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生命的红处方

　　记得是在199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在《当代》上看到了毕淑敏这个名字，而那个深深打动我的小说叫《昆仑殇》。从此，我在更多的杂志上看到了她的作品，在她的作品中，有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叙述以及她对死亡冷静的叙述等。她的小说自成一家、风格独特，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小说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毕淑敏的小说应验了一个道理：写作在于表达，表达源于生活。　　记者：《红处方》是您的第一个长篇，而生命则在这部小说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红处方》源何而起呢？　　毕淑敏：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小说，好像并不是他个人做了怎样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他对生活的凝聚和积累。我自己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已经有很多年了。一部长篇作品的起源绝不是偶然的事，首先吸引我的，仍然是对生命的关注。　　我想这原因是和我的经历有关的，特别是小时候就去过西藏，在那个自然环境恶劣地方，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然对生命的威胁和生命的可贵。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与自然对话交融，这种感觉对我是太刻骨铭心了。尤其是对我这个在西藏生活了11年的女兵来说，这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旅游者式的。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命令，加上我又是一个做了25年医生的人。治病救人是我的职业。看到许许多多的生生死死，我觉得生命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宝贵的，人只有一次生命。很多人在谈起死亡时并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一个人拿这唯一的机会（生命）去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有时甚至用来自我残害或者残害别人，那就是一种非常极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清楚、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而去残忍地浪费生命、挥霍生命甚至是破坏生命，以生命力作为一种资本去做一些残酷的事情。这非常令我痛心。《红处方》的诞生，最主要的动机就产生于这一点。　　记者：《红处方》的部分细节和人物似乎就是直接来源于生活。但小说中引用的资料和医学术语的解释过多，影响了阅读时的快感。有时候，资料插入有些生硬，打断了叙事的流动性。　　毕淑敏：为了这个题材，我专门到几个戒毒医院去采访过，而且亲身体验到这种生活。尽管我做过医生，但类似吸毒、戒毒、艾滋病这些对我还是非常新鲜和陌生的。一般记者去采访时只看到了这个过程，而对我而言，我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吸毒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生？吸毒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不管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有，作为人类的一个魔鬼，它越来越猖狂。这个问题和我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记得一位哲学家讲过，一种幸福是一种物质。对一般人来说，幸福是一种感觉。而对吸毒者来说，幸福则是一种物质，它是由吗啡等物质构成的，是物质模拟的。我们知道幸福是凭着劳动智慧得到的。它是一个缓慢争取的过程，它的释放过程则非常短暂，这样的幸福才是珍贵的。而毒品是人用物质虚拟而成的一种幸福，最终它会把人引向一种极端的困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写，但它又必须好看。因为好看非常重要，否则读者不如去读哲学著作，那需要一种更大的悟性和耐心。　　有一位朋友对我讲，无论喜欢不喜欢《红处方》，她都能看下去。评论家李陀的观点同你有些相似，他看了后对我说过一回，他对这个作品比较喜欢。李陀是以一个读者身份同我聊天的。他认为我的小说比较独特，应该在写作上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之所以采取这种结构，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加入资料截断故事的发展，这种作法是小说家所忌讳的。但是我的目的是一定要让读者从故事中走出来，让大家认为它是真实可信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是应该具有责任感的人。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一点责任感。　　记者：从小说来看，您比较善于运用自身特长，医生视角医院题材的小说占主要地位，开始写作时、选择题材时是否有此策略？　　毕淑敏：好多搞文学的人都当过医生呢，鲁迅和郭沫若也学过医，但是还没有给人正式看过病就改行了。我在文学上自然不足挂齿，但我从医20多年，一直做到内科主治医师，业务娴熟，是个不错的大夫呢。俗话说，靠山吃山，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经常写医生的故事，非常自然，没有什么考虑。我认为用什么样的笔触来写作很重要，作为修炼是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一些东西在心灵里活了很久了，这是关键。　　记者：以前你的作品大都是讲述青春、苦难、严寒、死亡，我以为在你的生活历程中，一定也有另外一面，如：欢乐、幸福、温暖这些记忆。　　毕淑敏：我脑海里有很多想法，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会慢慢去做，你的建议非常好。我最近还给少年儿童写了一个长篇《雪山上的女孩》，基调都是快乐的，这个长篇的设想起源于台湾一家报纸的编辑，他们为我开了一个专栏。专栏后来集结成书，很受欢迎。　　记者：对于《红处方》第一部长篇的完成，有没有什么遗憾？　　毕淑敏：《红处方》有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构基本上是以对话支持一个近30万字的长篇，这个办法太累。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我想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会更加从容，在叙述上，在结构、叙述、语言上把握会更合理更好一些。　　记者：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一句话，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毕淑敏：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一个乖乖的中学生，突然到了最荒凉的地方，环境巨大的反差是我无法想象的。