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统计评价

　　收稿日期：2011-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税政策组合运用对收入分配公平影响的统计评价”（09BTJ006）；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缩小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研究”（L08BJY023） 　　作者简介： 金双华（1963 - ），男， 吉林蛟河人, 博士, 教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和收入分配研究。E-mail: [email protected] 　　摘要：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再度被空前关注，温总理提到，我国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便让全体13亿国民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研究地方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上的作用。一般地讲，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分配政策来执行，地方政府承担收入分配职能的困难比较大。但就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很有限，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比较大。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的现状、原因，计算了近几年辽宁省的基尼系数，特别对辽宁省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统计评价，并以此提出了财税对策的初步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 收入分配差距； 财政政策；统计评价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137-08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影响辽宁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现实问题之一。 　　研究一个省域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内容，统计系统开展了多项研究，如湖南统计局开展的湖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等几项文献［1-2］。对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也有一些文献进行研究，但集中在城乡差距研究的比较多，如金永利和赵文祥研究了辽宁省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研究了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认为2000年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28倍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高点，并且提出了调节这一分配差距的主要对策包括打破城乡壁垒，优化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政策上向辽西、辽北地区倾斜［3］；赵子祥分析了辽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发展趋势、原因，提出了缩小辽宁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4］。还有集中研究扶贫的文献，如潘敏和王磊研究了辽宁省收入差距问题，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辽宁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紧急救助、促进就业和创业、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突出做好民生改善工作［5］。李坤英分析了辽宁省财政扶贫资金投向存在的问题，并就资金管理及资金的整合提出了建议［6］。张万强专门分析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问题，并用多种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7］。目前还没有系统见到对辽宁省基尼系数的计算来评价总体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本文借此计算了近几年辽宁省的基尼系数，分析财政支出对辽宁省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提出财税对策的初步建议。 　　一、辽宁省总体收入差距的测算及与全国的比较 　　由于在见到的文献中，没有关于辽宁省总体收入差距测算资料，本文以基尼系数代表总体收入差距指标，对辽宁省总体收入差距进行分析。我们利用摩根公式分别计算辽宁省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进而运用“城乡加权法”推算辽宁省总体基尼系数。 　　1.方法说明 　　（1）计算基尼系数的摩根公式 　　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分配数据，通常是由抽样调查按分组形式提供的，往往提供的是属于不同收入区间的人数百分比（或人数）和每个不同收入区间里总收入占全体总收入的百分比（或区间里的总收入）,许多关于居民家庭或个人的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就是上述的两个百分比。实际中被普遍使用的对离散形式基尼系数计算公式是所谓的摩根公式，表述如下： 　　设有n个收入单元，划分为（T+1）个收入等级（x0,x1］ ,（x1,x2］ …（xT,xT+1］,nt表示第t个收入等级中含有的单元数,ft nt/n是第t个收入区间的频率，μt是第t个收入区间收入平均值，μ是总体收入平均值，pt和qt分别表示收入小于等于xt的单元数（或人数）相对总单元数之比和相应的收入累积比，于是有如下关系式： 　　 　　摩根公式的具体表达式是基尼系数GM： 　　 　　摩根公式是对基尼系数的一种近似估计，但它对基尼系数的这种估计明显偏低，其原因是摩根公式只计算了收入类之间的不均等性，而没有计算收入类内部的不均等性，只有当收入类内部的不均等性等于0时，摩根公式的计算才是准确的。 　　（2）“城乡加权法”［8］ 　　由于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是按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统计的，如何由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推算总体基尼系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城乡加权法”给出了相关的计算方法，该方法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 P2u×（u/y）Gu+ P2r×（r/y）Gr +Pu×Pr×|（u-r）/y|（5） 　　式中,G 表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Gu 和 Gr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Pu 和 Pr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u 和r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y表示全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我们利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 　　 　　2.计算结果 　　我们按照摩根公式，利用《辽宁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计算了辽宁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此基础上运用“城乡加权法”计算辽宁省总体基尼系数近几年总体收入差距扩大。按照城乡加权法测算了辽宁和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辽宁省2004―2008年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由历年《辽宁统计年鉴》计算。 　　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9）》有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因此我们只用“城乡加权法”来计算全国居民总体基尼系数。 　　表2全国2004―2008年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由《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9）》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以上的计算是基于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不同收入阶层的数据开展的，许多学者认为对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估计偏低，同时城镇居民的层次划分比较粗，因此计算的基尼系数偏低，但这样的结果也能说明问题。计算结果表明，从总体收入差距看，虽然辽宁省整体收入差距小于全国，但是，2004年以来辽宁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比2004年总体收入差距扩大了8.32%。

