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治反思之三|[大西洋月刊]:美国左派失败的"七宗罪"

导言

左与右之争始终困扰着美国大选，但是有学者认为，无论左右两派如何对立，二者的良性发展均有利于美国。基于这一理念，2017年，柯里斯·弗里德斯多夫于

《大西洋月刊》发文呼吁左右两派参与到有效对话中，鼓励其要拥有拥抱建设性批评的魄力。在文中，柯里斯·弗里德斯多夫针对左派近年来狼狈的胜负记录，针砭其“七宗罪”：谴责和羞辱特朗普的支持者、拒绝对话、放弃政治行动、精英做派、用诉苦埋怨代替实质性的改善组织、参与地方政治弱、一味指责白人享受特权等。与之相对，他认为左派应当参与到日常政治对话和实践中，放弃用矫情的精英做派来对抗那些没有恶意和仇恨的反对者们，着眼实际以解决问题和获取成功。

作者介绍

柯里斯·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之一，主要关注政治和国家事务。弗里德斯多夫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同时是非虚构作品时事通讯《最佳新闻报道》的创始编辑。

《大西洋月刊》：美国左派失败的“七宗罪”

特朗普总统行使着巨大的权利。那些认为他粗暴、不诚实，显然不够格作为总统发号施令和指挥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应当欢迎来自左派、右派以及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挑战。

但现在，美国左派有能力取得政治成功吗？

左派近期的胜负记录是狼狈的，无论是西雅图WTP抗议、2003年的反战游行、推动移民改革、占领华尔街，或是黑人权利运动（译注：“Black lives matter”，以“黑人的命也是命”为口号）。观察特朗普行政头一百天里左派的表现后，我开始感到失望，恰恰是在最糟糕的右派占优势之时，左派的问题也在加深。

我不是左派分子，但我期望这个国家的左派和右派以最好的状态来竞争，期望对移民、经济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进行迟来的改革。我相信任何联盟都可以在建设性批评中得到强化。左派分子、自由主义者、保守派人士等任何一个可以给美国作出重要贡献的人，都能够提供这样的批评。

基于这种精神，我提出如下评论，它既不全面也不权威，但我希望它可以开启一个有效的对话。

谴责和羞辱特朗普的支持者是错误的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33岁时，在长老会的教会中针对戒酒协会(temperance society)发表了讲话。他传达了如下信息：我们应当对饮酒者和贩卖酒精者更加仁慈，而非排斥或是用道德败坏来谴责他们。即便一个男人因醉酒使他的妻子痛苦，使他的孩子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我们也应当待以“和善的劝诫”。

因为加入到谴责者的行列，并不会使人们更加容易改变或转变其思维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期望他们不要面临无尽的谴责和厌恶，便是对人性逆转的期待，”林肯解释道，“如果你想要赢得人心，首先要使他相信你是个真诚的朋友。这是一颗抓住人心的蜜糖，是一条通向他的理性的康庄大道，一旦得到了，你就会发现，说服他是轻而易举的。”

然而，林肯警告说，决定一个人的判断，指挥他的行动，或是将他列为不齿，“那么他会在内心退缩，关闭所有能够通向他思想和心灵的通道。即便你的理由是明白无误的真理，是最重的长矛，比钢更坚硬和锋利，即便你将真理掷得力大无比、精准到位，你也难以刺穿他。”

对于左派来说，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看作“一群无耻之徒”（basket of deplorables），只能是适得其反的，特别是考虑到，在华盛顿，只有极小部分的特朗普支持者需要从支持总统转换为支持重新调整的政治力量。感谢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引导我阅读了此前不曾看到过的林肯演讲，沙利文用它来支持了如下观点：“忽视反对力量，或将其视为偏执蠢笨的而不予理会，是不能够将其消除的，你只能通过了解其观点，加入到它的呼声中，从而化解它。”

拒绝对话是不对的

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与反动派进行价值上的辩驳或对其拥护者进行劝说，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认可他们的想法。“在很多自由派中，都存在一股可理解的冲动，它拉起吊桥，拒绝把一些想法纳入到体面的对话中，以防某些概念被‘正常化’，”沙利文这样写道， “但正常化已然发生了——很大程度上，在西部的选民中——因此刻意对当下最激烈的政治运动视而不见，这一行为并不能使冲突消失。我们的工作不是屈服而是参与，不然就是讲当下和未来的政治拱手让给了反动派。”

诺亚·米尔曼（Noah Millman）阐明了为什么防止正常化的姿态没法成功：

“任何说特朗普不应该被“正常化”的人，是在暗示某些人——或许是媒体？——有资格决定什么是正常的，并且将之告诉所有人。但这不不符合常理，无论是媒体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批准或拒绝承认新政府的资格。

