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胡雪莲1 邱 捷2
(1.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2.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中山 510275)
[摘 要] 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是在学习欧美的基础上超越欧美,建设一个全民共享幸福的共和制的中国。围绕这个目标,孙中山在有生之年不断回顾与反思辛亥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问题,前后观点有重大变化。前期,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取得了铲除专制、确立共和的目的,剩下的任务是如何进行社会改革以超越欧美。后期,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廷,却没有铲除专制;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对辛亥革命成败看法的转变与孙中山晚年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的变化发展有重大关系。 [关键词] 孙中山;辛亥革命;回顾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11)10-0047-005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这场革命究革命、奔走于世界各地的经历,使他有机会目睹和竟胜利还是失败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体验到欧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端,他常常的问题?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100年来,中国不提到的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欧美虽然国家富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对上述问题进行过讨论强,但贫富悬殊,平民百姓相当困苦。他认为“欧和争论。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本人也对美强矣,其民实困”;[1](P288)“人民不能全数安乐,这些问题也作过反复思考,他的观点随着他的革命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事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本文以孙中山本人的言论人”。[2](P319)二是欧美虽然以“自由”为标榜,但资为主要论据,分析他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的总结本家却利用这个制度压制下层民众。他说:“夫美及反思。 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口不
离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帜志。
一、革命目标的设计:学习欧美,超越欧美
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2](P333)从中华民国建立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14年
多时间里,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作过多次回顾与反三是欧美贫富对立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工人与资思,他始终是以自己为中国革命设计的目标作为标本家之间“自然不能相安无事”,[2](P319)所以,孙中准来衡量、评价辛亥革命的。 山通过对欧美工人运动的观察,一再预言欧美社会
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就决志在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久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①
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共和政府,经过革命党人、全孙中山主张中国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国人民的奋斗,1912年,一个以美国为蓝本的共和
①制度终于建立,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
关于“创立合众政府”就是建立美国式的共和制度,
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成果。但孙中山并不以中陈锡祺作了详细的论证,参看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
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3页。 国采用美国、法国式的政治制度为满足,因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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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外国,他希望学习欧美先进的东西,避免其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端。当时,孙中山不可能认识到资本垄断、社会不公、人民享受不到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避免的结果,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欧美各国初建民主制度的时候缺乏预见,导致弊端丛生之时“欲收拾之,而转无从”。[2](P333)所以,他天真地认为,中国只要吸取欧美各国教训,未雨绸缪,在共和制刚刚确立的时候,
[2](P319)
趁着“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的时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政策,[2](P339)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至于如何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正在为推翻清朝统治奔走的孙中山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总而言之,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既像欧美资本主义那样富强,又比欧美资本主义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由于欧美各国经济与军事上的富强已是不争事实,孙中山希望学习、采纳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但他意识到欧美的优越性是有限度的,是可以超越的,所以他不断探索超越欧美的途径。这种态度使他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十几年间,每当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都对这场革命的成败和影响进行评估和思考。
二、“二次革命”失败后: 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民国初年,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结果的评价是完全肯定和乐观的,这使他此后几年的革命斗争都是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民国初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乐观评价来源于他对革命障碍的认识。1918年第一次“护法”失败以前,孙中山一直认为满族掌权的清王朝是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障碍一除,民族、民权主义就自然实现;只要民国建立,西方列强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中华民国为“文明”国家。这种看法使他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成果等同于推翻专制政治,所以他在1912年1月1日就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欢欣鼓舞地赞扬革命成功之神速:“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2](P1)
民国初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乐观评价,
