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霸道与王道的转化------博客中国

丛林状态的国际关系史是强权纵横的历史，好马和美女是属于部落酋长的，第一强国的位置如此诱人，第一强国位置的争夺也如此残忍，如同中国的春秋五霸之争和近代欧洲强权的斗争。

西方史评以为英美的交接是和平的，但是应该注意英美交接时代的特点：

其一、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大不列颠帝国不会骤然日落。

其二、大不列颠帝国的替代者美利坚合众国则依仗它的特殊地理特性，在相当长久的历史时期中奉行其国父华盛顿所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不仅仅没有受到欧洲混乱的影响，反而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失败中获取营养。

其三、大不列颠帝国的臣民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绝大多数公民有着密切的血縁关系，从英美一体的角度，国际霸权并没有转换。

英美的霸权转移的重要特点只是体现在美国式的孤立主义向其现代单边主义的转变，美国式的单边主义受到现代国际社会的抵制，很大程度上也就说明“霸道”模式本身达到了顶峰而面临衰落性的终结。

史学家们注意到美国式的孤立主义是其现代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历史学的学科分类中没有欧洲范式的以问题为主体、涉及多国多边关系的国际关系史，有的只是美国外交史。英国国际关系史学家克里斯多佛－索恩这样挖苦，美国学者的外交史写作充满了“地方主义”的狭隘气息，一切以美国为主，形成了“美国与某某国”的外交史写作范式。

从孤立主义到其现代单边主义，除了美国短暂的历史无法提供其文化类型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美国学者的现实主义及其睥睨天下的豪气。例如，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哈佛教授入江昭认同索恩的批评，因其日裔背景，他能够对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以及不同文化国家对美国的反应有着独特的理解；另外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国际关系学之现实主义学派产生的最有影响的学者如摩根索、基辛格和凯南，无一不是从欧洲外交史中汲取养分，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为霸权主义寻求共性，或者分析君临天下的美国外交个性。

其实，现代中国一些外交理论者不也常常在揣测美国人的心情――那是卑下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国人希望出现摩根索、基辛格和凯南，依笔者之见，种种中国外交理论在交错中，新锐的出现也为期不远。

我们不希望看到“术”的张狂，也不希望看到“道”的虚幻。新锐的出现还决定于社会思维的深化，以目前思维的庸俗化，一切天才都将埋没。而我们所瞻望者，是社会思维对明清庸人思维的超越，是王道对霸道的终结，是人类新时代的开始。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不正视我们所处于的霸道时代。中美关系不可能和平共处，“乔治－华盛顿”的东亚之行以戏剧性的展开，让我们看到这种对立随时可能燃起的硝烟。历史有其定势，冷战期间的美国是以冷战理论不择手段地促使苏联瓦解的，凯南理论和基辛格外交是这种政策的双翼；冷战之后美国又以日本为对手，在战略层面迫使日本的经济萎缩而战略退却。

美国的失败就在于冷战之后自鸣得意的文明终结的意识，这种意识证明了所有强权登峰造极后的极度膨胀，也说明了美国走到了自己命运的拐点。之后美国在外交大战略上的三大错误是：

1、仍然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看待，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诱惑迫使俄罗斯人感受到了经济上的严寒，也感受到来自西方的虚伪，基督教和东正教这一对姐妹也因此失去了和好的机会。

2、忘乎所以地回归“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进入西方不可能制约的中东沙漠。当小布什发出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式的号召，要以“民主”拯救“东方帝国和基督教”，历史已经为美国人勾略了第十次“十字军”东征的命运。

3、对华政策的优柔寡断，举投失措，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对中华文明的认识。美国对外关系的现实主义特性决定了美国学者的急功近利，他们只是看到89式学生的冲动，至多看到社会主义式的张扬，他们不明白中国的一切只能到中国文化之中才能够得到答案。而中国文化之揭示，其能量将徐徐而生而生生不息，美国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中国的遏制最终将转化为对他们自己的遏制。

美国现代三大错误的根源在于其文化的自由放任和霸道特性。美国人不知道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程子、朱子，即不知道阴阳的转化，也不知道霸道之外有王道。

研究者认为，这一现象毫不奇怪，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主要就是三个方面，从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再到普鲁士兰克的《世界史》的外交史传统，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意大利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再到英国霍布斯的《利维坦》的政治学传统，以及从法国博丹的《国家论六卷》到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再到近代海牙和平会议的法律（国际法）传统。”（注）

如果说冷战是西方文化同一系统内的角逐；如果说美日博弈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指令；如果说“十字军”式的征讨只是在重复历史的故辙。这一切，在它们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大致看到它的结束。但是中美的较量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个课题的不确实性只在于中国本身，只在于中国政权是否能够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也就是做到“万众一心”，以避免一盘散沙的局面再度出现。这个课题的不确实性是存在的，例如现代中国的一些时间内，中国社会存在于滿学的污染之中，一种不认同的人心涣散似乎在昭示晚清悲剧的重现。

当然，对于笔者而言，信心的基础是中华文化必将荡涤历史的污浊；信心的指向则是：作为“王道”主义的特性，美国或者随同殖民主义――霸道彻底失败，或者结束殖民主义――霸道的主张融入“王道”的大共和。

壶公评论写于10－09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