奴隶来换回物资、货币。总之，研究者认为，夜郎的经济发展水平虽较周边的巴蜀、荆州、岭南和滇落后，但自秦汉时与周边交往的加强，畜牧业经济较前发展加快，特别是牧业经济实力在其统率的各邑中是最为强大的。

（五）近57年来贵州的夜郎研究，也有一个从侧重于时空方面的考证、政治、经济、民族单项或多项研究都向文化综合研究倾斜的过程。

“夜郎文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已提出。研究者一致认为，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贵州史实，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的结果。80年代后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习俗的查考，与夜郎直接相关的“牂牁”一词和“竹王”，二者均为生殖崇拜或由此演化而成的祖先崇拜。此外在研究夜郎习俗中明显地存在鸡卜、鬼灵崇拜。夜郎人的居处有巢居、岩洞、山处，“干栏”与“四合院”这种夜郎的主要居室建筑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不少居民建筑。夜郎人习水用舟。在饮食方面，捣食稻谷，有众多烹煮饮食的铜、陶、木炊餐。食无筷、勺，用手直接抓食食物，有鼻钦之习，且喜食牛羊鸡肉。夜郎人的典型服饰是“椎髻”、“文身”、“裸身跣足”，或穿长桶裙、贯头衣。夜郎人头上、颈上、手上、衣上均有饰物，与同时期别的民族或地区的人们相似。夜郎民族在丧葬上，有岩葬、竖棺葬、铜鼓葬、水葬、铜棺葬、火葬等方面的葬式。

（六）90年代以来的夜郎研究。

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热的加温和贵州全省性的重视发掘夜郎考古文化资源及民族古籍文化资源，开拓贵州各地旅游市场热潮的兴起，几乎包罗一切的综合性的夜郎文化研究也逐渐成为夜郎研究中的主要课题及一大热点。古夜郎成了既是贵州所独有或主要拥有的史实文化资源，也成为国内外所公认的一大主题，那么，夜郎文化能否能成为贵州建成“公园省”，发展旅游业的文化定位或文化特色呢？这一思路已经开始在部份学者和实际运作者们的头脑中明晰起来并成为定局。

新中国建立57年来，贵州及周边省区学者对夜郎的研究，开始揭开了夜郎的神秘面纱，为走近夜郎的历史真实奠定了基础。在近20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与考证中，人们逐渐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夜郎研究不仅要继续考古发掘和民族文献研究与汉族文献的相互考证，更应重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发掘与考古研究。

第二，目前夜郎考古的终极目标是夜郎中心与史实的实现定位，并不取决于能否挖出夜郎的王印，而在于以足够的遗址、遗物来印证文献或口碑资料中的相互印证，建构足以支撑“夜郎文化”的地域基础和实物基础，并以此为准则。

第三，夜郎研究是需要多省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一大重要史学研究课题。57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古籍学、民间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古夜郎所在地及其周边的黔、滇、川、湘、桂五省区及重庆市的专家学者协作攻关，是解开夜郎历史之谜的客观要求和史实需要。

夜郎及其对它的研究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价值，既体现在弄清楚它存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客观史事中的夜郎，也体现在科学地认识总结两千多年来它的影响的持续不断和人们对它历久不衰的关注，更体现在今天如何去开发利用这一宝贵的夜郎王国的历史财富。循着这一思路坚持下去，到了21世纪的夜郎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和收获是无疑的。

（七）夜郎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需要强化。

前一阶段的研究对夜郎民族文化有所涉及，主要是从出土文物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从铜鼓花纹看出夜郎民族文化受楚文化影响等。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夜郎民族文化对进一步研究夜郎的社会形态是有直接关系的。不仅如此，对研究贵州这个区域内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人主张对夜郎民族文化的研究应当采取纵横交错的办法。以考古和文献资料为纵，以现有各土著民族的文化遗物研究为横，把两者结合起来，特别注意从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找出夜郎文化的蛛丝马迹等。

（八）关心夜郎历史文化研究的人们希望解答的夜郎问题。

当然夜郎研究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诸如夜郎与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夜郎遗迹遗物的研究，夜郎民族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以及发掘夜郎文化与开发贵州旅游资源的研究等等。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和考古工作的有待进一步开展，对夜郎的研究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就这次贵州夜郎研讨会来说，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或者基本上求得共识，也就算达到预期的目的了。