　　二、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1.具体表现 　　（1）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自1990年以来，尽管个别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出现短暂回落，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5 358元增加到2007年的12 300元，不考虑价格因素增长2.3倍，年均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 356元增加到4 773元，增长2.03倍，年均增长9.6%。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2.27∶1，2007年城乡收入比扩大为2.58∶1。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392.7，农民人均纯收入5 576.5，城乡收入比略有扩大。 　　（2）省内各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收入最高的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86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 740元；最低的朝阳市两项收入分别是4 021元、1 008元，两个城市的两项收入分别相差2 840元、2 732元；2008年最高的大连市两项收入分别是17 500元、9 818元，最低的阜新市两项收入分别是10 114元、5 030元，分别相差7 386元、4 788元。差距继续扩大。 　　（3）省内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3 211元，最低的是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其平均工资为3 666元，二者相差9 545元，最高平均工资是最低平均工资的3.6倍。2007年最高的仍是金融业，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8 732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其平均工资为7 365元，二者相差31 367元，最高平均工资是最低平均工资的5.3倍。从劳动者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角度观察，同样可以得出在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分配格局中个人所得下降的结论。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1995年，辽宁劳动者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7.4%，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2.5%，下降了4.9个百分点。 　　（4）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占城镇居民5%的困难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 953元，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1 424元，两者相差9 471元，最高收入户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是困难收入户的5.85倍；2007年，占城镇居民5%的困难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3 432元，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9 977元，两者相差26 545元，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难收入户的8.73倍。2008年占城镇居民5%的困难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3 714元，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39 334元，两者相差35 620元，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难收入户的10.59倍。 　　（5）辽宁省与全国和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 280元增加到2007年的13 785.81元，增长119.5%，年均增长11.8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 253元增加到2007年的4 140.36元，增长84.7%，年均增长9.08%。虽然这期间辽宁省两项收入的增幅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幅，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扩大，由2000年的922元扩大到2007年的1 485元，差距扩大了61%，并且辽宁省与东部其他省（市）之间以及辽宁省城乡之间、各市之间、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9年一季度辽宁省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季度收入为4 488元，全国平均为5 234元，折合年差距为2 984元，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 　　2.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较缓，广大农民依旧靠“土里刨食”为主。2007年全省近50%的就业人员创造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 133亿元，仅占全省GDP的11%。几年来，老工业基地振兴给全省城镇居民带来了实惠，但农民由此得到的实惠不多。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我国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农民工失掉了工作机会。辽西一直是辽宁省农民劳务输出的重点地区，以朝阳市为例，受金融危机影响“非正常返乡人员”人数占总返乡人数近1/4。若加上其它不利因素，辽宁省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容乐观。 　　历史、科技、地理、资源等方面原因形成朝阳、阜新等地和沈阳、大连等地的差距，并因各自优劣态势在改革开放和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得到强化，而使其差距越拉越大。除此之外，朝阳、阜新等地既不具备大连、沈阳等地的人才优势，也不具备地理、资源等优势。以上原因使得二者差距在原有基础上越拉越大。 　　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下岗和失业人员较多。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全省城镇失业率为10.89%。其次，部分国有或集体企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体制改革后企业有了用工和收入分配的自主权，使得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过分向管理层倾斜，有的高层管理人员年薪达到30万元以上，形成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辽宁省二、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第一产业，造成涉农行业收入始终在低水平徘徊，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高的行业虽然有电子等非垄断行业，但大部分都是像金融、电信等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在总收入中扣除所得税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记账补贴，其中总收入是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和。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13 438元，全国14 909元，两者相差1 471元。其中主要是工薪收入相差较大，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8 213元，全国10 235元，两者相差2 004元，这一差距比2005年的1 695元，扩大309元。另外，辽宁省居民财产性收入也相对较低。 　　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91.53%，比全国平均数92.47%低 0.94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24位，这也说明辽宁省城镇居民所得税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负担比较重。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缘于辽宁省工资水平低。2007年辽宁省此项收入排在全国第11位，排在辽宁省前面的10个省（区、市）有7个省（区、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比辽宁省高。 　　三、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的统计评价 　　财政支出规模巨大，类型较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是不同的，本部分我们进行辽宁省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的统计评价。各类社会保障支出是体现个人收入自我平衡的特点，而财政对社会保障的“保底”支出可以提高了领受人的收入水平。社会救济支出是典型的使低收入受益的支出，而兴建公共福利设施、开展社会服务以及举办各种福利事业支出，增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也使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增加。财政对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是针对起点公平情况而言的，政府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和平等的医疗保健条件都属于起点公平的范畴，为最终实现结果公平创造条件，是影响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农产品属于私人产品，农产品市场是一个竞争市场，但农产品的生产有特殊性，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各国政府所普遍采取的政策，特别在中国由于存在比较大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支出又体现了解决城乡之间差距的作用，这样财政支农支出对解决全社会公平能起到重要作用的［9］。