亦来源于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孙中山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举产生的国会、仿照美式共和制构建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视作民主政治已经实现的标志,1912年4月1日他正式宣告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由于此时清帝已经正式宣布退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经颁布,孙中山认为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已经确立了,虽然对手握重兵的前清权臣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是否会真心拥护共和仍然心存疑虑,但他相信制度设计与民主政治的规则能够制约袁世凯的权力。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认为烈士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民主事业已经取得成功。1912年3月1日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祭奠过去20年来为推翻清王朝捐躯的革命烈士,以及在1912年2月22日、3月17日、5月15日分别为四川、武汉、广州黄花岗死难烈士所写的祭文中,表达的都是功成之日对烈士忠魂的告慰之意。
既然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已经达到了学习欧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目标,他为自己和革命党人设定的下一步行动,就是为超越欧美、实现民生主义而努力。他表示自己辞去临时大总统,并不是功成身退,而是要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致力于两件事,一是享中华民国“国民之自由”,[2](P335)一是尽中华民国“国民之本分”,[2](P318)即发展实业,为实现全民共享幸福和安乐打基础。同时,他要求自己创立的全国性的革命党——同盟会也要转变方向,把实现民生主义作为新阶段的历史使命:“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
[2](P338)
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者,即民生主义。”孙中山甚至还为民生主义,即他心目中“国家社会主义”,提出了三项具体实施方案:一是实行他在领导辛亥革命时提出的“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
[1](P297)
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的平均地权办法,
他认为,国家的收入将会随地价提升而增多,有财力用于造福整个社会的建设事业;二是大兴实业,带垄断性的实业归国家所有,特别是煤矿和铁路,煤矿、铁路可由国家租给人民开采利用,这样,国家可得大量财政收入,又不必担心像美国那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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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收录的1919年到1925年的95篇比较重要的演讲、宣言与著作当中,就有68篇是以谈辛亥革命为起点展开论述的。
第一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对以往革命的方式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于1917年7月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不料,他所倚靠的西南军人,只是借“护法”旗帜谋求割据,一旦获得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实力,就把捍卫民主共和的孙中山视为障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一直珍视并维护其权威的旧国会,竟成为西南军阀的工具。孙中山只得以辞职抗议,并通电声明:“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3](P471)这是孙中山判断中国政治现实的重要转折点。
此后,孙中山公开承认,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成功建立真正的民国。他在1919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中华民国……已举行现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数千年一脉相传之专制为之推翻,有史以来未有之民国为之成立。然而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4](P89)1923年他又在演讲中说:在辛亥革命以后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没有享民国的幸福,并且各省发生战事,到处都有兵变,年年都是受痛苦。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国,无从建设。”[5](P280)1924年,孙中山甚至说:“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
[6](P99)
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7](P50)中国不但没有实现民主、自由,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黑暗了。
为何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成功后仍然有这样的乱局?现实促使孙中山重新认识革命对象与阻力的问题。1919年,在再一次演讲中说,革命对象和阻力不限于“地面”的清朝朝廷,更根本是“地底”的“三种陈土”,“就是官僚、武人、政客”。他说:“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
现“大资本家如煤油大王、铁路大王,全国财政几
操此数人之手,任其专利,以致其国虽强,其民仍
[2](P340)
复苦楚”,三是国家收入大增之后,可用这些收入来发展教育、培训国民参政能力,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通过这些方法,中国将实现“家给人乐”、“不受经济压迫”,“不止是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2](P320-324)
但是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还没来得及实践民生主义,就陆续发生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身亡,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恢复帝制,张勋复辟,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与临时约法等事件。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频繁更迭,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清朝遗留下来的军事强人接连登场,或者把“共和”旗号一脚踢开改行帝制,或者打着“共和”旗号行专制之实,孙中山视为民主共和象征的国会与临时约法一再遭到玩弄与抛弃,于是,他不得不发动新的武装斗争来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二次革命”、“护国”、“护法”。他相信,只要把这些窃取中华民国政权的人赶下台,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就会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规则运行,国会就会代表国民来执掌国家权力。
辛亥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民国初年的乱局,孙中山都还认为那只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个别军事强人恃强作恶、破坏共和,却未严重质疑共和制度是否已经真正建立,也没有深入思考能否在中国实行美国、法国式民主政治的问题。
三、护法失败后的认识:革命尚未成功
