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闻记者]的一次难忘交流

　　《新闻记者》1983年创刊时，我正在经济日报云南记者站工作。由于经费有限，第一年没有订阅，有时到省委宣传部或图书馆找来一读。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有许多应该说而不能说，应当写而不敢写的束缚。读了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新闻记者》，精神为之一振。刊物上所登的采访、写作体会和培养人才的文章言之有物，很受启发，所以第二年我就订了一份。 　　读了9个月后，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50周年的1984年10月16日，我就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走上了采访的征程。经过368个日日夜夜的奔波，我终于在中央红军走到陕北吴起镇的50年后的同一天――即1985年10月19日也走到了目的地。回到编辑部后，我从1986年第1期《新闻记者》上看到了报道我在长征路上采访的情况，感到十分亲切，也使我和《新闻记者》更亲近了。 　　过了不久，我去浙江开会路过上海，就和本报驻上海记者站的陈钢同志去了《新闻记者》编辑部。在一个窄小简陋的会议室里，我与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十多年过去了，那次交流至今难忘，不只是因为他们在祝贺我徒步采访顺利归来的那份真诚，更因为他们的率直和深刻。他们谈到，从长征路采访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总结。一是要培养记者，使记者早日成长，不能只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必须创造条件真正把记者放到实践中去锻炼，而锻炼中必须有的放矢，严格要求，不能放任自流。同时，要有检查，要切实为其排忧解难。二是要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总编辑，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并信任和鼓励记者去闯，才能充分调动记者的积极性，激发起记者为采写好新闻不惜拼命的精神。 　　有的同志谈到，记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很多。就长征路来说，很多人或徒步或乘车采访过，也见到了不少好报道，为什么经济日报的长征采访格外引人关注？原因当然很多：比如第一次把中央红军走过的全程原路走通；第一次爬上五大雪山和进入沼泽地中心地带，并丈量了它们各自的海拔高度；第一次按当年红军进军的速度和时间掐着点走，即每走到一个地方，都是50年前红军主力的宿营地；第一次边走边采访每天发一篇报道，并让读者在368天中，几乎每天都能在经济日报头版固定栏目中看到新鲜的报道。 　　但是，要不是总编辑舍得版面，让读者天天看到长征路上的新闻，从中感受到记者学红军，边走边写不畏一切困难的精神，肯定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要不是对记者既信任、关心，又有具体的严格要求，使记者把压力变成了动力，就不可能在经历春夏秋冬、伤病疼痛仍然能坚持平均每天走35公里路还得写一篇文章，记一篇日记。 　　这些分析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震动。在一片赞扬声中听到这样中肯的分析，无疑让我清醒了许多。 　　回想徒步采访长征路的前前后后，完全印证了《新闻记者》同志们的观点。记得那是1983年9月中旬，报社编辑部召集各驻地记者汇集北京，就如何办好报纸出点子。我提出了沿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的建议。首先，长征路上11个省区的经济都相对不发达，经济日报应当给予足够的了解和重视；其次，对于长征，许多外国人都很关注。1982年，美国一名记者在长征路上走了一段后，知难而退。一位红军将领在北京会见了他。当时他说：“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我这个牛高马大的人都受不了，你们红军却能征服这条艰险之路，但我很难相信后辈的中国人还有谁能真正走通这条路。” 　　我说，全国有近30万记者，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走下来吗？经济日报的记者应当去完成这一使命。 　　大家认为这个点子很好，也得到了记者部领导的认可。但如何实施还没来得及研究。曾经打算由各记者站搞接力采访，但如何走，如何接力，如何报道？仅是走一走公路，走到哪里算哪里，一个省走完后写一篇文章呢？还是按照原路走，全程走完后，写个之一、之二……？许多问题定不下来，一拖就是一年半。这期间，又一个美国记者来到了长征路上采访。我访问了一些红军将帅，他们对本报采访长征路的计划十分支持，希望能有人把他们当年走过的原路走通，绝不能像旅游似的在公路上走走看看，写一点就算了。要发扬长征精神去走长征路，要走原路，把当年的战斗现场等都写出来，不要等多少年之后，再开研讨会去确认。老红军还说，长征沿途的父老乡亲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很大，希望通过报道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要求。 　　在等待中，新任总编辑安岗到了。