　　1.辽宁省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结合辽宁省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财政支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福利性支出，另一部分为非福利性支出。人均福利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城乡社区事务+人均农林水事务。表3提供了2008年辽宁省的有关数据。表3 2008年辽宁省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情况 单位：元 　　 　　数据来源：由《辽宁统计年鉴2009》计算。 　　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表3数据，绘制辽宁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福利支出的图形，以利于我们直观形象地看到它们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可以看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福利支出三者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有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为分析三者的关系，一般做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截面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1）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关系 　　建立一元线性截面回归方程, 以人均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 其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数据 　　 　　注: R2 0.58； F 16.66。 　　（2）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福利支出的关系 　　为了分析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福利支出的关系, 我们建立一元线性截面回归方程, 以人均财政福利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 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福利支出的回归数据 　　 　　注: R2 0.52；F 12.96。 　　由上面的分析看到，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程度（R20.58）比较高，人均福利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程度比较弱一些（R2 0.52），说明本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福利支出起到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甚至是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以2008年为例，人均财政支出最高的大连市为7 028元，而最低的葫芦岛市仅为2 513元，二者相差4 515元，大连是葫芦岛的2.80倍。人均福利支出最高的大连市为3 747元，而最低的铁岭市仅为1 457元，二者相差2 290元，大连是铁岭的2.57倍。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地方财力对收入差距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2.财政支出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作用 　　由于农村居民没有转移性收入的详细数据，本部分分析城镇居民情况。为了分析财政性转移收入的情况，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选取了养老金或离退休金、社会救济收入、失业保险金、提取住房公积金、记账补贴作为财政性转移收入。表6是2008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均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情况。表6 2008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均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情况单位：元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09）》。 　　由表6可以看到，转移性收入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在财政性转移收入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提取住房公积金收入基本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与现行的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关。失业保险金呈现波动变化，5%更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失业保险金为9.63元，10%最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失业保险金为7.24元，5%更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失业保险金为10.82元，10%最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失业保险金为9.45元，失业保险金与可支配收入的关系不密切。记账补贴呈现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的情况。社会救济收入在20%较高收入群体、10%高收入群体、10%最高收入群体、5%更高收入群体这四个群体呈现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的情况，在其他群体中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但社会救济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较低，最高是5%更低收入群体，该比重仅为7.44%。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财政性转移收入只有社会救济收入对收入差距有一定正向调节作用，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提取住房公积金、记账补贴对收入差距是逆向调节。失业保险金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没有显现出来。总体看，财政性转移收入对收入差距是逆向调节。 　　四、缩小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1.完善相关的工作措施 　　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如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要调查全省的城乡低收入群体情况，劳动部门要调查全省的就业和失业情况，财政部门要分析财政资金解决收入分配的效果等等。可以考虑扩大与收入分配有关调查的范围，比如将省内高校作为调查收入分配情况的调查单位，将其与贫困地区、贫困家庭进行一对一联系，发挥高校学生人数多、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点，由教师指导进行调研。同时也可以考虑将各级政府机关、其他事业单位作为调查单位，从不同角度进行调研，这样会使辽宁省的收入分配情况、贫困情况及时上报反馈到省政府决策部门。对这些调研，财政可以出少部分资金支助既可。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辽宁省要解决社保管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问题，为全体劳动者提供统一、基本参保平台。在省级尝试建立专门的社保基金运营机构，或委托可靠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按照市场规则运营，确保基金保值增值，杜绝贪污挪用基金的现象发生。逐步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落实与完善医疗与失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基本福利保障。适时调高城镇居民各项最低收入标准，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优抚待遇、最低工资标准等，既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切实保障了最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又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3.各级政府要继续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农村低保工作 　　要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扶贫政策。对那些由于大病、残疾等陷入持久性贫困的家庭采取救济式的扶贫措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对那些因为暂时性原因陷入贫困的家庭可以采取开发式的扶贫政策，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可以借鉴广东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做法，完善相关的工作措施。为帮助贫困家庭应对物价上涨，辽宁省应在全省推广“低收入价格指数与补贴的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当低收入家庭每月或每季所承受的物价压力高于CPI一定幅度时，政府便可能启动价格补贴机制。比如，当CPI高于低收入消费价格3个百分点时，即启动补贴机制。 　　4.政府要合理调整国有部门的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 　　对国有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加强监管，积极探索省及各市所辖的国有资产收益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理论上应当选择“全民模式”而不是“成人模式”，即人人有份，这应当是所有国有资产收益使用的最终目标。具体发放形式是发放现金还是发放消费券或其他形式，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可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如经过人大批准，可以拿出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基本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辽宁省社保资金有一定缺口，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拿出部分国有资产收益，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目前也是合理的。如果绝大多数公民同意，也可以考虑向低收入者发放的“选择性全民模式”，比如用国有资产收益改革目前的低保，如果将社会分红额定在低保水平上，从公平、效率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有利的措施。