1918年后,孙中山开始改变自己此前关于辛亥革命已获成功的论断,这使他晚年的思想和革命策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写了一系列著作,他的主要论著《孙文学说》的“有志竟成”部分,就是一部孙中山亲自撰写的辛亥革命简史。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也是他对辛亥革命以及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进行的斗争所作的另一次系统总结。在他革命生涯的后期,他在大部分重要讲话、宣言、著作中都反复地讲辛亥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笔者做过简单的统计,在《孙中山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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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4](P125-126)因为没有搬去“三种陈土”,辛亥革命造成了三种流弊:第一是“旧污没有荡涤,新治没有进行”;第二是“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是“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换句话说就是,“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8](P67)另一方面,人民不知道如何治理国事,给那些一心只想做皇帝的官僚、武人、政客霸占民国造成了可乘之机。[6](P59-60)“三种陈土”论的提出,意味着孙中山开始注意到革命对象不仅限于清朝朝廷和袁世凯、段祺瑞等个别人,而是若干个与中国固有专制制度密切联系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当时和日后孙中山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没有把这种社会基础清除,就不能说取得了胜利。
孙中山晚年还认识到,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但没有得到西方列强的尊重,反而更加严重地沦为西方列强欺凌、鱼肉的对象,民族主义无从谈起。到1920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民国政府已经为军阀所控制,而军阀为求自固,无不“结欢于列强”。所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而“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中国民族经济始终“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这样,西方列强假手国内军阀,不仅剥夺了中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亦剥夺了中国
[6](P115)
人“经济上之生命”。要想结束国内军阀横行、内乱不止的状态,民族主义就不能停留在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层面,而应上升到推翻对华侵略与奴役的帝国主义的层面。
孙中山晚年对辛亥革命成败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他提供了新的参照。孙中山十分羡慕俄国革命彻底扫除封建专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家的成果,并以此为对照,得出辛亥革命进行得不彻底的结论:“我们革命党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这个毛病是在中国革命不彻底,不能像俄国一样,不能把那旧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肃清。”[6](P59-60)他
还说:“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对派得尽
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6](P100-101)从这时起,孙中山逐步认识到,建立美国、法国式共和政府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未必走得通,他对中国革命路径的探索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孙中山追求中国民主、独立、富强之路的新范本。
孙中山晚年说过,与俄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却没有使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
[6](P115)
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所以“从此要建设民国……还要来革命”。[5](P280)日后毛泽东说过:“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9](P564)可以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进步力量都一直对这场革命进行总结反思,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与孙中山的认识有相通之处,是在新形势下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作出更为科学的总结。
以此认识为基础,孙中山自己在晚年也形成了全新的革命策略和革命目标。首先,他改变了民国初年认为辛亥革命已经成功,民族民权主义目标已经达到、剩下的任务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认识,为建立真正的、全新的民主共和制度,全力以赴重新进行革命事业。第二,他不再简单地把国会、临时约法等同于民主政治,于1924年初公开宣布彻底放弃“护法”旗帜,“以革命精神创造新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6](P10)第三,他不再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作为榜样,转而以俄为师,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方法和革命方向。他说:“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6](P100)“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
[7](P56)
共和国”。晚年的孙中山就依照这套全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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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是不彻底、不成功的。这种认识对晚年孙中山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用全新的革命策略领导发起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孙中山未能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更没有机会实践与验证他的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就病逝了。他终生未竟的革命理想,不仅是要建成一个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富强国家,还要建成一个超越欧美的幸福社会,这些,作为孙中山真正继承者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停止探索与追求。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策略,为争取“新式的共和国”而重新举起革命旗帜,直至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虽然孙中山毕生没有机会实践和验证他念兹在兹的民生主义,但他投身革命、建设中国的最终目的,始终不是在中国复制一个西式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共享幸福安乐的新型社会,并且为之探索不止,奋斗不止,甚至决心在辛亥革命多年之后再定革命方向、重举革命旗帜,体现出他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备的政治品格。
四、结语
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在有生之年不断回顾与反思辛亥革命之成败,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前期,他认为辛亥革命已经达到了铲除专制、确立共和的目的,下一步目标是实行民生主义,着手建设一个超越欧美的全民共享幸福安乐的理想社会。后期,他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朝廷的大皇帝,但是没有肃清由前清武人、官僚、政客转变而来的无数的小皇帝,广大民众也没有养成自主治理国家的能力,民主政府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民国徒有虚名,反而成了军阀利用的对象,中国社会比革命之前更混乱、黑暗了。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扫除专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辛
责任编辑:张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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