事实上，这个词使人把注意力从手头关键工作中分散出来。例如，当特朗普说他可以免于利益冲突法律的束缚时，他这话是有坚实法律依据的。但法律可以被改变——也许它们应当被改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制造一个先例，不是基于特朗普做的事情不“正常”，而是基于这是一件值得动用法律来禁止的恶行。说“我们不能使这种行为变得正常化”，而非“我们应该阻止这个行为”，就好比是说我们不希望参与政治，而宁愿向那些已经认同我们的人表示我们有多震惊。难道我们还没有从用美德取代政治的可怕后果中获取教训吗？”

马特·伊格莱西亚斯（Matt Yglesias）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当前语境下，正常化是种典型的与特朗普的共谋，用额外费用来保持僵硬的警戒状态，并警告人们，他并不仅仅是另一个你可能认同也可能不认同的政治家，”他写道，“但国外专制民粹主义运动下的一些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想要打败特朗普，他的对手就必须进入到日常乏味的政治实践中。”

到目前为止，这么做的人太少了。

放弃政治行动是不明智的

弗雷迪·德博尔（Freddie DeBoer）反思了他所谓的“醒悟的身份（the woke identity）”，他观察到，左派分子存在用诸如“我并没有义务来教育你”这样的话来拒绝说教。这种尚未醒悟的状态将会被指责，而非被采纳。

“等级总是排他性的，这是将政治方案变为道德制高点时存在的问题，”德博尔说道，“自由政治通往胜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结构性的阻碍是，他们认可的道德姿态，必然性地限制了他们可以赢得的支持者的数量。这是个数学问题：如果你的日常工作是找到更多的异端，并将他们排除到社群之外，你便不可能培植一个大众政党。”

他补充道：“政治进步总是、而且只能是把底层事件拉入特殊轨道，并期望他们会及时地与你的目标越来越近。”

因此，他反对“呼吁是一种无用的表演。”

不要走矫情的精英路线

埃兹拉·克莱恩（Ezra Klein）和克里斯·海斯（Chris Hayes）也在一次广播谈话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都同意，虽然反对种族主义或其他偏见很重要——正如德博尔认同的那样——左派必须要小心，伴随着问题的不断扩大，我们不能用精英做派来对抗那些没有恶意和仇恨的违背者们。更重要的是，最好能够澄清那些让观察者们感到震惊的精英做派，在事实上是一些应当被强调的实质性好处。

正如他们所说的：

海斯：社会正义问题已经被大范围的民众视作本质上的精英做派问题。

克莱恩：他们有时会从这个维度看问题。

海斯：这两件事是紧密关联的。如果你去看喜剧，看到里面一个参加晚宴的人不知道该使用哪个叉子，会觉得这很深入人心。在我们的政治中，大量民众已经将我所认为的——为社会正义和平等所做的真正斗争，理解为本质上的精英做派。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提出了下面的观点，恰好也与我的经验契合。她说，“当我去群众集会时，许多人和我谈政治正确，却很少有人和我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至少对于那些会去集会而非参与贸易的坚实支持者来说，这是违反禁忌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此的理解，是那种所有人都使用着精美瓷器、用了九种不同的叉子，仅仅是为了喝掉碗里的汤的宴会。我的老兄，就是这样的。

正是这样。

恰是因为如此一来，国际大都会的精英们、文化守护者们，这些聚集在城市中心的人们，他们不仅拥有一套来自对正义的真实承诺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禁忌，同时拥有这一方面的精英做派，社会大部分群体也将其视作精英做派。

事实上，即使是在城市地区聚集的左派，也对精英做派改变的短暂程度感到失望。

改善组织，取得胜利，而不是诉苦埋怨

去年夏天，因“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而闻名的民权激进人士德雷·麦基森（DeRay Mckesson）表达了担忧，“运动过程中人们显然缺少一种风度，有些人更着迷于斗争，而非获得胜利，”组织者的个人背景常常被视作他们有效性的代表。“人们已经开始通过与创伤的接近程度来监督其可靠性，而非通过他们投入工作的程度。”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吸毒者，母亲离开后我们由父亲抚养。我知道那种睡在地板上，而他们就在房子边上注射毒品是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些经历并不会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组织者，它只是使我受到了更多的心理创伤。怎样才能使人们不再认为经历创伤可以使人成为一个更好的组织者？”

这种说法隐含的是，最好的组织是现实地终结问题，而非延续或提升创伤。

去年，声名显赫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Kennedy）在杂志《哈珀》（Harper’s）中一篇论文里表明，尽管“体面的政治偶尔会给黑人群体带来深刻的伤害”，并且常常被误导，“这种对政治体面的误用不应当掩盖一个重要事实：任何被边缘化群体的态度都不能被忽视。”在兰德尔·肯尼迪看来，“体面的政治是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公共关系策略，并不绝对的是好事或坏事。在给定情况下，对策略的评估取决于其目标、实践方式和事件背景。非裔美国历史上受人尊敬的人物和事件表明了体面政治能够保证人们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倾听。”