因为我远在云南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但考虑到时间紧迫，眼看着中央红军50年前长征的出发时间快要到了，就鼓着勇气给他写信报告了徒步采访长征路的设想和有关情况，想不到安总很快批示同意了，认为徒步采访很有现实意义，也是锻炼和培养记者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安岗指出，既然要做，就要做好，既然是走长征路，就要学习红军，不怕牺牲。他在征求编辑部意见后，果断地为这次采访规定了“六个必须”： 　　全程每一米都必须是徒步，决不弄虚作假； 　　必须按长征的同一时间行进，即中央红军是于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出发，于1935年10月19日走到陕北吴起镇，必须在这一时间里完成徒步采访； 　　必须走原来的路，即使山下或山间有了公路，也要走红军走过的山上原路； 　　必须每天写一篇报道并保证见报；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走下去，保证在第二年的10月19日按时走到吴起镇； 　　在中央红军因战事休整的路段里，必须设法徒步采访红二、四方面军的路线并报道好。 　　乍一看这几个规定，确实有点厉害，但仔细想想很有道理。因为真正的记者是不怕麻烦，不怕吃苦，不怕压担子的，只要目标明确，领导信任，版面有保证，就会有使不完的劲。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有了这些严格要求，才能使我有所遵循，逼着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 　　1984年，当我走到贵州黎平苗岭翻越冰凌遍野的同洋雪山时，左腿被摔成骨折，挂在胸前的凤凰牌照相机被摔破，铁片刺进了锁骨上下的肉里。陪我一起走的黎平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欧阳昌美和胡炳益、吴庭玉等苗族、侗族向导也都摔伤了。这一天我们走了90公里，走到后来，大家都是在雪地里、冰凌上边爬边走，到了夜里9点多，才找到红军主力于50年前的这一天住宿过的大稼寨子。寨里全部是侗族，老人们用手用镊子小心地拔去了镶进我肉里的铁片，他们撕下身上的布片揩尽了我胸口的血迹，又用草药、药酒为我止血、治伤。 　　在以后的70多天里，我一直由各地交接的向导扶着继续赶路，继续发稿。沿途各地都派出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同行，为我止痛、治伤。有的大夫为了不影响我抓时间赶路，就用棍子挑着盐水瓶跟我一起行进，边走边为我输液。这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好奇，也有人提出疑问：是真走还是假走？伤了病了怎么还能按同一时间走？写稿是不是有人代替……1985年1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第一个赶到长征路上和我同行。当时我正要上娄山关。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他信服后不仅有时扶我走路，还在凌晨二三点钟起床，拖着疲劳的身体帮我把稿件抄到电报纸上。他和我分别后，先后用了近三个版的篇幅在《朝日新闻》上介绍了一个中国记者在红军长征路上的采访经历。加藤千洋在1985年2月15日出版的《朝日新闻》上，以《向“长征”之路挑战――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君》为题的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就是他了。”第二年的10月19日他还赶到陕北迎接我按时走到吴起镇。他向东京发出了电稿，在《朝日新闻》上写道：彪炳史册的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第一次被一位中国记者用一年时间征服了，这位记者就是《经济日报》的罗君，他是一年时间内行程最远，发稿最多的记者。 　　当时看到外国同行的这些报道只是激动。当我从《新闻记者》那间会议室里出来时，心中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在想，没有安岗这样的总编辑的决断和信任，我不可能有机会走长征路；没有沿途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向导的支持，不可能按原路走完长征路；没有编辑们夜夜等稿、编稿和从多方面全力以赴的帮助，不可能有这么完整的专栏。 　　在一年多时间里，安岗总编辑四次赶到长征路上去看望我、鼓励我，为我解决资金、向导和写稿等方面的困难。安总赶到雪山草地去看望我时，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昏倒了。当我急着从长板雪山上赶下来时，医生已把他抢救过来，还在给他输氧。我听到和他同去的编辑同志告诉我：“安岗稍清醒时，叫我们不要管他，去看看罗开富的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是最要紧的。”面对这么好的总编辑，哪个记者能不感动，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我走上领导岗位已有17年多了，这期间，每当想起那次与《新闻记者》同志们的交流，胸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都会让我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增长上进心，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