三、夜郎可乐史实与南夷通道方面的考析。

根据近些年来的研究论证，夜郎国临牂牁江（今南北盘江），而“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汉书史记云：“牂牁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因此，从夜郎到南越顺江而下十分方便。但自巴蜀到南越，不仅行程遥远，山路崎岖，而且中间横隔着夜郎地区的重山峻岭，所以在巴蜀通往南夷的道路未开通之前，巴蜀只有少量的物资能够进入夜郎市场。夜郎在西南夷中虽然是最大的一个地方联盟政体，而且只不过属于“耕田有邑聚”的经济形态之国，但比起“随畜迁徙毋长处”及“或土著或移徙”的游牧或者半农半牧的经济要稳定和先进得多。绝对 不会是因夜郎地区“无蚕桑、寡畜产”、“方诸郡为贫”。所以文献才作出“巴蜀富”、“滇，小邑，最宠焉”，而对西南夷中这个最大的夜郎民族经济却无只字评价，道路的阻塞对夜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起着致命的扼制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

1、经考证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使唐蒙出使南夷，首先拜见了夜郎侯多同，双方议定设置官吏。之后，唐蒙对南夷和夜郎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深知南夷地区若不解决交通问题，这里的土特产无法运出，外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物资也无法引入，对南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更重要的是汉武帝虽在这一地区设置了郡县，但由于南夷地区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土著首领与土著首领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土著与郡县官吏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单靠都尉的兵力实难应付，一旦出现大的动乱，所有交通都要阻塞，不说从中原调兵遣将，就是从最近的巴蜀调集人马也难以应急。于是，唐蒙请求发汉中、文汉、巴、蜀四郡共数万人开始修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叙永）至牂牁江（今北盘江）。虽然历经数年，道路终未全线修通，但民工死伤情况也很严重，加上西南夷有时又有叛乱。修路费工、费时、耗资都十分巨大，同时还要随时动用兵力平息南夷动乱，可见南夷道的修筑，西汉王朝下了最大的决心，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南夷道在西汉王朝一统天下的蓝图中，是具有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的。

2、南夷道是否修通，倨《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死者甚众。”既然数万人已经修了几年，这里的“道不通”可能是指到达牂牁东江还未通吧，但是到达夜郎境内的道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从省内的几处汉墓密集的墓葬年代就可看出。贵州汉墓较多的市县大致有三个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威宁、赫章、毕节、黔西；第二个片区是清镇、平坝、安顺；第三个片区是兴仁、兴义。在这三个片区中，汉墓时代最早的应当数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两个要点，尤其是赫章可乐，不仅汉墓多而集中，而且时代从战国到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晚期，也就是说早期的汉墓时代与唐蒙修南夷道的时代应当是相吻合的。而其客观存在的其它片区的汉墓时代相对较晚，如清镇、平坝、安顺三县市，汉墓虽然多而密集，但西汉时期墓葬不多，有少数几座也是西汉晚期的，这些西汉墓完全有可能是在南夷道初步通夜郎后，又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的修筑、完善后，汉武帝才任命吴霸为牂牁郡太守，唐蒙为都尉，并将都尉治所改设在夜郎县（今安顺、平坝一带）才逐步迁进来的。至于兴仁、兴义的汉墓群，则基本上都是新莽以后到乐汉时的墓群。

3、贵州汉墓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边官皆统军旅，推行“寓兵于农”，“屯田守之”的政策，官吏与兵丁以部、曲、屯的组织形式相结合，分驻在要害地点，故设郡治，都尉治及县治的地方汉族移民也比较密集。为了使“军乐其处”、“有长居之心”、“安乐而不思故乡”，遂令就地立城邑、制田产、筑居室、具田器、置医巫，使之 “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安。从贵州汉墓主的主要分布区域来看，汉墓的分布与牂牁的范围基本上是吻合的。在赫章可乐墓葬中就明显分为两类，甲型墓为汉墓，乙型墓则为地方少数民族墓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赫章可乐发现的一件“武阳传舍铁炉”，它是驿传人员所用的炉灶，而“传舍”即指驿站处所，也可作为汉代曾在此设驿的历史见证。

4、从以上文中分析可以推断，唐蒙所修南夷道，自四川叙永开始，进入夜郎彝地区后，必然通过了今天贵州赫章的可乐，也就是西汉前及西汉后的武夜郎活动中心地的可乐，其后才成为西汉未的汉阳都尉治所，而且这里完全有可能是自巴蜀通往南夷的咽喉之处。当然这也只是从古文献与可乐地下出土的遗存来作出的理性分析和判断罢了。

5、历史已相去我们两千多年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夜郎难题之谜，传世文献记载又是那么奇缺、空泛、粗略，可以说实再是那么的难能深挖考析。好在可乐的地下遗存极其丰富，历史上的许多古夜郎国千古之谜说不定就深埋在可乐广袤的地层之中，正等待着后人去进一步发掘、探索，撩开她那迷人的面纱。

