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滂喜斋:藏书之名,不抵双鼎

潘祖荫在朝中为官时，最要好的朋友应该就是翁同龢。我看到一篇文章，此文写得很有意思，就是将翁、潘两人做了很多的比较，这个视角很有趣。比如说，翁同龢跟潘祖荫的祖籍，一个是常熟，一个是吴县，但都属于苏州，同时这两个人又都出生于北京，两人都是官宦家庭，而两人又同时是一甲进士，两个人的官职均做到了一品大员，而两人在身体上更有极其相似的一面，那就是两人均为“天阉”。

《桥西杂记》滂喜斋书牌

光绪十六年10月30日，潘祖荫病重，翁同龢赶去探望，刚刚看完，潘祖荫就去世了。关于潘祖荫去世的细节在翁同龢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李兰孙信来，云伯寅疾笃喘汗，急驰赴，则凌初平在彼开方，已云不治矣。余以参一枝入剂，入视，则伯寅执余手曰：‘痰涌，恐难治矣’，尚手执眼镜看凌方，汗汪然也。李若农至，曰：‘参、附断不可用，舌交阴烁，须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耶？’再入视，益汗。余往横街，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徒步往哭。”

苏州的潘氏是明清以来的望族，潘祖荫的祖父潘世恩就是乾隆癸丑科的状元，而潘祖荫本人也同样是位考试高手，他于咸丰二年，中了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探花。潘祖荫中进士之后，最初所从事的工作也都跟文献有关，比如说他咸丰四年为国史馆协修，后来又任实录馆纂修。咸丰六年，他又当上了功臣馆纂修。咸丰八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之后渐渐成为了朝中的重臣。当年左宗棠被弹劾时，他曾给皇帝上奏折，密保左宗棠，才使得左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左跟着曾国藩南征北战，成了武将中的名臣，他应当感念当年救他的潘祖荫。之后，潘祖荫的官越当越大，分别当过工部、刑部、礼部和兵部的尚书，六部中他占了四部，同时还兼任着军机大臣，由此可见其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度。

门牌号数到了这里

潘祖荫喜好收藏，其实他的藏书水平挺高，但他却以收藏青铜器名于世，他当年收藏了各种钟鼎彝器达到500多件，成为那个时代收藏青铜器最大的一家。因为他藏青铜器出了名，宫里的太监们如果得到一个古玩，也要请潘祖荫辨别真伪，这方面的名声竟然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孝钦皇后曾对他人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他所藏的青铜器中，名气最大的两件就是当今的国宝——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两件宝物，前一件存在国家博物馆，而后一件藏在了今天的上海博物馆。这其中流传的故事曲折而生动，因为这些故事都已经是潘祖荫的身后事，我也就不在此啰嗦了。

关于潘祖荫藏青铜器，最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就是关于一场考试。潘祖荫多次被任命为考官，某次他新得了一件青铜鼎，鼎上的铭文经过他的考证，上面的字迹是“鲁眉寿鼎”。在考试之前，潘祖荫搞了场同乡关场宴。在宴席上，潘祖荫把自己所写的关于“鲁眉寿鼎”的考证文字让大家看。等到应试的举子们参加第二场考试时，所考《诗经》中的题目就是“眉寿保鲁”，当时参加过关场宴的那些举子马上想起来了潘祖荫所写的《眉寿鼎图说》，于是这道题答起来倍感文思泉涌。等到考试完了之后，金榜列出来了八位录取人的名单，这其中的七位都是参加过关场宴的人。

这个院落不知哪天变成废墟

关于潘祖荫的藏书之事，他的弟子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潘文勤师，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其藏书印曰‘八求精舍’，曰‘龙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癸未奉讳归吴，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其它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赏析之乐，宛如昨日。”

按照叶昌炽的说法，他的老师潘祖荫当年藏书的水准是苏州地区水平最高者。叶昌炽还列举出了老师的三方藏印，其中的第三方“分廛百宋，迻架千元”，我读到这个章文，至今仍感觉到潘祖荫当年的豪气。嘉庆年间，黄丕烈以收藏有一百部宋版书为号召，给自己的堂号起名“百宋一廛”，而黄丕烈的书友吴骞有点不服气，于是就效仿“百宋一廛”的起名方式，将自己的堂号改为“千元十驾”。那意思是说：你虽然有100部宋版，但我有1000部元版，足可以跟你匹敌了吧。这是当年藏书界很有意思的一段故事，而潘祖荫在这里将两家之书囊括而有之。这等豪迈之气，非寻常人敢抒发者。不过也可间接的知道，他的藏书质量确实很高。

