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摘要：韩非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批判地借鉴吸收韩非子法治思想合理部分，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 　　一、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表现 　　（一）积极因素 　　1、在法治的地位和作用上，肯定“以法治国”。 　　韩非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法治”。他对法的理解在于“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也。”众所周知，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因而也继承了他老师关于人性的观点，即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而在这里韩非子认为礼法不可取，主张应该实行“法治”。“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 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从这里可以看出，韩非子主张运用“法”来禁止追求私利的行为，从而维护公利。虽然他所说的公利实际上指的是君主的利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法治国”的理念。 　　2、在法治原则上，奉行“因时而变”。 　　韩非子立足于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强调“法治”应“因时而变”。在实践中，他主张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会惹来新圣耻笑，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3、在法治方法上，强调“严格治吏”。 　　韩非子作为战国末期的法家集大成者。他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从而明确提出了“明君治吏不治民”的观点。一方面他强调了吏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即圣明的君主应该通过直接管理官吏的办法间接的管理民众，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君主与臣民的利益是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也只有通过“严格治吏”的方法才能解决。因为在韩非子看来“父母之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5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尚且如此残忍，更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呢！官吏一定会在自己私利的驱使下，想尽一切办法蒙蔽君主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是弑君而上。 　　（二）消极因素 　　1、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我国古代最先主张“性恶论”的是战国中期人荀子，他认为，人生来性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他认为由于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所以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而荀子的著名的门徒韩非子，是性恶说的坚定支持者。他就认为：“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利欲之心。”正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这种“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应该是也只能是用赏罚的手段来进行统治。但是他认为人生来就是没有道德心、羞耻心的，这从根本上否认了道德的价值。而且还夸大“法”的作用，认为法律足以扬善惩恶，不求人心良善。这是不可取的。 　　2、韩非法治思想强调君主专制，反对民主。 　　法家思想都强调君主专制，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表现更是极端。他认为君主的权利至高无上，认为君即国家。国家的利益即是君主的利益，他曾说道：“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其实质就是强调君主专制，反对民主。 　　二、 韩非法治思想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 法治地位的思考 　　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提倡“依法治国”，“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本质的区别。“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律去治国，法律是一种用来治国的工具，这是传统的管理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依法治国”是说治国必须依法，即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现代的控权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是有可能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可见，“以法治国”的实质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吏”。面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要加强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单单是从教育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制度上构建立体的防护网。制度带有根本性，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制度好，坏人不能放肆做坏事。 　　（二） 法治原则的审视 　　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韩非子在法治原则上提出“因时而变”的辩证法思想对我们仍有很重要的启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最大化，首要的一点就是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要科学；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论要科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要树立全局意识，着眼世界，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只是适用于哪一种社会形态，也不是局限于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为我们考虑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方面提供理论指导。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不是我们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要求，而是这一理论固有的品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全党一定要牢记人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而我们在搞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时不能忽视这个国际和国内背景，一定要有全局眼光和未来眼光，既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符合，又要具有广泛和长远的意义。 　　（三） 法治方法的选择 　　韩非子在讲法治方法时采取的是“严格治吏”，这对思想政治教育讲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讲“三贴近”原则，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忽视管理的因素。须知管理对于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的意义，生产劳动离不开管理，教育同样也离不开管理。社会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其实质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人为中心，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可以这么说，这两者植根于人的本质中，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依靠管理来提高实效性，管理本事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规范的管理可以起到理顺关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活动有序进行的作用，管理所依据的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是一面公开的旗帜，提倡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在一定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一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时，运用管理手段进行必要的调节和控制，可以弥补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促使人们先行动后觉悟，认识并服从规范，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由虚变实。 　　参考文献： 　　[1]王先慎著、钟哲校点：《韩非子集解》[M]，中华书局，2003年版。 　　[2]吴德新：《法家简史》[M]，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3]苏南：《法家文化面面观》[M]，齐鲁出版社，2005年版。 　　[4]胡锦涛等：《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年11月8日 　　[5]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