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作者：陈彩虹
财经问题研究 1996年07期
1993年年底开始，《经济学消息报》曾组织过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学是否景气的讨论，虽说参加讨论者并不众多，却是体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关心中国经济学的人们对此问题的相当注意程度。如果说，当时有一些学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并非不景气，只是需要调整主攻方向，力争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占一席位，那么，今天再来看中国经济学，则似乎很冷了，根本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热烈相比，就是与前几年相比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差，从经济学研究的报刊，从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活动信息来判断，尤其是从有无重要的经济研究成果面世来看，这是事实。
中国经济学的冷，与中国的经济学家当然有关。作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好象很难再守住从事职业研究的领地，职业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市场经济而言，好象不是急迫的需要，而只是可有可无的参考；而非职业的经济学家，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在经济规则的指导下，研究更重于实际、具体、快捷的个别问题上，经济理论的意味不浓，也就失去了普遍的关注。一方面是职业性研究与市场经济的“不和谐”性，另一方面又是非职业性研究的个别性，加上经济学界内部交流方式不多，个体作战普遍，对于经济研究与经济学的内涵理解不一，中国经济学的“冷”也就情理尽然了。不少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脱离研究领域，虽然职业研究的职位总是有人填满，但真正的职业经济学家则在减少；而非职业的经济研究队伍，也有越来越“缩编”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力气，没有了活力。一种学说没有人去做，它是根本不可能兴旺的。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冷与经济学家们有关，但不应全是经济学家们的责任。经济学家们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专门家，他们在学说研究方面是有别于其它学说研究者的；他们作为从事理论研究的一类，与一般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们也是有别的。但是，他们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部分，其基本的生存需要与社会需要，与其他人是没有任何不同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职业经济学家也好，非职业经济学家也好，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产品赢得社会的承认，得到与付出相应的收益。从经济学家们得到生存的经济条件与社会承认两方面看，在特殊职业精神的旗帜下，真正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社会承认的需要远远大于较高的生活条件需要。一旦经济研究的成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来讲是不能忍受的。而这种不承认如果延续时间较长，有种社会普遍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们就可能开始对研究职位“疑惑”，并设法离开，更多的，是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社会承认”的形式，当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收益成为最可靠（虽不是唯一）的社会承认标准时，经济学家们也会大步地向价值收益靠拢。经济研究的成果如果得不到社会承认，多得些价值收益应当是完全可以弥补的。如此一来，一些经济学家们离开研究领域，直接“下海”，另一些虽然还在研究职位上，也大多有了收益的更多考虑，有些远离正业，或是以正业为基础，开创“偏业”，增加价值收益。如此一来，要么是减少经济学家的数量，要么是减少经济学研究的实际力量，中国经济学能不能景气，答案就是清楚不过的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新的经济成分、新的经济方式、新的经济要素和经济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取代旧的一切，毫无疑问，对于任何新创造的经济学说的承认与肯定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昨天认可的东西，可能今天就不再认可；而今天认为不对的观点，也许明天会成为主体的思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来看待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坚持不断创新的思想，经济研究就不可能为社会所承认，经济研究的“冷”就不可能转向热，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也就容不得乐观。因此，经济研究要想得到社会持久的承认，就需要不断地根据新的社会经济现实，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学界，具体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负有重大的、历史的责任。
那么，是不是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完全地跟着现实具体问题走，亦步亦趋呢？我以为不是，我国的经济学应当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实，但还是应当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面考虑，建立起真正的经济理论学说。不然的话，那种完全沉溺于具体经济问题研究的做法，只能让经济学学说成为具体的个别问题的解决答案，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学说的意义，它也不可能为社会充分地、历史地承认与肯定。我们并不企望一种经济学说或是观点会有永久性的承认与肯定，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历史的。经济理论观点、学说应当产生于对现实具体经济问题的整理、研究、归纳、分析，但决不应当是对个别具体事件的结论。什么叫做理论，什么叫做学说，只有那种内在本质性的、普遍性的、动态性的研究结论，才能称得上是理论和学说。从这一方面来看，经济学理论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需要经济学界内部对于经济学研究本身作些“研究”，明确经济学研究的主体目标，提出经济学研究的方式方法，进行学科本身相当程度的建设性讨论，真正创造性地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中国独特的经济研究对象下科学的理论学说。
虽然就研究的范围而言，经济学目前还无法界定一个清楚的边缘，但从研究的对象上来讲，经济学已经基本解决定位问题。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资源有限条件下，如何实现最优地运用资源的学科。换一角度看，也就是研究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学科，因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就是资源的运用问题，而分配又是再生产的资源运用问题。不论是讲资源的运用，还是讲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它们都与确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关，任何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制度环境，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总是具有历史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经济学界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从根本而言是没有什么分歧的。然而，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问题上，却是意见大相径庭。
