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对话人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经过38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如是说。近年来，“中国”因素逐渐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海外学者纷纷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探析中国道路与经验，试图回答为何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验是近年来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关键词之一，此外还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王英津：衡量一个政治体制模式好或不好的标准是：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依此标准来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值得肯定。
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稳定发展，同时必须适应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在建立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模式过程中，需要警惕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所揭示的发展逻辑，避免出现因转型过急而导致的“风化脱落或解体”风险，适时完成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注重打造政府的法理型权威。
张清敏：谈到中国经验时，人们往往关注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想强调，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杰出工作是分不开的。政治的连续性决定了外交工作的连续性，外交工作的连续性又体现国内政治的连续性。中国始终谋求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稳定，积极发展合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遵循了外交的本质，保持了外交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与历史上大国通过战争争夺世界霸权、走向权力之巅的老路有着根本的不同。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有着众多的“邻居”，保持周边关系的良好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经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进而通过实际行动建立和加深相互之间的信任。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行动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再如，中国把历史遗留的、敏感的海洋领土争议问题，置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发展大战略中考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不是让这些争议主导中国与邻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大局，进而与东盟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迎来双边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些外交经验，都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国崩溃论”在实践中破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也有一些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声音。这些声音经过实践的检验，并没有成为现实。是什么导致这些声音在西方层出不穷？
谢韬：“中国崩溃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章家敦。他在2001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宣称他的“预言”将在5—10年内成为现实。然而，中国并没有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在2006年或者2011年“崩溃”。因此，章家敦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即将崩溃：2012版》。在文章中，他承认自己原来的预言错了，但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预言：“我敢打赌，中国将在2012年崩溃。”今年已经是2017年了，章家敦已无力再来一个“中国即将崩溃：2018版”。
不可否认，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正面临严峻挑战。然而环顾世界，其他国家也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尤其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基础设施破旧不堪，公共教育水平下滑，财政赤字巨大。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畅销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如此描述美国：家族统治重新抬头，法院和政党治国，由于多重否决而深陷政治僵局。在大西洋彼岸，许多欧洲民主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然而，却从未有人宣称美国或者欧洲即将崩溃。
“所有国家，威权或民主，都会走向衰败”，福山这样写道，“关键是看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并重新焕发活力”。然而，面对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中国正在经历不同以往的政治历练，但与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危机困境不同，中华民族在浴火新生中的伟大复兴必将为世人所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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