6、彝族古籍《夜郎史传》中记述了夜郎家支的正宗谱系，指出夜郎的族源，出于古夷人的武部族的武僰一支，始祖僰阿蒙。夜郎的三世孙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了君长制，号称“夜郎勾起”。其时约当春秋中叶，其地在滇东北境。

7、僰阿蒙八世孙武阿古时。与武古笃部族联姻，居太液南岸。武古笃为今彝族阿细一支的先世。太液，江河名，疑是汉文史书记载传说为竹王兴起的豚水。

8、僰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君长、臣宰、毕靡三位一体，组成了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扩占四方土地，建都在可乐，时当战国中期。本卷《夜郎创基业》一章，记载武夜郎先攻占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后，接着起兵向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继而挥师西向，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后又进攻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在可乐南建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本卷《夜郎君法规》一章，又记述了夜郎王在可乐发布政治、军法、民法、型法共二十条。书中记述了夜郎王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四方攻伐，连年战争不休。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约十公里，彝语称其地为“夜那妈谷”，义为“夜郎兵营”。书中描述此地当年的“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说明夜郎国当年是穷兵黩武，战争 频繁。

9、上述夜郎谱牒世系中记载鄂鲁默定都可乐之后，又曾东迁至大革落姆（在今安顺境内）。而在僰阿蒙十九世孙默遮索一代，夜郎王又西迁，与濮甸联姻。相隔五代后的堵土弭，即僰阿蒙的二十四世孙，其住地是堵土弭谷（在今云南曲靖境），可能是堵土弭是一代强君，又一度开辟了夜郎国的新天地，自称“天之骄子”，认为“天下惟我独尊”，其后被戴上了“夜郎自大”的帽子。

10、僰阿蒙二十七世孙莫邪费，是夜郎国的末代君长。彝谱记载当年灾星出现，妖怪逞凶，夜郎遭到攻打，政权灭亡。其残余军民，迁到啥弭，即滇西地区。然而，夜郎仅是其政权崩溃而已。其后彝族，自称“以诺人”，称言其祖代 是从贵州去的。川南彝语支系“以诺”方言，现今即保留了古夜郎的彝语方言。

11、《夜郎工匠史》一章，记述古夜郎地区有采矿炼铜和打矛、制盾的记载，民有修建宫廷和制造家具的记载，说明了当时的夜郎地区手工业生产水平的发展。其它章节又记述夜郎君长与其它小国的战争中，都是争林地、抢牛羊，说明当时还是畜牧与种植结合的农牧业经济基础。

12、《夜郎在可乐》一卷，是用文学手笔描绘以可乐为活动中心的夜郎王国、堵土和漏卧家的阿苦、阿古连年战争以至最后罢战和亲的情节。先是武夜郎怀着 “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战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领有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探病，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却在夜堵土向使者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数落其罪过，然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便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有漏卧家阿苦君长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佯败后退，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厉兵，又出兵攻打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对阿古固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服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 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再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愿终身沦为奴隶。经过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阿古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使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落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书中又说武夜郎在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后来，认为可乐再没有发展前途了，于是带领其家支和军队，在黔西北、黔中、滇东北、川南各地建设城池。这些城池都分布在古夜郎地区。

13、夜郎其人，为彝族谱牒记载僰阿蒙三世孙夜郎朵。以后在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人名变为国名，进而人名与国名混称。书中所载的夜郎胞弟堵土，与夜郎性格迥异：一个好战，一个主和，是一对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在彝族历史文献中对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叙述，多是由彝族歌官（摩史——使随君长办外交的歌师）来传诵或直接记载传世。最常见的记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谱牒世系为主线，叙述某个或多个家支的发展历史；另一种是以史实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述一段历史事件或几个历史人物。无论哪一种，一般都要以史料为依据，以史实为背景。如《夜郎在可乐》就很明显地体现这两种记载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夜郎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王子尧,就谈夜郎。

[2] 余宏模。彝族历史文化论丛[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3] 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夜郎可乐研究、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

[4] 王子尧。中国彝史文献通考[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注：7页。

[5] 王子尧。夜郎史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序一。

[6] 《夜郎恒说》、《夜郎笃则说》、《夜郎斯器》、《勾则恒说》、《确庇恒说》、《娄喽笃则说》、《西南彝志》、《益那悲歌》、《彝族创世志》、《彝族文艺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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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more2011-06-30 15:14:56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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