一是认为经济学应为经济哲学，主张经济学主要运用哲学性的思辩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逻辑分析与推理，寻找内在本质的联系，寻找内在的矛盾和对立，并通过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解释、透视现实经济现象与问题，启示社会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思路。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货币的理论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从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重存在，从这两重存在之间的矛盾对立，引人到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形成的货币形态，再由商品货币引导到金银货币，进而发展到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币价值符号，一步一步地从哲学的思辩里走向现实经济生活，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的存在与发展的趋势，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画面。在这样的分析与论证中，说其是哲学一点也不夸张，由于涉及的是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在经济学研究的圈内，当是经济哲学无疑了。
一是认为经济学应重于资源配置量的规律性研究，主张经济学主要运用数量模型，合理地假设一些要素和约束条件，通过投入性配置，加上配置后操作过程中的最优化控制，得到理想化的产出，这便是数量模型经济学的观点。如此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将经济现实的量化突出出来，强调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唯有清楚的数量关系才能说明，也只有如此，经济学也才有对现实真实的操作可能。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界的发展是相当快速的，大量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大量的经济学论文首先是高精尖的数学论文。翻开欧美国家的经济学杂志，通篇都是数学内容的经济学论文占主要部分，而且许多都是非数学专业人员所读不懂的。
一是认为经济学应当重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经验分析上，经济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验的集中体现性学说，现实经济问题以及解决它的办法，更多的是靠经验，而不是靠哲学的思辩，也不是靠大量基本要素假设前提下的数量模型。在这种观点下，经济学应当是案例性的研究方式，对某个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旦确定，并经过多次的实践是有作用的，第二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可以运用同样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就是对这些经验作必要的总结，从经验里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此种方法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中医学说，号脉、望诊、经验判断，提出医治方案。应当说，这种方法并没有人明确地作为一种经济学方法提出来过，但从大量的实证性研究，经验性总结研究可以充分地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上面两种研究方法的方法。
从个人的观点看，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当是哲学性的，我同意哲学经济学的观点，主张经济研究的哲学思辩方式。
撇开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前提是有食品、水、御寒衣物等基本生活资料，这些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去运用自然界存在的一些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在没有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情况下，人人都无一例外地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也就是进行经济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达，参加社会财富创造的人们分成了这样或是那样不同的专门性活动集体，如不同产业的经济活动者等，同时，也就产生了经济学家一类的特殊的经济活动家，一种创造精神财富的集体。相对于其他专门的创造物质财富经济活动集体而言，经济家们远离物质财富创造的现实，他们根本不可能具体地了解不同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根本不可能有这些方面足够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比专门化的集体更为有效率和效益地运用特殊资源的方略，试想想，哪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又能象职业的投资人那样设计得出最佳的投资方案呢？社会有如此多门类的专门性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部门，再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经济门类的知识，就是掌握，也远不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专门家们。可见，经济学家们根本没有可能去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实践的基础，他们也就不可能有高于专门活动于某一领域里人们的技巧与经验，他们所做的，应当是高于具体的、专门的经济活动之上的综合性的理性思考成果，这就决定了经济学家们的“饭碗”。其实，这也是一种带有浓厚天然分工意味的规律性要求，经济学家们似乎只有哲学性的思维成果，才有它社会承认与肯定的可能，因此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专门集体，都需要有高效率、高效益运用资源的普遍化规则，都需要深刻理解现实经济问题的智慧与方法，由此天然地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基础。
谁都承认经济学不是数学，虽然经济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运用一些数学公式及模型来完善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来理清不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但将经济学完全数学化，则是偏颇了。在西方国家大量的经济学杂志与著作里，那些完全数学化的论文，大多只在专门的经济学学科内有“市场”，大体有些“自我循环、自我欣赏”的意思，对于现实的经济活动而言，这些模型实在意义不大。就连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此也大有不满之词。美国出版的一本称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集里，就有专论认为一些经济学家们过于滥用数学了，经济学的内容则完全不再存在。批评者运用1936年凯恩斯对滥用数学的批评表现了对现实西方经济学里过多数学化研究的明确态度：“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只是一种大杂烩，和它所依赖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它使作者在矫揉造作的、无用的符号的迷宫中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相互关系的洞察力”。我想，将经济学融化于数学里，应当有充分理由证明这样做是根本不合理的。令人不解的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不断地批评这样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数学的经济学，或者说是完全数学形式的经济学还是占居了经济学专门书刊杂志主要篇幅。
经济学必须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否则经济学就是空中楼阁，社会也就不可能肯定与承认。但是，靠经验总结来代表深刻的内在关系的思考与研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任何经验的总结都是个别性的、强条件性的，它们对于新的经济问题的普适性是弱对应性的；另一方面，任何经验的总结常常由于重于经验的表现特征而忽略了经济问题的内在实质规定性，运用经验总结来解决类似问题，结果总不得要领，甚至于可能远离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正是基于此，我不赞同经济学以经验的总结来存在和发展。
