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的回顾与反思

“大逃港”的回顾与反思

摘 要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大逃港”催生了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深圳的落后的面貌，推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逃港潮这一历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关键词 逃港潮、改革开放

一、“大逃港”的背景和原因

（1）1950-1960年代的香港

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数以万计的人为了逃避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从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于是由1947年的175至180万人增加至1951年的201万人。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技术和资金带来了香港。因大陆中央推行公私合营政策，进而实行完全的国有化政策，不少公司把办事处从大陆各大城市搬到香港。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宣布向大陆实行禁运，本来依赖转口业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香港经济迅速发展。 香港的1960年代跟随过去十年的步伐，继续发展与扩张制造业。强劲的经济增长令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新加坡、韩国、台湾齐名。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加上政府也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及公共房屋，香港居民的生活质素普遍有所改善。香港纺织工业发展在1960年代得到很大的成功，约有625,000人直接或间接投身这个行业，纺织业亦由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出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和成衣制造业。而香港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1960年代本地产品出口总值51%以上。

（2）五七逃港：“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

北京一声号令，全国农村“合作化”突然加速。农民手上的土地要交回到“集体”去。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

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宝安县农村一度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其表现为农民普遍要求“退社”。但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接踵而至，人民的反抗被枪声镇压。宝安县那些被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多了一条出路：逃港。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同时，粤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逃至南粤，在深圳罗湖桥集体要饭，并要求到香港投亲。

宝安县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

（3）六二逃港：饥荒的出路

1959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那个时候，宝安农民的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有的农民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毛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0港元，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到：“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

就在这时，饥荒也蔓延全国。大家开始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供”的八字方针。不久，宝安县向广东省委要求“放宽边境”。最后，广东省委下发报告：开放边境口子，让农民自由出境。允许农民与香港做小额生意。

在特殊政策下，宝安县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从全国、全省来看，饥荒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可怕的饥荒蔓延全南粤。在这形势之下，1961年7月20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4）1978年：外逃风又起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1978年，粉粹四人帮的惊雷响过，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逃港风”又起来了。深圳又陷入“偷渡风”的漩涡中。

二、数字下的“大逃港” 逃港浪潮的历史跨度30年。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学者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

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三、“大逃港”逼出“改革开放”

（1）最早的“开放”

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递呈了要求出口柴草的报告后，1961年8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报告》。报告中划出了“开放”地区的范围：乡、福永、沙井、松岗等十四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再开放龙岗、平湖等八个公社。

广东省委在一个月之后同意了这一要求。《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批复）发文（61）

（四）字第111号》文中说：

宝安县委：

省委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

（一）开放地区，以边防线为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在边防线以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

（二）出近地点，目前可暂以罗湖、文锦渡、大铲、沙鱼涌、沙头角、沙头、蛇口七处为特定地点。

…… 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又向广东省委递呈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 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附城、沙头、南头、蛇口、西

（四）社员个人携带出口的物品……进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为限。严禁贩卖贩买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每月去香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没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

这就是有名的对外开放“三个五”政策。由于60年代的困难环境所迫，当时的宝安县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块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特殊地区”。

（2）邓小平：“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据说，在深圳地方负责人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事实确实是这样。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

（3）习仲勋：“人民会用脚投票”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四、深港现状及反思

（1）深港关系的巨变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所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达到1.5万亿元，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全国第一。”

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飞速发展，这种“深圳速度”，足以让香港眼红。而在深圳人的心中，一种骄傲和欣慰早已取代了以前对香港的羡慕和向往。

如今香港对于深圳和大陆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消费场所或者旅游胜地。有人说：“香港对于我们深圳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山姆会员店而已。”除了正常的消费和旅游之外，当然还很多深圳居民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跑去香港“偷生”。还有一些人则专门从事将电子产品、奶粉等物品“走私”到深圳，俗称“水客”。而“偷渡”这一现象，显然已然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作为深圳的本地人，我对这部分历史一直很感兴趣，对深港关系这种微妙的变化也会给予更多的留意。在村里，村民戏称偷渡者为“香港佬”。本人的爷爷于70年代通过爬山偷渡至香港，在香港找到工作并且落户。随后奶奶也随爷爷迁至香港。两人持“回乡证”往来深圳和香港之间。在70年代，偷渡至香港的爷爷在香港打拼，每月给家里寄回的财物足以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甚至让原本穷苦的家变得相对 “有钱”。据父亲所说，他们的父辈偷渡去香港后，家中的小孩不愁没新衣服穿、没零食吃。而如今，曾经偷渡至香港的“香港佬”们早已风光不再。身体和容颜都随岁月老去，再也不能靠在香港做苦力活来养家。甚至这群“香港佬”们，因为年轻时候在香港卖命干活，落得一身毛病。

现在，在香港的生活远比在家里要苦。物价高昂，在伙食上面的支出比深圳多出一倍。房屋拥挤狭小，居住环境差。难以融入当地文化，没有归属感。而在家里，仅靠城中村房屋出租的租金，就足以让一整家人过得富足，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其他方面，深圳都逐渐甚至已经比香港做的要好。

以下是香港回归后的深港大事件：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变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

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

2009年4月1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许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2）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提起深圳，人们第一时间总想到“一夜崛起”、“暴发户”等词汇。它飞速发展的背后不仅仅是因为凭空而降的一个圈圈而已。宝安县人民在那横跨几十年的偷渡史中，用在那铁丝网边流下的血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诉求，是历史最终的选择。

邓小平老人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深圳呢？ 原宝安县的老百姓说：“是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引用习仲勋那句话：“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深港两地的关系反映着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和政策变迁：两党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它记录了中国曾经走过的弯路，也记载着中国的觉醒和复兴。从前，宝安县人民曾不顾一切“走出去”，把它们心中那一票投给了商品经济，而不是平均主义。如今，当年的逃港者纷纷“走回来”，甚至连一些香港人都选择在大陆定居，这时候，人民把他们那一票投给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民工潮”与当年的“逃港潮”实际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相似的：要平衡城市与农村的发展，要把农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

参考文献

[1]尹洁.2014.《环球人物》第261期[J].

[2]林天宏.2010.中国青年报[N].

[3]陈秉安.2010.大逃港[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4]香港政府.1998.《香港年报1997》第二十五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