他继续强调那种倾听，回溯到具体的民权时代的胜利，告诫人们要反对“强迫在对外抗议和对内建设之间进行摩尼教的选择”，他总结道，“凭借着机智、勇敢和坚持不懈的集体行动，非裔美国人通过提供鼓励和希望来推动美国转型。的确，一些尊重黑人政治者的遭遇令人担忧。 尊重黑人的政治虽然没有消除种族主义的歧视，但大大改善了种族情况，并使一些垂死挣扎的黑人得以存活。”

这两种声音也许会在“什么是左派最有效的策论”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他们都对“获胜次要于其他因素”的想法表达了不满。

参与地方政治

15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克莱蒙特大学的本科生们对警权滥用十分不满。正如我最近在《洛杉矶时报》中回顾的，“1999年春天，18岁的黑人欧文·兰德拉姆（Irvin Landrum）在路上停车时被警察枪杀，射杀他的警察说他们在欧文车里找到了一把枪，但这把枪最近一次登记却显示是在邻近市政府的警察局长处。我在校期间最轰动的事情，就是人们呼吁对枪击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以及呼吁对克莱蒙特警力进行改革。”

如今，克莱蒙特学生依旧对警权滥用感到不满。“但已经不再有能改变克莱蒙特城市议会或警察局的大型运动了，”我观察到，“学生最近做的吸引眼球的事是动员反抗一个政治观点令他们反感的人：他们打断了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 Donald）的演讲，麦克唐纳在曼哈顿研究所研究警务，曾经批评过“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但即便是麦克唐纳不再发表演讲，警察局也依旧会过度使用武力。我并没有找到打断演讲和改善警察武力使用之间有任何貌似合理的因果。

这是许多大学的常态：学生活动专注于校园事件，而非地方政治。就像罗伯特·史密斯和惠特尼·泰马斯在大选之夜所说的，左派依靠刑事司法改革在地方层面赢得了重要支持，改革者们没有理由不能实现更多：

相比于需要国会行动才能取得重大进展的气候变化和移民改革，刑事司法改革截然不同，其重心往往是地方性的。警察是否应该使用拦截和搜身的方法？是否可以在调查非暴力犯罪时进行强制入室调查？是否能够使用军型车？这些决定是由警察局自身或本市议会作出的，会受到社群民众影响。公诉人应当要求保释吗？应付多少钱？是否应该起诉非暴力毒品持有行为？是否应该起诉与无家可归者相关的罪行，例如与不得坐、睡、躺有关的禁令？是否要将青少年案件转移到成人法庭？是否要执行死刑？

地方政治对这些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仅仅在这周克林顿所赢得的15个县中，就生活着大约五千万的人，一些县以接近2：1的比例投给了克林顿。如果这些沮丧的公民和克林顿支持者们能够重新调整资源和注意力，推动以上地区改革，他们很快就会在取得显著的成效，帮助数百万美国人得到救济。

不要一味指责白人享受特权

特权的危机（the perils of privilege）这本书是菲比·马尔茨·波维奇（Phoebe Maltz Bovy）对特权思维的精细的长篇大论和批判。以下对特朗普兴起的评论写于2016大选之前。

或许特朗普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他给人留下的关注被遗忘的阿巴拉契亚群体的印象，而是在于他将受害者地位也赋予了实质上并非受害者的人？特朗普主义并没有将穷人和工人阶级白人重新纳入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讨论中，它实质上宣告的是白人和男性都成为了边缘化的形态。

这为什么会吸引大量投票者？

答案已经在先前的书中阐明了。因为支撑特权思维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它认为“事情的正常状态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马尔兹·波维（Maltz Bovy）写道：

这就好比将达成公正的目标设立为使所有人都进入压迫中，而非使所有人都脱离压迫。白人杀手被警察活捉，而不是被射杀会成为问题吗？出现在媒体上的白人吸毒者总是能得到医疗救治是问题吗？还是在于黑人杀手和吸毒者没有得到同样的对待？看来使用“特权”的观点是对的，有些人确实得到得比别人更容易。

毕竟，这就是“特权”的含义。

这就是为什么在案件中，“世界对一些人是公平的，而对另一些人不公平”这一观点会显得有些奇怪。将正义视为“特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不是所有人都被公正对待。问题在于，这也意味着没有人应当得到公正。特权思维将重点放在不应得的好处，而不是不公正的坏处，它并不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形，在那里甚至是有“特权”的人，也面临着窘境。

由于左派在15年和16年放在对特权思维的指控上，它将优势让与特朗普：这似乎暗示了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为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提供优势），迫使人们在追求少数族群的社会公正和改善大量白人工人阶级生活之间做出选择。左派放弃了优势，却没有换来任何东西，就像马尔兹·波维在结论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用特权来描述社会，以“承认这些面临着多种歧视的特殊斗争”。我们有无数种方法来处理不公正现象，但无法终结“在巨伞下对各式各样人性进行不精准的分类。”

（1）翻译文章：

Conor Friedersdorf ，Seven Reasons the Left Is Losing，The Atlantic，May 4 2017 Issue.

（2）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7/05/why-cant-the-left-win/522102/?utm_source=feed

（3）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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