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菊花与刀_看日本人的社会关系

81

从《菊花与刀》看日本人的社会关系

李

（青海师范大学

法商学院

庆

青海西宁

810008）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某种意义上对于个人来说，这种社会关系包括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个人自身的种种关系。本文试图从这一《菊花与刀》中日本人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所表现的行为模式，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国民视角分析性及日本文化。

[关键词]各守本分义理缠身

报恩

人情

务，他们就可能信赖他们的世界。日本人的左右铭是：各得其所。

二、个人与国家———报“皇恩”，无限忠诚

日本人是一个不忘恩的民族。在他们认为，懂得报恩的人是一个有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对往昔欠着恩情债的人。而“皇恩”是一个人所受的头等的、最大的恩典。日本人觉得当一个人为自己生于这个国家，得以如此生活，能够得到大大小小的关怀，这一切都是某人施予的恩惠。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对活着的人而言，一个人对其欠下恩情债的“债权人”就是他生活范围内的最高上司，在不同的时代，这位上司分封建领主、将军或天皇。别是不同的人：地头、

战争期间，以天皇名义分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支香烟都要强调一下每个士兵受到了天皇之“恩”；出发前分给士兵的“皇恩”。军国主义号召部下官兵的口号每一口酒都是更大的

是“实现陛下的希望”、“安慰圣上的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之念”、“为天皇捐躯”等。在战争中，日本士兵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每一个人以“为天皇捐躯”的无限忠诚“皇恩”。来报答

三、个人与家庭———行孝道，绝对服从

在日本，每一个人都受了父母的恩，而且这个恩是无限的。孩子对父母欠下的恩情债应该努力予以偿还。日本人报答父母之恩表现为多种形式。一方面，对孩子的义务也包括在“父母之恩”中。他们通过让自己的孩子得到同样好或更好的养育的办法来报答自己受之于父母的“恩情”。另一方面，孩子须对父母实行孝道。孝行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即使父母的行为是邪恶与不义的，孝行只有在同一个人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废弃。正因为如此，父母对子女也就有了绝对的管教权力。在体面的家庭里，应该由父母为儿子挑选其妻子，孝顺的儿子为报答父母之“恩”，是不能对父母的决定提出异议的。婚后他的报恩义务继续存在，尤其是如果婆婆找渣挑剔媳妇，甚至可能把媳妇赶走，解除婚姻，这时候即使儿子同自己的妻子处得很和睦，渴望同妻子一起生活，也只能听从母命。丈夫这种屈服于解除婚姻的决定就是在行“孝”。

四、个人与他人———义理缠身，报恩与复仇

“义理”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责任。“义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义理”，是指一个人对其同伴报恩的责任（也称为报答性义理，是一种报答善意的义务）；另一类是“对名誉的义理”，是指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

在“对社会的义理”中首先包括一个人对他的姻亲家族所承担的一切责任。岳父或公公被称为“义理之父”，岳母或婆婆被称为“义理之母”，姐妹的丈夫、夫或妻的兄弟姐妹、兄

《菊花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可特在1944年受美国政府委托所作，它全面展示了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模式以及各种行为模式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从而有效地帮助政府对日本制定出了正确可行的决策。今天我们重读这本著作仍能获得很多启示。

在中国，是非常重视社会人际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与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有着各种各样的行为。而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①。一个人的行为方

式能反映其思想观念，一个国家的人们的普遍行为方式则能反映其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尼迪可特在《菊花与刀》中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分析了日本人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模式以及各种行为模式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从而得出日本人“耻感文化”的结论。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处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中。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就是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处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人来说，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个人与国家、庭、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个人自身的种种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菊花与刀》中是如何描述日本人处理这些关系的。

一、角色定位———各守本分

日本人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日本人对人际关系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在等级中他们感到安全。

以性别、辈分和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是日本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姊妹得向其所有的兄弟鞠躬，不问其年岁多大。在一个家庭里，长者具有绝对的发言权。父亲是一家的男主人，在家庭生活中会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吃饭时得把饭菜端给他，洗澡时也是他第一个走进浴室。长子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父亲的特权。妻子购买全家所需之物，管理一家的钱财，对孩子们的婚姻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可以说，在日本，辈分、性别、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

在日本的整个民族历史上，它也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即cast，等级）的社会。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固定的。皇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有四个等级：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贱民是不可计入人类之数的人，是被置于正式社会结构之外的）。每一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

日本人把这种精心设计的等级制度看成是安全及保险

“义理之兄弟”和“义理之姐妹”。其中对的制度，只要他们安守本分不越轨，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弟的妻子分别被称为

【

黑龙江史志2009.12（总第205）】

82

父母们的“义理”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年轻媳妇对婆婆的“义

理”，丈夫对其岳父母的“义理”。如果岳父母处于危难之中的话，他必须借钱给他们，还必须尽其他的契约责任。一个人必须刻板细致地履行他对其姻亲们的责任，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可怕的指责：“不懂‘义理’的人”。同时，“义理”不仅

包括这种对姻亲的责任，甚至对叔父、

伯父、姑父、舅父、姨父和婶母、伯母、姑母、姨母以及侄子、外甥、侄女、甥女的责任也列入同样的范畴。他们被看作是“义理”或“契约性的”亲

戚。因此，日本人常常说：“我‘义理’缠身”。事实上，传统的“义理”关系是指家臣对其主君及同僚的关系。即指一个以名誉为重的男子对他的上司及与他同一阶

级的同辈的忠诚。但是，

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履行“义理”是指对各种类型的人履行各种责任，而且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履行“义理”，“义理”的规则是一种不

