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批评的纪念
不知从何时起，在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工作中，说真话、讲实话的批评意见变少了，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批评更是难觅踪迹，成为稀缺品。
某些领导干部把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渐渐演变成了群众尖锐嘲讽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吹嘘与自我吹嘘”； 有的“老虎屁股摸不得”，把提意见看作是“找麻烦”、“搞内耗”，视为“杂音”；有的拿党性原则做交易，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的是利益交换关系，等价的互利同盟。这与党一贯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大相径庭。
在延安时期，党就提出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以防人亡政息。
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对不正派的作风进行批评斗争，没有拐弯抹角，没有下不为例。批评是防腐剂，批评是对快马的加鞭。
1956年，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又是领导，以致每次研讨会，大家都以他说的为准，谁也不提任何意见。为了打破这一局面，钱学森在一次开会中说：“我上个月，到农村去了一趟，帮助一个农民上树去摘土豆……”他故意把话说错，当场就有人主动站起来发言：“钱所长，您恐怕讲得不对吧？土豆是生在地下的，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听到终于有人反驳了，钱学森说：“谢谢大家！总算有不同意见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会议气氛活跃了，大家也敢向钱学森提不同意见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苏联解体以前，苏共官僚主义严重，在党内党外都容不得尖锐批评，不愿接受群众监督，严重脱离群众，彼此联系的民主渠道被完全堵塞。这种与人民群众疏远的执政党，肯定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当苏共被宣布解散时，人民群众没有去维护，也是意料之中。
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应该看到，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道路，演变成腐败分子毕竟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人真的对他做出过批评？反正从曝光的典型案例中来看，大都是案发前一天，还是个人民公仆的“正面形象”，四下抛头露面会上做报告，新闻传媒面前作秀也很神气风光无限。转瞬间，“咯噔”一下就换了形象——原来是个触目惊心的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吸毒、豪赌、玩女人五毒俱全。至于“发展过程”的披露，人们也好像听不到他在这个过程中受过什么相应的批评。为什么不批评？为什么批评那样无力、无效？我看，这种“批评缺席”的现象，值得深思。
实话说来，问题就是这样严重，而且也只有说得严重些，才有望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加以解决。
其实，可怕的不是尖锐批评，而是没有一点儿批评、鸦雀无声，一片逢迎之声决不是政治开明的征兆。
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不是事事都通的人，但一定是明目达聪、善纳群言者，是兼收广蓄、从善如流者，尤其能听得进逆耳之言，包括过激、过火、过头的话。
清朝雍正皇帝曾多次告诫官员：“过而能改则无过”，并要求大家“朕身有过，可直言无隐”。今天的领导干部怎能不如封建专制皇帝的思想境界？“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如何区分贤臣与小人？察言观行而已。一句真心的批评都不给，能说他“贤”吗？而拒绝批评，更是自己的“愚”。
古往今来，明君与昏君之别就在其能否纳谏，有些明君变昏君即从拒谏始。
“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习总书记的这句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