　　5.财政要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非农产业就业途径 　　目前辽宁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倾向，就业弹性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应该侧重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提高就近转移农民就业的潜力。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让“中国制造”的质优价廉的服装、鞋帽、小机电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货，财政部门、经济管理部门要引导和扶持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特别向辽西地区发展，使其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热点。政府要鼓励城乡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经营活动，依靠创业经济来提升整体就业水平。税务、工商部门要完善法律、法规，减少相关的税费收入，鼓励摆地摊，使其合法化。 　　6.劳动、教育部门要完善对农民的培训工作 　　考虑将一部分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短期内改造成农民工培训基地来承担一部分培训工作。这些工厂本身本来就有生活设施、一些设备可以利用。师资可以一部分外请，一部分为本厂的技术人员或老师傅。企业可以收培训费，从而还有一部分收入，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10］。如果这些企业规模不够，可以考虑一些运行好的企业、大的国企，也开办一些农民工培训班，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为保证培训质量，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让一些有条件的企业提出自己的培训计划与培训科目来参与投标。参与这一培训的企业，都要在网上公布它的培训计划、聘用的师资、培训课程，有关部门应该对培训效果不断检查监督。农民工的培训费用与生活费，应该由政府提供，辽宁省除了本省财政出一部分外，还应当向中央政府申请提供一部分。 　　7.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考虑扩大职业教育，压缩非职业教育 　　现在，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有了迫切的需求，大学毕业生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大部分缺乏动手实践能力，致使很多企业找不到熟练的技术工人。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急需的岗位职业教育的投入，制定有关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拿出一部分资源，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培训岗位，要明确这是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鼓励民间资本办学，鼓励企业自己办学，解决实习基地难的问题。政府应建立大型实习中心。 　　目前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都“一刀切”地接受相同的义务教育，但很多农村或边远山区的孩子，对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并不感兴趣，加上考大学无望，那些孩子很容易辍学。与其对他们实行普通义务教育，不如对他们进行职业义务教育，可能比普九教育实用得多，毕竟社会更需要有技术、有手艺的人。这种方法很灵活，也很务实，拿到职业资格证书，工作的范围就更宽泛了，辽宁省在职业义务教育上可以先行一步。 　　此外，辽宁省政府要根据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将财政经济建设资金投向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建设项目，使各项建设项目不仅包括增强经济建设功能，还包括创造就业、增加低收入人口收入的调节功能。财政支出政策向辽西、辽北地区倾斜, 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增加农资综合直补。提高良种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全面覆盖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扩大农机具补贴范围和种类，提高补贴标准。财政要积极探索收入分配的城乡转移支付机制，将城镇的过高收入转移给农村；各级财政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适当降低行政管理费的比重。辽宁省应当进一步争取中央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投资计划资金，配合本省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 湖南统计局.湖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DB/OL］. 　　［2］ 湖南统计局.对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预警分析［DB/OL］. 　　［3］ 金永利，赵文祥.辽宁省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3，（3）. 　　［4］ 赵子祥.辽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5］ 潘敏,王磊.辽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报告［A］ .曹晓峰.2010年辽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 李坤英.关于辽宁财政扶贫开发新机制的探索［J］.农业经济，2009，（7）. 　　［7］ 张万强.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辽宁为例［J］.社会科学辑刊，2009，（5）. 　　［8］ 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9］ 金双华.财政支出与社会公平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2006，（3）. 　　［10］ 汤敏.下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应该干什么？［DB/OL］.http://blog.省略/article/1596/2/Statistic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Cap:Data from Liaoning Province 　　JIN Shuang-hua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Abstract：In the “Two sessions” of 2010,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as concerned unprecedented once again.The premier said the country'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so that all 1.3 billion Chinese could enjoy the frui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up drive.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we have to study the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rationaliz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Generally ,the finan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is implemented to a great extent by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policies take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the local ones.How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come gap shows the strength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djus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is limited, while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y a bigger rol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un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Calculate the Gini coeffici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Conduct a statistical appraises between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the income gap, and propose the preliminary proposal of fiscal policy accordingly. 　　Key words: public expenditure; gap of income distribution; fiscal policy; statistics appraises 　　（责任编辑：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