《桥西杂记》潘祖荫序言

潘祖荫曾经写过一首《检书》诗：“佞宋真成癖，年来不可寻。偶然珍一帙，直欲抵兼金。角折芸香蔚，签残蠹物侵。海源今宛委，万轴自森森。”这首诗的第一句就说自己喜好宋版书已经到了成癖的程度，而黄丕烈曾经自号“佞宋主人”，由此可知潘祖荫的藏书路数跟黄丕烈很相似，也是追求宋元本。而他所藏过的宋版中，名气最大的一部就应当是《金石录》。

《金石录》一书应当算是赵明诚的代表作，全书为30卷，然而该书流传到明代时，全本皆以抄本形式流传，而在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刻本仅剩余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清初冯研祥得到了这残存的10卷本《金石录》，他用此本跟抄本核对，发现抄本中有很多的错误，于是这部残本的《金石录》被认为是惊人秘籍，他就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藏书印钤盖在这部书上。

灰尘显示着历史

之后，这部书又经过了很多大藏书家的递传。该书每到一家，新主人都会刻这么一方章钤盖在书上，以示郑重。咸丰九年，潘祖荫从韩泰华手中买到了这部10卷本的《金石录》，他又将这个故事得以延续。潘祖荫也同样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印章，得到此书后让他也很高兴，他特地请人画了一幅《拜书图》，请朋友们来赏书、题诗，以此来庆祝。

这部宋刻本的10卷本《金石录》而今藏在了上海图书馆。前一段我到上图去拍照时，看到了该书的仿真本放在了古籍部的展厅内供人参观。虽然在解放之后，于南京的津逮楼发现了全本的宋刻《金石录》，当年也是很轰动的一件大事，但这并不影响上图所藏的这10卷残本，因为这部书所附加的人文信息远远超过了那全本的《金石录》。看来，上图的专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才会把这部书以高仿真的形式制作出来，以此来展示给大家欣赏。

潘祖荫撰《秦輏日记》

前几年，我在杭州的西泠印社看到了潘祖荫的一幅对联，字体写得很有气势，再加上是旧装旧裱，远远望去，就有一种古意在，于是我把它征了回来，有一度挂在书房内欣赏，我从那看似飘逸的字体中，隐隐地感到了潘祖荫骨子里的硬朗。前几年，嘉德上拍了一批郑逸梅的旧藏，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是潘景郑先生赠给郑逸梅的一册裱本手札。此册裱本收了几十位清代学人的手札，而这些人大多是跟藏书有关者，这件拍品应当是郑逸梅的那批旧藏中最有价值者之一，所以拍卖行把这件拍品排在了该专场的第1 号，当时的起拍价定得很低，仅1万元。没想到看中这件拍品的人很多，现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称得上很热闹，我一直举到了底价的30余倍，才将其拿到手，后来才打听到，其中的竞价者也有上海图书馆，可见上图对潘景郑先生的旧藏之物颇为看重。

《攀古楼彝器款识》潘祖荫序言

得到这批手札之后，拿回来细看，其中一通是翁同龢写给潘祖荫者，这通手札仅廖廖数字：“拟于初九日未正，在敝寓商略定稿，关中二公及隔巷金吾皆集也。老前辈大人，侍名顿首。初八日。”这通手札读起来看不出什么信息，只是隐隐觉得翁同龢在信中说话欲言又止。对于这通信，潘景郑先生在信后做了一段小注，这段小注对解读这封手札很有帮助，我把它点校如下：“松禅老人与先祖谱琴公为清咸丰丙辰科同登甲第，又与先郑庵叔祖同庚，同官三十年，年久结昆弟谊，两家苔芩有所由来。鼎革以后，苏虞百里相望，音问久绝，不相往来已四五十年矣。比岁始识贤裔宗庆，重申故谊，深钦翁氏后继有人，遗泽方长。家藏松禅遗墨甚夥，惜更沧桑，零落殆尽。此短简一纸，虽未署名，而笔意可覩，所用蜩翼居红笺为其常用简纸，尤足为左证焉。上款称老前辈者盖先叔祖，登咸丰二年探花，前松禅两科，疑以此称谓。读札中有云商略定稿，是必有所机密，故不能直截署名焉。逸翁好蒐罗前人尺牍，因举以为赠，庶兹片羽攸归，并以结一段翰墨缘，何如？时己未孟冬四月，潘景郑识于沪滨西康路寓楼。”