可规避的报答的规则。同时，

这种“义理的偿还”是一种精确的等量偿还，日本人忌讳用更大的礼物来回赠由于原先收到的礼物，他们有一句有关礼物所能讲到的最贬低的话之一就是赠礼者“以鲷（大鱼）还杂鱼之礼”。但是，若“义理”的偿还如果超过了期限，它就增长了。因此，“迫于义理”的人往往被迫偿还随着时间而增长的人情债。

日本人不喜欢随随便便受人之“恩”而负上人情债。一个人可以从上级那里受“恩”，但如果是从任何一个不一定是其上级或甚至不是其同级的人那里受“恩”这样的行为会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卑微感，比较疏远的人偶然所赐的恩惠是最遭嫉恨的东西。明治前最著名的法律之一就是：“发生吵架争论时，不可无端插手。”

“义理”

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对名誉的“义理”。对名誉的义理”是保持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本分。对名誉的“义理”要求在受到诽谤或侮辱时有所行动，诽谤使一个人的名誉受

损，必须洗刷。或许必须对毁损自己名誉的人实行报复，

或许必须自杀等。

日本人把对别人的善意作出反应时的行动与对别人的侮辱或恶意作出反应时的行动归于同一种德行。一个有德之人对他所受的恩惠与侮辱都具有同样强烈的感受。报复是人的美德，而不是人性固有的恶习。

另外，除了报复之外，遵守“适当位置”所要求的繁琐礼仪，遇到困苦而持淡泊寡欲的处世态度，以及维护一个人的职业或行业的声誉等均于对名誉的“义理”。

五、个人自身———享受“人情”

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罪恶。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他们追求并重视肉体享受，但是必须限制在其适当的界限之内，不得侵入人生重大事务的领域。

热水浴是日本人最喜欢的肉体小享受之一，不管是一贫如洗的农夫与卑微的仆人，还是腰缠万贯的贵族，每日傍晚在热气腾腾的水中浸泡一阵已是一种习惯。

睡觉是另一种受人喜爱的享受。不管以何种姿势，何重场合，日本人都能睡得非常舒适。日本人自幼即养成熟睡的习惯，而且睡得也很早。

吃东西也像热水浴和睡觉一样是大肆享受的一种乐趣。作为一种余暇之道，日本人尽情享用无数道菜组成的美餐，每一道菜只有真正一点点的量，人们不仅品尝其味，还欣赏形与色。

浪漫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日本人喜

欢阅读描写情死的作品，并喜欢谈论这一主题。

10世纪的《源氏物语》就是一部以浪漫恋爱为题材的杰出小说。对于性享

受，日本人也没有什么禁忌。他们认为，如同其他“人情”一

样，性行为是完全正当的，是一种生活小节。

“人性”丝毫没有邪恶可言，因此没有必要对性享受作道德说教。日本男人是可以养情妇的，如果他的财力允许的话，他们大多都在某个时候同艺妓或妓女玩过，这种嫖妓行为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妻子或许还会给夜出寻欢的丈夫打扮一番。丈夫去过的妓院也有可能会把账单转给妻子，妻子会把支付账单作为理所当然的事。

日本对自淫之乐也不作道德说教。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制造过如此繁多的自淫工具。

喝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情”行为，饮酒是正常人都不会拒绝的享受。

总之，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并非邪恶。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不是罪恶。

六、社会关系的困境———德之两难日本人认为，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人情的圈子”等许多圈子组成的。每个圈子都各有特别的详细规则，人们评判他不是从他的整个人格来判断的，而只是说他们“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他们必须在每个圈子中保持一种平衡，但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人的民间故事、小说和戏剧通常表现出这样的情节：主人公陷入了“义理与人情”、“忠与孝”、“义理与义务”之间的冲突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由于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义理”的责任；或是由于他无法同时既偿付在“忠”方面所欠之债，又偿付在“孝”方面所欠之债；他为“义理”而不能躬行正义；他迫于“义理”而牺牲家庭。很多时候描写主人公在对社会的债和对名誉的债难以两全其美时，最终选择了死作为解决办法，表现主人公的进取心和坚定的决心。主人竭尽全力履行某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轻视另一种义务，但

最后还得与他们先前所藐视的

“圈子”了结欠账。在这众多的冲突当中，“义务”与“义理”相冲突的主题可以说是日本文学故事的基调。《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描写的就是“义理”与“忠”、“义理”与正义以及“为义理的义理”与无限的“义理”之间的冲突。

对于义务与“人情”之间的冲突，在古老的故事中它并不占中心地位，近些年，这成为一个首要的主题。近代很多小说

叙述为了

“义务”或“义理”而必须抛弃爱和人情的故事。日本人的看法是，强者属于那些无视个人幸福克尽义务的人。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显示于服从而不是反叛之中。一个具有坚强道德品性的男人要服从“孝”，接受其母亲让他与妻子离婚的决定。如果他爱他的妻子，如果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他仍得与妻子离婚，这只能使他更显

“坚强”。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迪可特菊花与刀[M].孙志民，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2]乔纳森

·诺顿·雷纳德.早期日本[M].纽约:时代公司出版.[3]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日本精神[M].马泉，孙健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4]关敬吾.日本民间故事选[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5]李雪梅.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作者简介：李庆（1980-），女，湖南岳阳人，青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07级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当代民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