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将军

“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位于东北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西南方向的柳条湖，一声爆炸声揭开了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序幕。9月19日凌晨，日即已占领沈阳，19当天营口、安东、凤凰城先后沦陷。21日晚6时左右，吉林省城被日本兵不血刃占领，至此，东三省沦陷有二。

九一八事变传入关内，举国震惊！全国民众义愤填膺，抗日呼声一时响彻山河。而对于守卫东三省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奉系部队消极抵抗的软弱变现，国人亦耿耿于怀。当时针对张学良的游行示威队伍纷纷涌向街头，愤怒的人们送了张学良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高帽。当时，许多学者作诗作词讽刺这位“不抵抗将军”，其中有马君武先生所作的两首题为《哀沈阳》的诗发表于上海的《时事新报》 ，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此诗一经问世，不胫而走，风靡社会，传诵一时。张学良将军这不抵抗的名头也已是“深入人心”了。而后来相伴其一生的赵四小姐此时也成了“红颜祸水”。

那么，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处何处？那道后来为世人所纠结的“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发出的呢？而这所谓的“不抵抗将军”是否名副其实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由张学良口述，唐德刚录制，最终由王学君整理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卷中的记载，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并未坐镇东北，而是在北平的协和医院治疗。而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恰回锦州老家为父治丧，军政大权委托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煕洽代理。

那道“不抵抗”的命令究竟是出自谁之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这“不抵抗将军”是否属实的重大关键之一。根据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著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的记载：“早在8月6日，蒋介石就通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雨不顾。’”而另外一说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对日本一味忍让不敢强硬抵抗，于是给张学良下了这道命令。这两种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成立，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抵抗

的命令乃是张学良上级长官所下，张学良不过是尽下属之责，奉命行事而已。那这“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也就怪不到张学良的头上了。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么？在翻阅《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时，我赫然看到张学良对此事的亲述却是另外一回事：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命令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是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瞎说，瞎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申报给他，你说是不是？”

张学良的这段谈话无疑是一次历史大翻案。这道命令是张学良本人所发已是板上钉钉再无疑问。这 “不抵抗”的帽子也是再次扣到张学良的头上。

然而疑问真的就此结束了么？这条命令无疑事关重大，但张学良发出这道命令是否就能坐实他这“不抵抗将军”之名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从这道命令本身出发，分析这条命令产生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点：

一．受以往惯性思维的影响。事实上，这“不抵抗”政策并不是九一八的产物。早在过去两国处理冲突时，国民政府就一直采用这种政策一味忍让，以图息事宁人，这一点从“南京事件”与“济南事件”便可看出。但这种做法无疑更加深了日本的野心与嚣张气焰，这已是后话。这是惯性之一，为政策之惯性。而另一个惯性为冲突之惯性。以往在东北地区，日本驻军就频频向东北军挑衅，但每次冲突基本是很小范围的，均在可控制范围内。所以长期以往，对这样的冲突不仅张学良的部队而且东北的政府官员也是习以为常。九一八事变时，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还天真地说“天快亮了，日军的演习也快结束了吧！”防患意识之麻木不禁让人想起十年后美国的那份电报“珍珠港遭受攻击，这不是演习！”这是在这样的思维下，张学良才欲以以往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来控制局势，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过于迷信国际公约。当时张学良和国民政府均迷信与《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等，认为日本若敢对中国开战，那么他在国际社会上就站不住脚，所以日本绝对不敢将事态扩大，也一定不敢对中国开战。但事实上，当时日本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迫使日本不

得不采取一些疯狂的手段来度过这场危机，而且东北三省一向资源丰富，日本觊觎这块大蛋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对于所谓的国际声誉，日本政府或许会考虑到，但当时的日本国内政府已经压不住军队。军人的血腥手段使得对发动战争再无人敢有异议。所以在1929年7月，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两者为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就开始了第一次北满参谋旅行，1931年7月有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此次参谋旅行结束，其已基本完成发动事变的准备工作。九一八事变已是在所难免。

三．情报不足，判断严重失误。任何两国对战，掌握情报优势的一方其在战争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便会大大胜过对方，这样的优势可能延续到最后战争的胜利！比较中日双方，日本不仅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异常了解，而且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之前就开始实地收集情报。而中国方面，不仅对日本国内欲发动战争的信号毫无了解，而且对日本几次的在东北的情报收集活动也是一无所知。情报方面的一强一弱，使得一方判断严重失误，依旧以为只是一场小冲突而消极对待，而另一方则是摩拳擦掌，攻击起来势如破竹！张学良后来在劝阎锡山抗日时也提到，如果知道日本敢于发动战争，以他和日本人的深仇大恨和天都敢捅一窟窿的个性是绝对会更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的！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从不允许如果！也许是民族的先天缺陷，对情报的重视程度我们较之日本确实有着相当的差距。而这样的缺陷，我一直认为都是近代中国一再落后的极其重大原因！

所以，如果只从不抵抗命令本身来评定张学良的“不抵抗将军”之名是不妥的。这条命令的本身有许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并不是张学良个人人性的劣根性所决定的。从历史经验和张作为一方统领的角度来说，以这样的一条可以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命令来息事宁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当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我宁肯受点委屈。”我想，任何一个当时身处张学良位置的人，都极有可能会延续这样的不抵抗命令。

而另一方面，张学良后来对战日战争的努力和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从他极力劝服阎锡山抗日，数次谏言蒋介石枪口一致对外到最后不惜发动西安事变可以看出，这绝对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爱国将领，而不是玩弄权势、迷恋富贵的政客！

好笑的是，国人都在唾骂张学良软弱不抵抗时，日本人却说张最抗日！

当然，张学良作为驻守一方的封疆大吏，没能做好情报工作准确判断局势而导致决策错误，致使东北三省遭受日本铁蹄践踏，百姓饱受疾苦，其本身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好在，对自己的责任，他也没有推卸，没有委过他人。

百年沧桑，是非自有公论。历史从不以成败论英雄！近代历史，怀一颗赤子之心，行事

磊落而不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之人实在少之又少！张公一生为抗日事业、民族统一尽心尽力，乃至赔上大半生的自由，这“不抵抗将军”之名绝不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