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一篇新闻学轶文
笔者最近翻阅《战时记者》杂志,偶见该刊第3卷第1期载有一篇《新闻杂谈》,该文署名为“夏衍讲、影子记”。经查由周巍峙主编的《夏衍全集》,发现未将此文收入,会林、陈坚、绍武同志编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夏衍研究资料》的“生平年表与著译系年”中,亦未见著录此文,国内有关研究夏衍的学术论著、传记中对之也都没有提及。所以,《新闻杂谈》可初步断定为夏衍先生的一篇轶文。这篇轶文的发现,为研究夏衍先生的生平、思想观点和理论贡献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战时记者》1938年9月1日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在金华创刊,为月刊,每出12期为1卷。第1卷的12期与第2卷的前5期,由杜绍文主编,此后由汪远涵主编。1941年2月1日出至第3卷第6期后停刊。虽然该刊名义上1~2卷各出12期,其实第2卷只出了9次11期,这是因为第1卷第5期出版后,主编杜绍文请假离浙赴湘,该刊在由汪远涵接编之时,“萧绍突告吃紧,预备发排的稿子只得又重新封存起来”。由于刊物的排版印刷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所以一直延宕到1940年4月才出版下一期,故1940年4月1日出版的是该刊的6、7、8期合刊。而第2卷第11期(七月号),该刊又“因奉令与金华出版之各报合出抗战三周年联合刊”,即以联合刊代替《战时记者》的第11期向读者寄送。第3卷名义上出版了6期,其实是只出版了3次5期。因1940年10月,“敌寇流窜浙绍,浙东告紧,因承印厂家工作停顿,”该刊又无法正常出版,所以第3卷第2、3、4期,再出合刊一次。故该刊实际上生存了两年半的时间,共出版24次28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连续性最好、出版期数最多、寿命最长的新闻学刊物。该刊登载夏衍《新闻杂谈》文章的第3卷第1期,出版于1940年9月1日,同期还刊发了曹聚仁、钟期森、马星野等著名新闻工作者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7年8月24日,夏衍与郭沫若等创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并担任总编辑,1940年后参加胡愈之、范长江等组织的“国际新闻社”与范长江、陈同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活动。1940年6~9月,由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的桂林“暑期新闻讲座”开班,学员共265人。先后由夏衍讲《新闻报道》,王文彬讲《新闻学概论》,卜绍周讲《中国新闻史》,钟期森讲《评论研究》,汪止豪讲《壁报研究》,张稚琴讲《广告与发行》,宗维赓讲《摄影研究》,梁中铭讲《画报研究》,陈纯粹讲《通讯社组织》,胡愈之讲《各国新闻概况》,张铁生讲《怎样读报》,莫宝坚讲《怎样编辑新闻》,孟秋江讲《战时新闻事业》,黄吉讲《怎样写作》,易幼涟讲《报馆管理》等。《新闻杂谈》即是夏衍为“暑期新闻讲座”讲授《新闻报道》时的一次讲课记录稿,后由人记录投送《战时记者》,遂于该刊第3卷第1期刊出。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由国民党系统组建,其《战时记者》之所以能够刊发夏衍的文章,是因为这时国共两党还处于皖南事变爆发之前的合作抗战关系较好的时期。 《新闻杂谈》全文约1900余字,内容由所谓修养、新闻感觉、政治立场、写作问题等四个部分组成。夏衍认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不外乎使知识经验丰富,这和使一个人的资财丰富的道理是一样的,要“开源”,同时要“节流”。不断地使知识增加,是开源;善用自己的智识,是“节流”。新闻记者需要丰富的常识,从国际问题起至极小的人事问题,宇宙之大昆虫之微,都必须能够理解,而后对于他所接触的事物才能够判断。新闻记者必须尽可能地扩展范围,并且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去注意和学习。不要把趣味圈子缩得太小,把自己的路线走得太狭,比如对文学有兴趣的,不妨看看社会科学书,多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求学实在是一个斗争,愈斗争下去就愈容易,学习之初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坚忍。 夏衍认为,新闻感觉即懂与不懂的问题。新闻记者对于一个问题周围的事有了详细理解时,他可以感觉及懂得这事情。对于政治,如已理解,随时可以看出政治上的倾向和政治上的变动转化。任何一件事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的出现有它必然的原因。社会上的琐事也是如此,例如冬天不会卖席子、扇子;卖席子、扇子,必然是夏天到了的时候。要注意问题的发生,研究问题的发展,推测问题的影响,即是扩大知识范围,也即是“追”。新闻感觉与知识有密切的关系。农民知道天气的阴晴,是凭了他们的经验,而经验是知识积蓄得丰富了而后才能得到的。新闻感觉的问题即为知识准备的问题。如何把自己的知识,有体系系统地整理起来,即是多多修养,多多理解,与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 在谈到记者的政治立场问题时,夏衍指出,其实这不是新闻记者的问题,乃是一个人的问题,也是人的人生观问题。每个人必有他的人生观。“混混”主义,在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每个人,今天必须要了解他自己“怎样做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的问题。新闻记者也是这样。“为什么要做新闻记者?”如果这样回答:“为了服务文化工作”,那么再问:“为什么要服务文化工作?”“为了打日本”,以文化力量来帮助抗战。那么这就是“政治立场”。这个新闻记者的立场就是这样的。 关于写作问题,夏衍认为“怎样写作”即是如何苦心地用最恰当的字把一件事、一个形象、一个理想表现出来。如果不如此,则写作出来的东西,不是词不达意,便是陷于公式化。