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炫富和仇富的隐形逻辑
富人用炫富表达无助 富人热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有很多种方式。最低端的,当然是以名包、名车、名表的方式来进行炫耀。而最高端的,则是以“慈善”的方式来“炫富”。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选择以“转发多少我就捐多少”的方式来开展慈善工作。其中做得最极致的,就是史玉柱,他号称有多少粉丝就花多少钱来做慈善。粉丝100万时,他捐了100万元给慈善基金会;粉丝200万时,他捐了200万给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粉丝500万时,他分别向成都市老龄基金会(敬老)等5个项目捐款100万元。 如此的慈善方式,当然引发了社会争议。“高调”“作秀”的争议不绝于耳,在大多数人选择当“闷声发大财”的沉默富翁时,做慈善很容易被形容为道德作秀。除了舆论中混杂的“仇富”心理,不能否认的是,确实中国富翁有着某种把慈善或视为施舍,或视为广告的心理。 富人为什么明知道会给自己惹来麻烦还要炫富?郭美美为什么成了众矢之的,仍要发微博炫耀自己的名牌包和奢华生日派对?黄怒波为什么要一掷千金购买冰岛?富豪蒂托为什么要花2000万美元把自己送进太空? 美国作家理查德·康尼夫在《大狗》一书中,引用鸟类学家扎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不利条件原理”这个理论,来解释羚羊在逃命时的跃跳——尽管这是浪费体力的危险举动,但它们仍然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它等于是在告诉猎豹:“你休想杀我这么强健的羚羊。”有钱人冒着丧命之虞炫富,同样是为了告诉世人:“你们休想比得上我。” 仇富的本质是仇腐 “孔子早就说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今天的人们不是仇富,或者不能单纯地说仇富。他们是仇腐,仇不均,仇不公,仇不安。不过,仇富对社会的隐患,渐渐和不公、不均、不安酿成的隐患不相上下,病毒般传染。”《全球商业经典》出版人何力说。 冯骥才写过一篇小杂文,就叫《富人区》,讲他在美国,跟朋友去参观洛杉矶富人区,其雅致景象“真如人间天堂”。他问朋友:你们看到富人住这么漂亮的房子,会不会嫉妒?答:嫉妒。为什么?他们能住在这儿,说明遇上好机会。如果将来我也遇上好机会,会比他们住得还好!后来到日本,也是参观富人区,“每座房子都像一个首饰盒”,同样的问题问过去,答:不会的。如果一个日本人见到别人比自己强,通常会主动接近,以便把长处学到手,再设法超过他。回到中国,朋友来访,说起南方已有不少国外那种富人区,引人张望。问题抛过去,答:嫉妒。何止嫉妒,恨不得把那小子宰了! 这是故事,也是现世怪现状。一面镜子,照出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好像生来见不得别人好。 “其实中国人单纯仇富也不至于,对财富又恨又爱还差不多。这里面原因复杂,仇是因为仇自己没富,还是对富人不高兴?对富人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是嫌富人做得不好,还是嫌自己没能跻身其中?仇富本身有不同的维度。当然最关键也是最具隐患的,还是在仇富背后的不公,仇那股妖邪之气。”何力分析说。 何力认为,我们是个人情社会,人这种动物,必须群居,而群居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秩序,就是在一个社会按照什么规则凑到一块。第二是自由,群居的毕竟是一个个个体。两者看似矛盾,却又缺一不可。人们处理二者的相互关系。但很多争取了自由,又打破了秩序的人,恰恰是那些掌握了财富和权力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极易成为不安、不均、不公的隐形肇事者。 经济学家陈志武读到一本书——《大浪潮:价格革命和历史的节奏》,谈到读后感,认为此书总结人类一千年历史发现:暴力犯罪潮和物价资产价格泡沫总是同步。为什么呢?因为物价暴涨、资产暴涨使生活难以为继,迫使人去抢去偷,暴力上升;但物质不是凶杀上升的主因,而是因物价暴涨使社会不公感冤枉感急升,更多人才寻找暴力。 这才是何力想表达的真实逻辑:暴力也好,违规也好,所有的诱因都像病毒,来自表象深处的社会不公感。 何力说:“社会形态是一个金字塔。资源肯定是有限的,之所以产生差距,肯定是资源集中了。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都过度地向少数人集中。权力、金钱、名望、自由度,都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整个社会的公平度在下降。一个社会不断向上的结构,也有相对性。最顶尖和最底层差一百倍和差十倍,社会生态就差很多了。 两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撰文,就腐败和仇富发表看法。他认为民营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腐败,而民众厌恶腐败的舆论,如果被利用,则可能出现仇富浪潮。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的,因为转移了目标。——此语被惊人转载,也引起争议。 何力认为,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可要防止和抑制仇富心理的蔓延及仇富浪潮的形成,则需要依赖制度、法律的健全。仇富最直接的危害,是容易成为导火索。群体情绪的激化,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族群和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传染病毒式的隐患。 富人明星化的社会法则 理想的社会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不平等的收入刺激着穷人向上打拼,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累积,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分到的越来越多。 真实的情况则是:赢家通吃,富人垄断着财富以及获得它们的机会。 从这种层面上来说,“仇富”也是可理解的心态:穷人不仅很难从富人的财富中获益,而且被抢夺了获得财富的机会。 现如今,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人们在仇富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尊重富人。 王石说:“真正有话语权的不是电影明星,不是体育明星,不是政府官员,是企业家和媒体和经济学家、学者的结合。” 人们愿意听富人讲话,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富人则通过各种企业家论坛、财富论坛、商业领袖论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阶层。 “富人明星化”的趋势让一部分富人体会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快感,同时,也有了在社会领域承担责任的意识。从组织“俱乐部”到组织“公益基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正在试图把财富转化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