当时电讯也不发达。没有电视，广播报纸这方面的也不多，我根本不知道共和国还有这样的无人区。从北京到西藏辗转火车汽车经20天才到。但我要面对很多差异，比如自然环境的对比、文明的对比、生理状况的对比。曾有一个评论家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把我作品中有关“寒冷”、“缺氧”、“生命”、“残酷”这类字眼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同西藏本土作家相比，我作品中的这类字眼比他们多得多。他们的作品都是写对文明的向往，极力张扬西藏也有了红绿灯、酒吧、歌舞厅等东西。　　记者：由北京这个中心城市到了荒凉的雪山无人区，精神上的打击是不是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能当兵一定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毕淑敏：的确，精神上的疼痛和情绪上的失落感特别重，对一个16岁的少女而言。我当时是应届初中毕业生，69届。在当时年轻人只有两种出路，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去参军。一些有背景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当时北京68届毕业生留在北京本地的人比较多。我父亲在军队，母亲在法院工作，当兵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参军没有靠父母，也没有背景，唯一的原因是我可能比较幸运吧（笑）。但是没有想到我会分到西藏去当兵，而且我不想当卫生员想做医生，我最愿意作通讯兵，但当时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我被分到了阿里军分区。那里生活着一些流动的牧民。我们的任务是救治病人，对象是十几个边防站所的战士和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打针、发药、做急发病手术。　　记者：在那里生活了11年，一定有一些终生难忘的事情，让你永远怀念，刻骨铭心。这些大概就是您当初写作的动机吧。　　毕淑敏：那里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刺骨的冰河。在我们之前，只有印度人在那里行过医，一盒清凉油可以换一头羊。当地非常冷，没有苍蝇蚊子。但当地老百姓因为冷，有关节炎，特别喜欢清凉油。我们去给他们看病。有意思的是除了心脏检查外，他们居然要用听诊器听听大腿和脚，让我们哭笑不得，但也只好由着他们，这样他们心里能有个安慰。当时学习特别困苦。那时所有的大学都放学干革命了。但医生总要学习知识啊，如尸体解剖，怎么办？藏族有一种天葬的习俗，一到当地有人死，老医生就会和他们讲，我们帮你们天葬。开始是汽车，带着我们和尸体一块走。后来汽车走不了，马车也走不了了。再用担架抬尸体，一直抬到山顶。我个子大，经常抬担架后面，特别沉。有时候，尸体会滑下来，撞到我的身体，我经常看着尸体的双脚在面前晃动，心里可害怕了。到了山顶，教师把尸体一块块分开，教我们分辨人体器官的形状，如何做手术，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恐慌，对16岁的我而言，不学也得学啊。　　记得有一次边境发生战斗，牺牲了好几名战士，都是特别年轻的战士。一般收拾遗体不让女兵去。一是比较残酷，二是男女有别，但那次要求快速处理遗体，点名要我去。我是班长，后来看到战士的遗体时，我惊呆了，都是那么年轻的生命，它像美丽的开得正艳了的花朵，瞬间便凋谢了。我们为这些战士换上新衣、新鞋帽。当我看到尸体的前面是苍白如雪，而后背却是发黑呈紫蓝色以及那些子弹伤口时，我吓得毛骨悚然。但作为一个医生和战士，你得真实面对生命的死亡和恶劣的天气、单调的自然环境还有枯燥的生活。　　记者：所以你成为了一名作家。有时候，苦难对一个真正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尤其是一个有了那么多经历的人。这些难忘的事中肯定对你有着巨大的影响。　　毕淑敏：是啊！这些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活得比别人洒脱超然，不大会为一些名利所累。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生与死之后，对于身外之物就不会那么在乎了。在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刹那间生命之火就熄灭了，仅仅是因为一个感冒，过程之快让人无法挽救。有一次，牺牲了几名战士，做花圈自然是我们女兵的事。一群年轻的女兵连夜赶做，好不容易做到了凌晨3点钟，花圈都扎好了。突然电话铃响了，原来，几分钟之前又有一位战士去世了。大家再接着做花圈。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巨大的刻骨铭心的疼痛啊。　　正因为我对生命充满了挚爱，我才会写《红处方》，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控制力特别弱，由于种种原因染上毒品，这非常可怕。毒品是从人的生命结构开始破坏的，依照现有的技术对此都束手无策。当我看到戒毒所里那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奄奄一息时，我的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我想起了那些在雪山上长眠的战士，这种疼痛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　　记者：像您这一代人，许多人出于理想、信仰等原因，热衷于自愿上山下乡到边境地区去。现在时间一晃过去30年了，您的儿子都已经上大学了。价值观念、理想、信仰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必您一定感慨颇多吧？　　毕淑敏：我个人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理想要比我们那一代高很多，而且我觉得两代人的理想主义也不一样。那时的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而现在年轻人的理想可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独立个性的张扬。我对这些年轻人很看好。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教育程度也最高的一代，而且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多方面的，思想视野比较广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思想的统治和对思想强制性的灌输、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而现在是多元化了。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恐吓、背叛、告密等这类事情，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在思想和物质文化的把握上，这一代人是最蓬勃最有活力的。但两代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经历过磨难的人，他会更善良，防人之心就会少一些。我觉得推动社会发展的正是正义、友善、文明。所以尽管今天这代人里也不乏阴暗丑陋的一面，但比较起来，还是文明、希望、前途多一些。总的来说，这一代人的质量要比上一代人强得多。　　（摘自1999年5月4日《生活时报》，作者：江熙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