他要求记者要“多注意事象”。要把特殊的动态用最恰当的字句描写下来,这是一个最好的练习。犹如作画,先从素描学起,见了姿势好的人,就拿出速写簿来把他的轮廓,以简单的几笔刻画下来,这几笔恰巧可表现这个形象。我们用字也必须像这样,要注意你用以表现形象的文字,是否是你认为最适当的字句。要像拍电报一样,用最恰当的字,既经济又清楚地表达,否则便成了既唠叨又浪费。 夏衍《新闻杂谈》一文虽然篇幅不长,但所论述的四个部分,对新闻记者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四个问题,体现出了一个著名作家、报刊活动家对新闻工作的理解和认知。有关论述直到今天对新闻工作还很有现实和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借鉴。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新闻杂谈 (夏衍讲影子记) 一、所谓修养 新闻记者的修养,不外乎使知识经验丰富,这和使一个人的资财丰富的道理是一样的,要“开源”,同时要“节流”。不断地使知识增加,是开源;善用自己的智识,是“节流”。 新闻记者需要丰富的常识,从国际问题起至极小的人事问题,宇宙之大昆虫之微,都必须能够理解,而后对于他所接触的事物才能够判断。 在过去我个人对于理解一件事是用这样一个方式:从极小的事起,不放松一点,不懂的东西,凡是我面前的事物,样样都要了解,我不懂的就“追”。例如一份报,从广告起,必有不了解的东西,读者依自己兴趣之所好而作局部了解,但新闻记者对于一份报纸上所理解的问题,必须彻底地了解。 新闻记者必须尽可能地扩展范围,并且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去注意和学习。我从前学外国语时,先生说,靠书本是不够的,出门时看见英文广告的招牌,以及洋匣子上的英文字等等都要加以注意,不懂的就问人或查字典。这样识字的范围就要广博起来。往往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语言事理是书本中所没有的,这除了见到不懂的就“追”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这样在人生的过程里,丝毫不放松地去学习,知识范围自然会广阔。不要把趣味圈子缩得太小,把自己的路线走得太狭,比如对文学有兴趣的,不妨看看社会科学书,多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即使是很小的问题,一花一草,别嫌小,不懂就问,这是与自己的修养,和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连的。当你对一个事物发生问题而加以探讨时,往往会联系到许多问题。往往,一个问题又有着它周围的一圈问题。要了解这问题,必须先去了解它周围的一圈问题。例如要了解北欧波罗的海的战事,必须先了解北欧地理历史,然后对于目前的问题才能够彻底了解。而且,当你对于重要的基本的一圈问题已了解之后,对新发生的问题的理解就比较容易。 求学实在是一个斗争,愈斗争下去就愈容易,学习之初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坚忍。要为了使自己知识丰富,一方面要大大地吸收与扩大知识,一方面要把这些知识缓缓地用出去。“节流”是知识的涵养问题。新闻记者日常要见很多的人,如果你一见面就和他倾心相谈,把你所尽有的学问全部搬出,炫学一番,纵然谈得很投机,使对方对你的估量很大,但于二三次谈话时,你还有什么学可以炫呢?等他测量了你的知识的底蕴时,他便感到失望了。 新闻记者最忌把自己学问的底给人家看见。 知识上的“开源”与“节流”就是:尽可能地把知识收受进来,尽可能节省而有效地用出去,不要快使人家知道你学问有多高。 所谓“修养”,我以为不外乎这两点。 二、新闻感觉 新闻感觉即懂与不懂的问题。新闻记者对于一个问题周围的事详细理解时,他可以感觉及懂得这事情。对于政治,如已理解,随时可以看出政治上的倾向和政治上的变动转化。一件事不会突然出现的,它的出现有它必然的原因。社会上的琐事也是如此,例如冬天不会卖席子、扇子;卖席子、扇子,必然是夏天到了的时候。注意问题的发生,研究问题的发展,推测问题的影响,即是扩大知识范围,也即是“追”。农民知道天气的阴晴,是凭了他的经验,经验是知识积蓄得丰富了而后才能得到的。 新闻感觉的问题即为知识准备的问题。如何把自己的知识,有体系系统地整理起来,即是多多修养,多多理解,与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 三、政治立场 这不是新闻记者的问题,乃是一个人的问题,也是人的人生观问题。每个人必有他的人生观。“混混”主义,在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每个人,今天必须要了解他自己“怎样做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的问题。新闻记者也是这样。“为什么要做新闻记者?”如果这样回答:“为了服务文化工作”,那么再问:“为什么要服务文化工作?”“为了打日本”,以文化力量来帮助抗战。那么这就是“政治立场”。这个新闻记者的立场就是这样的。 “无动于中”、“超然物外”的人今天已经不可能有了,所以新闻记者的“政治立场”是先天的问题,不是做了新闻记者以后才有“政治立场”。 四、写作问题 多注意事象。把特殊的动态用最恰当的字句描写下来,这是一个最好的练习。犹如作画,先从素描学起,见了姿势好的人,就拿出速写簿来把他的轮廓,以简单的几笔刻画下来,这几笔恰巧可表现这个形象。又如木匠伐木,一斧头下去恰好是所希望的一段木头。我们用字也必须像这样注意,注意你用以表现形象的文字,是否是你认为最适当的字句。例如拍一通电报,能用最恰当的字,就能够既经济又表现得出你的意见,否则便成了既唠叨又浪费。 “怎样写作”即是如何苦心地用最恰当的字把一件事、一个形象、一个理想表现出来。如果不如此,则写作出来的东西,不是词不达意,便是陷于公式化。因为同是一件事,因为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对人的感受也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当前环境新生的感觉,用最适当的字来表达它。一个经常注意事态的人,必把他看到的典型人物速写下来,或用一句精练的话钩绘出来。这便是怎样写作的一个练习过程。 ――《战时记者》第三卷第一期,1940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