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县扩权看减少寻租腐败

作者：刘鑫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4-8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原有的政治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在新的形势的要求下，强县扩权甚至强镇扩权这种以权力下放为核心思想的管理模式逐渐从摸索试点进入到普遍推广的阶段。

工作学习之余，无意之间看到一则新闻：新华社南宁2011年3月31日电，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宣布进行力度空前的强县扩权改革，占省市级政府所拥有行政管理权限的五成将通过直接下方或委托的方式转由县级政府管理。根据这新华社的报道，按照自治区副主席林念修的说法是“全面放权，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这是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转移的趋势愈发明显和北部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大背景下。广西区政府希望通过此次改革将进一步理顺省市县各级政府的权责关系，增强县级政府决策协调的配置资源能力，并发挥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同时减少的审批环节和提高的行政效率，减少阻碍经济增长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广西崛起的目标。这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是明显的，但作者却更想谈谈这项改革通过扩大权力拥有者的数量从而减少腐败的经济学基础这一隐含的逻辑链条。

权力寻租背后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官员腐败即权利的寻租行为，通俗的说即权力的货币化或非货币化买卖。其事实根源为政府介入市场，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其行为背后具有的合理性表现在市场的非完全有效性，即市场失灵，集中的表现在经济行为的外部性与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这两方面。政府这一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使市场不偏离为社会服务的初衷。

外部性意为市场主体行为的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行为人承担，即个人行为和结果的不一致性。其也分为正面与负面两部分：正面为企业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改变社会的面貌，基础科学研究,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治安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等等；负面为环境污染，不正当竞争，市场恐慌。这其中有个差额，即行为者与被影响者受益或受损程度的差别程度。如果外部性正面效用过大通常将导致行为供给不足，比如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要达到合理的外部性的话，投入者将无法获利，表现为教育产业的盈利性与公益性对立，在这方面如果无政府出面，市场将无法提供足够的产品。而如果外部性负面效用过大而通常将导致供给过度，如随意的排泄污染物，恶性竞争造成社会利益损失；这也必须有政府出面加以监管而让市场正常运行。

收入分配不公，表现为市场以价格为排序，而非以需求排序。个人条件的市场需求的差异将导致其收入分配的差异，而社会人群对生产生活具有共同的基本需求。市场将导致收入与需求的不匹配，产生巨大的社会的不公，表现为弱势群体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无法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而市场经济的赢家通吃原则即竞争的胜利赢得大部分的资源，失败者被淘汰而无法生存。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从福利经济学的货币边际效用假设出发，因为富人与穷人边际效用存在差异，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假设社会各群体对货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皆相等，社会福利就实现了最大化）。而人对公平的天性也将因为社会极大的贫富分化而导致社会动乱造成社会发展的倒退，如明末农民战争与拉美陷阱。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政府都不能对贫富分化无动于衷而无所作为。

权力寻租的成因与影响因素

上述两点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而干预就必须对市场行为进行限制与管理，即权力调配资源，如行政许可与审批，公共采购的指定，关于社会福利的分配。而在市场经济是个人以最优化资源配置而获得收入而造福社会的体制，特权配置资源将导致权力，这一市场经济所排斥的物品（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创造额外的收入。而人性是逐利的，权力的拥有者拥有足够动机出售这种创造收入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买卖即腐败与权力寻租可以分为货币化与非货币化。前者可以表现为受贿，行贿；后者可以表现为找熟人，递条子，走后门。而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腐败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造成巨大危害。

如果将这种可出售的权力假设为一种商品，放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那权力拥有者的出售动机即腐败动机决定于这一商品的价格所给予的激励与个人道德操守的差值。在这里，我们假设所有权力拥有者的个人操守为零，其动机完全取决于权力的价格。那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供给不足而需求过度将导致价格上涨直至价格形成了新的均衡，反之亦然。在完美情况下，如果权力是处于个人或团体所垄断的状态，其价格将无限上涨直至等于获得权力所付出的各种机会成本。虽然现实中这种情况很难产生，但也必然给予权力一个相对很高的价格。在如此高的价格下，官员有足够的动机进行腐败。反之，如果价格较低，那官员将会觉得腐败得不偿失，因为要冒着被查处的风险而所得未必与合法收入相差很多，而价格的降低取决于竞争程度与供给数量。

强县扩权对寻租腐败行为的影响

回到开头说到的强县扩权上，广西自治区拥有一个省级政府，十四个地级市政府，一百零九个县级政府。省级与地级的行政权限大量下放造成权力的供给者大量增多，各个官员之间对行贿者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从而压低权力的出售价格，根本上减少寻租腐败的动机。过去一人拥有的权力，现在是一百多人拥有，人的选择程度提高，达成目标所通过的途径增多。东边不亮，西边亮。过去如果无法打通省级官员的门路就无法在这省内投资经营，无法打通地级官员的门路就无法在地级区域内投资经营。现在缩小到县级的官员身上，而县级区域比较小数量也众多，现代经济辐射区域又较之广大。极大提高了社会个人与市场主体对经济腐败与寻租的抵抗能力，主动寻租与腐败也将极大减少。而我国的政治体制与官员考核方式决定了，地方官员之间在通过优化地方经济发展环境来吸引投资扩大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互为竞争对手的。从省级之间的竞争到更数量众多的县级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将得到质的飞跃。从官员的角度出发，也限制了官员对腐败的动机，因为不利于其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将会影响升迁，也将与整个本土官员对立。当然，为了区域平衡与经济形势稳定，不可能所有的权力都下放到一线。但从多个角度来看，这次强县扩权改革都有利于对腐败的抑制，这是无疑的。

结论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官员腐败与权力寻租似乎是个通病。远的有拉美的军阀腐化导致社会动荡，近的有菲律宾马科斯国家的家族化。国家间廉洁程度的排名，也往往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成正比。而回到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中来看，似乎腐败也并未在发达国家中免俗，狄更斯那“最坏的时代”中的英国，马克吐温笔下那堕落的美国。这也许就反映了在经济飞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腐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必然有客观的原因，而非主观上官员的个人品德。

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所获利将比平常时期更多，这激发了人们腐败的动机。而在后发国家中，国家也必然对经济展开更深层次的干预。两者结合就为腐败提供了舒适的“温床’。而公民监督意识与政府支出与运行的透明公开，金融系统与社会信用发达的技术条件，这些也能影响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但干预经济与干预经济将产生获利是主因，不然无法解释在公民意识强，技术手段丰富的发达的国家中，如法国美国在特定领域怎么也会有腐败。而特定到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程度极高，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此而生。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的退出将会是引领新一轮增长的体制红利，但这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完全等待那天的到来才能减少腐败。这次广西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只要机制与制度设置合理，再“凶猛的老虎”也会低头。

虽然改革才刚刚开始，但胜利的曙光已然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