将经济学作为经济哲学来对待，我们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作些分析。
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哲学思辩性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研究入手，围绕建立社会主义新的经济制度进行研究。历史的存在就一定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在新的政权建立到经济建设开始替代军事行动，经济研究主要重在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分析，以及经济制度优越性如何发挥之上。就经济研究的方法而言，这一段时期里研究主流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段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完全应当是一种新学说的创新，然而，大量的研究者还没有真实地找到合适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过多地从已有的经济经典著作里去找答案了，也就有了相当程度的远离现实的缺陷与不足。有些过于偏激的评论认为，那时的经济学实际上只是“一本政经”（即只有一本“政治经济学”），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真实，但却是表现了主要的经济研究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许多的研究著作与论文主要内容是诠释经典作家的论述，有的甚至于基于对经典作家论述的不同理解而引发“理解性的商榷”，经济学的研究远离了经济现实。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著作，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的再生产问题等，含有重要的历史的价值与对社会的卓越贡献。说起这段时期里的经济学研究，过于从经典作家的言论里找答案，不高度地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恐怕是普遍性的看法。
与此同时，和过多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概念，以及过多地从经典作家观点里找答案相对应，是对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的严厉批判，无论各种不同的西方经济学的流派与观点是不是涉及到经济制度的内容，大多以“阶级论”和“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来给予批判，认为西方经济学里无一流派不是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中心的，经济学的内容有无借鉴价值不在讨论之中，大抵只能作为批判的资料一类，整个西方经济学被无一例外地冠上“庸裕经济学”的名称。这样，一些经济学的优秀的成分与理论观点也就排斥在研究的范围之外了，更不用说借鉴和运用了。这使得这一时期内的经济研究过于“单一化”，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出现一个对西方理论研究与认识的空白地段，有些在经济制度以外的那些属于人类共同性的优秀研究成果，也连同真正的庸裕经济学说一起抛弃了，洗澡水与婴儿同样归于了一类。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不过，就这段时期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而论，哲学性思辩方法得到了充分地运用，由于它被使用的普遍性，赢得了社会对这一方法的相对承认，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以哲学思辩方法为主的经济学家们，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特色，从理论学说历史的发展角度看，这一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思辩方法的发展，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学发展至今还有着这种思辩方法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光辉的前景；另一方面，这种思辩的方法与过于依赖于经典作家的论述联系较为紧密，使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思辩的方法就是脱离实际的方法，不研究现实问题的方法，这在后来思辩方法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障碍，思辩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就后者而言，不少的经济学研究者们从文化革命前的思辩方法对于现实的不关注，选择了丢弃思辩研究方法的决策，它埋下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的一种隐虑。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中国的经济学从书斋里走了出来。对外开放不光是外资、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入，不光是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是与此相伴随，大量西方的学说理论也随之进入了中国的版图。作为改革开放最为直接的理论学说，中国的经济学一时间成了引进学说理论的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的新的内容，新的研究方法，甚至于新的词语概念，大量地出现在我们的研究论文与著作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运用不再有明确“阶级”界限的各种各样的学说与理论，来解释、描绘中国经济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结构与改革方向，提出如此如彼的种种方案与思路。经济学研究从书本走向现实，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真实地进了一大步。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面对现实而运用引进的国外经济学说与理论中，有了一个对于外加经济理论学说的新的基本态度，这就是不再断然地拒绝西方经济学里的合理成分，虽然还说不上是完全地有分析地接受，有批判地发展，有选择地运用，但对人类文化中优秀成果的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态度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不少经济学家也开始了中国自己经济学说的探索，也有了新的面对现实的理论观点，应当说，目前这种探索已经初有基础。
既有以前经济研究中过于将哲学性的思辩与经典作家论述相联系的原因，也有现实一些经济问题根本无法从已有的经济理论学说里找到答案的困难，就经济研究的方法而言，哲学思辩性的经济研究开始弱化，数量性的研究，实证性研究迅速占居了主要地位。这些研究从最现实的经济问题入手，从直观的经验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思路，引起过短期性的轰动效应，使经济学有了些新的面貌，言经济学必言量化关系，必言实证效果和经验，一时成为时尚，好象规律就产生于这样的研究之中了。但实际上，如此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短期化特点，一种研究成果不但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连短期内的生存力也是很弱的，最终还是没有被社会所充分地承认与肯定。如此的格局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实在是件值得高度注意的大事，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方法上的不确定或是游离，会使经济学的研究缺乏基本的走向，很容易走入歧途，甚至于还有远离真正经济学的危险，研究出来的东西恐怕只会为社会所冷落。
实际上，在国外经济学研究更多地讲究数学要求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或是关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人士，大有主张走西方经济学研究之路的考虑，但苦于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者队伍的现实，大多不是从数学起家，这就决定了经济学数学化道路在中国的行程不可能轻松，也就使这些关心中国经济学发展者提出了“重要的还是学习”的呼吁。显然，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不学习他人经济研究成果，不学习他人的经济研究方法而试图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学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至少也不可能出完善的理论学说。但是，数学学起来对于当代受过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学者而言，是有困难的，为数不多的学者有雄厚的数学知识基础，也不大可能完成那些具有纯数学意义的数学模型的制造。更何况，不论经济学家们如何学习，根植于中国经济学牢固基础的，还是哲学思辩性的研究方法，“本性难移”是可以描绘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状况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唯有尖深的数学模型式经济学才是现代真正的经济科学，那么，中国经济学也就只能等待到新的大量的数学人才的出现，这大概不是几年、十几年所能看到的事实。