拆迁现场

潘景郑在这段话中所说的“松禅老人”指的是翁同龢，而“谱琴公”指的是潘祖同，“郑庵”则是潘祖荫。潘景郑先生叙述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有意思者，是潘景郑认为翁同龢的这通手札写的如此隐讳，是因为翁同龢邀请潘祖荫来他家要商量一件机密要事，所以不能在信中写出来，以防泄密，同时也不在这张便条上留下自己的姓名。翁、潘二人当年都是朝中要人，中国近代史的很多重要事件都跟这两人有关系，他们说话也极其谨慎，只是这样想来，历史上有太多的真实而随着重要人物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了，我们还能从书中读到多少真实呢？好在我得到了这么一张小小的便条，从这张便条中可知，当年的两位重要人物在没有保密电话的情况下，只能尽自己能力，更少地留下一些证据来。

潘祖荫考试卷

按资料记载，潘祖荫的故居和祠堂在北京市东城区米市胡同115号，趁着某个晴朗的天，我开车到东城的那片老城区去寻找。来到这一些之后，我后悔自己来的晚了，因为眼前所见米市胡同这一带大多已经变成了废墟，远远望去，还有待拆未拆之处。沿着米市胡同的门牌一路往下数，数到了50号，就再没有站立起来的房屋了，看来潘祖荫的故居和祠堂已然变成了破碎的砖头瓦块。望着这些残垣断瓦，我呆立在那里，心中不悲也不喜，我也知道吐故纳新是历史的必然，徒劳地呐喊呼吁对于今天的商品社会，其实不会有一点儿的作用，唯一盼望者，就是希望在这些历史旧居成为废墟之前能够留下一点儿影像在。我总有一种隐隐地期盼，也许一百年后，人们会重新认识到人文的力量是不能由物质完全取代的，也许有人想恢复那处旧居也未可知，如果他从某个书上得到了我所拍的照片，这个想恢复的人一定有如获至宝之感。我知道自己在做梦，你不用提醒我，就让我做下去好了。

《滂喜堂斋丛书》潘祖荫序

而李慈铭的故居在米市胡同的北部与保安寺街交口一带，这一带而今大半已拆除，仅余一个院落，墙上写着数个比卡车轮子还大的“拆”字，按位置来说这里就应当是李慈铭的旧居。此处旧居从外观看在以前应当保护很完整，但现在仅余邻街的一溜房，余外的也已变成了废墟。进院内转一圈唯一保留完整的还是院门楼子，内门门楣上的精美雕饰含蓄地表达着它当年的壮丽。

因为李慈铭跟潘祖荫住得很近，他听说潘祖荫过世的消息，马上就赶了过去，等到他赶到之时，潘家的灵帐也已经搭了起来，此情此景让李慈铭悲伤不已，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 中写道：“一更后闻潘伯寅尚书以酉刻卒，为之惊怛，走使问之，则凶仪已设矣。余与尚书交契三十余年，都门旧雨，无先之者。推襟送袌，冷热相关，比虽踪迹阔疏，至数年不相见，然彼此休戚，时通寤寐。尚书每见子培、弢夫，辄殷殷询余近状，乃里闬相望，邈若山河，至于病死，不相闻问，幽明遽隔，一见无期。不谓斯人，风流顿尽，追寻曩契，万绪纷然，孤灯熒熒，泫然欲绝。尚书生于道光庚寅十月，少余一岁。悲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虽然每个人早晚都会成为过去，但那些在历史上对文化，说文化可能有点儿大，那就说斯文吧，如果说对斯文有所影响的人，还是不要把他忘记了。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么可能呢，至少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