因此，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地重申，经济学不是数学，更不是数学模型的集合体，简单地认为经济学的优秀成分一定在西方，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去学习、去靠近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走经济学研究数学化的道路，我认为是不正确的，真正的经济学还是应当为经济哲学。这是个原则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学研究对于世界经济学的贡献问题。尤其是在目前，社会对于经济学的认识基本上是思路加方案，而经济学界也对此没有明确认识时，对经济学本身和研究方法加以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就是完全必要也是深具意义的。
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明确定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学研究的定位，是经济学理论学说发展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当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哲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运用哲学的思辩性方式时，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任务也就相应明确了。作为经济哲学的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经济学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
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方面，即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运用已有的经济概念、规律、理论观点，来解释、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它可以称之为经济理论下的经济政策研究。当然，又以这一层面的研究来验证已有理论的正确与否，精确与否，反过来对理论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在这里，有量化的研究，也有经验的研究，但这些，并不是完全理论推导性的数学模型，也不是实际的经验总结，而是与经济学的理论学说相关的分析与探索，看出一篇经济文章是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文章，只要看它有无经济学的理论含意在内就可以判断，工作总结与理论探索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层面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与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即是从占有大量的现实经济资料，占有大量的关于经济矛盾的资料，去分析和探索经济规律，它可以称为经济理论下的经济规律研究。它与第一个层面不同的，是它得到的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性，而且包含了对新理论学说的支持方面。规律的结论本身就是新的理论，或者至少是原有理论的新发展。从我国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内容来看，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是最多的。也是最普遍的。
第三个层面是最高的，即是提出新经济理论与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是源于现实经济生活而来的经济政策、经济规律的最高的综合概括，它以大量新的容易为人们接受的经济学概念为基础，建立起一种理论学说体系。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与经济运行来说，这一层面上的成果还需要具体化才能用于指导现实的经济决策与经济活动。显然，这应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地，也应是经济学家们最高的追求，但却不是轻易能实现的。
从上述三个层面来看，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需要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做大量的工作，积累资料与成果，一步一步地向最高层面进军。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的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历史责任，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合作精神与交流学习，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应当有相当的研究方式与途径，在一个核心性的研究中心下，集合起最优秀的研究力量。
中国正面临着经济的历史性转换过程，中国经济学家们实在是处于一个优势巨大的研究历史环境里，不论是哪个层面上进行研究，要么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经济现象的重现，要么是完全新型的历史现象，经济学家们都能相对轻松地找到研究的标志与资料，这对于另外一些国家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太难得了。怪不得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带有些羡慕的色彩称，如果谁说清楚了中国的经济问题，谁就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经济学消息报》对美国的十几位诺奖得主进行采访中，我们得知，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何等地感兴趣，只是苦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深入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判断与分析，他们对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羡慕是完全真实的。而当我们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又有什么理由不拼得如此如彼的力量，以试图得到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一样令世人震惊的理论学说呢？
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换给予了中国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历史优势，而如何将这种优势变为现实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地需要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历史使命感，因为现实并没有也不可能给予经济学家们优厚完善的研究条件与手段，这些都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自己去创造。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学家们作为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可能得到的价格收益根本不能与其付出的劳动相比。因此，强调和呼唤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历史责任感，实际上是呼唤经济学家们不畏困难、甘受清苦的精神。也只有真正地具备了这样的精神，现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才能确实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构造转换时期中国经济学的重大使命。
作者介绍：陈彩虹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国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