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和鲁迅冲突与[月亮诗]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发生的山西作家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中，牵扯到高长虹的一首诗。这就是高长虹发表在1926年11月21日《狂飙》周刊第七期的两首《给--》中的第二首，文学界习惯地称这首诗为《月亮诗》。 　　 　　这是一首怎样的诗 　　 　　从1923年开始，长虹就以《给--》为总题，在《晨报副刊》、《狂飙周刊》、《莽原》周刊上发表爱情诗，先后发表了48首。1927年9月，作者选其中40首结集出版，书名就是《给--》。《月亮诗》入集时排第28首。这首诗只有6节24行。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请你住口。 　　 　　《月亮诗》在长虹一生创作的400首诗中属优秀作品之一，它是一件艺术品。这首诗以自然的天涯、月儿、白日、夜、太阳和我之间的纠葛，表现了封建婚姻关系及其悲剧结局。这首诗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揭露与控诉，诗人塑造的是一位悲剧式的女性。 　　对《给--》很有研究的董大中先生，就认为《月亮诗》表现了诗人孤寂凄凉的心境，那些月儿、太阳、夜的天文名称，只是诗人用拟人手法寄托自己感情的载体，本身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董大中先生还考证了《给--》所有的40首诗，得出的结论是，诗人心中的女神(即模特儿)是石评梅，而不是许广平，整个40首诗中都没有许广平的一点点影子。谁都知道，文艺作品的创作赏析有它自己的规律。《月亮诗》中的月儿，它既不是许广平，也不是石评梅，它就是月儿。 　　 　　并不存在恋爱纠纷 　　 　　高长虹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的史实：长虹在1940年7月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得清清楚楚： 　　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屈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仿佛觉到鲁迅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一副大长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孙中山先生那么样的性格...... 　　文中提到的景宋即许广平，他的稿子约是发表在《莽原》周刊的第五期上的《怀疑》，长虹的诗集是1925年3月1日出版的《精神与爱的女神》，长虹与景宋在鲁迅家里的一次见面据《鲁迅日记》记载当为1925年7月19日。 　　许广平与长虹通信时间多长？1925年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发表了长虹的《棉袍里的世界》。25日晚许广平写信给鲁迅问："此外，《棉袍里的世界》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但不能决定。"鲁迅28日给她回信："长虹却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许广平收到信大约在月底了，此时她知道了长虹其人并给他写信。据此，许广平给长虹写信当为1925年5月初。长虹停止与许广平通信是在他们见面后不久，最晚也不会超过7月底，这样看来他们通信最多不过3个月。 　　高许通信的内容是什么？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从长虹及他人的文章中可知大概。除上述回忆文章外，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中也曾提及，他说：这期间，景宋也有赞美我的批评，说我擅长的工作劝我多做。长虹的挚友张恒寿在《回忆长虹》中也说："1925年在长虹处，我曾看见过景宋女士给他的信。内容记不太清了，大意是对长虹的文笔表示称赞。"据此看来，他们的通信内容只是一般的创作方面的议论，并未涉及感情问题，这里看不出谁跟谁有什么"恋情"。 　　此后，长虹只在1926年9月28日《从校对说到女作家》中提到过许广平，他说："我去年喜欢看《莽原》周刊上景宋的杂感。"此后他的著作中再无一字涉及她。 　　 　　这"恋爱纠纷"是来自一股流言 　　 　　原来，这"恋爱纠纷"是来自一股流言。这流言的全部情形，都记录在鲁迅给韦素园和许广平的两封信里，传播者是亥倩(即章依萍)。这在《两地书》一一二信中明白记载着："我竟从不疑及亥倩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察我，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屋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北京赴厦门。10月中高鲁冲突发生。11月底鲁迅听到了"她是月亮"的流言，为了证实这流言来自何方，他于12月1日写信向孤灵(即章依川岛)调查，这才知道："这种流言，早以有之，传播者是品青、伏园、亥倩、微风、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两地书》一一二信)白果(即黄坚)接家属到厦门的时间是1926年12月15日。这些情形说明，传播"她是月亮"这第一股流言的，都是鲁迅身边的人，包括那位爱惹事生非的"二太太"(即宴太--周作人之妻日本人羽太信子)。这使鲁迅恼怒异常，又无可奈何。就在这个时候，即1926年12月28日，鲁迅接到韦素园的信，第一次听到关于《月亮诗》的流言。他第二天就给韦素园回信说："20日来信，昨天收到了。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到。《狂飙》也没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 　　本来已被第一股流言搅得大伤脑筋的鲁迅，听到韦素园传来的这第二股流言，怎能不火冒三丈呢！他便把这两股流言联系起来，认定他是一股，是长虹为了攻击他而制造的。 　　 　　鲁迅一时失察也是真诚的 　　 　　鲁迅即使在他因盛怒而一时失察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他把他看到《月亮诗》的流言时，从冷静的分析，到愤怒，到失察，以至造成他失察时的心境，都如实地写在他的上述两封信里。 　　鲁迅接到韦素园小报告的第二天，就在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对流言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是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是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鲁迅是在给朋友写信，他完全是按照他思想自由流动直抒胸臆。从他写信时思路走向看，他是由冷静走向愤怒，他的分析也就从正确趋于偏颇。做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当他处于冷静状态时，他便自然而然地做出了第一条那样客观而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然而鲁迅是人不是神，他也会有喜怒哀乐。当他处于极度愤怒时，他的理智被情绪控制，终于促使他相信了那三条。于是他接着写道："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莽原》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是不行的。" 　　鲁迅的愤怒，不仅仅是逞一时之忿的愤怒，其中还包含着更深沉复杂的社会因素。当时他除了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之外，他还是一位带着旧营垒留给他的某些伤痕的恋爱者。这一点，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表白的清清楚楚："我走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自己贬抑到这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两地书》一一二信) 　　鲁迅当时深深地爱着许广平，但他却不能像那些未婚青年一样，潇洒地去爱，他还背着封建包办婚姻留给他的包袱，他又不能跟原配夫人离婚，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去爱一位比他年龄小的姑娘，他还有很多的"惭愧"，他还有一些"自己贬抑"。他和许广平的恋爱关系没有公开之前，他不愿人们议论，更怕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他十分珍视自己的名节。他不愿意在"二太太"们的眼皮底下与许广平结合，他的南下厦门，在外地建立家庭，也是原因之一。然而怕什么有什么，躲来躲去，还是躲不过"二太太们"的流言。此时此刻，他突然发现这些流言全然出自高长虹，而且早有预谋，叫他如何不愤怒，不失策呢。 　　1926年12月29日，鲁迅在"使我愤怒"的心情下写了历史小说《奔月》，发表在1927年1月25日的《莽原》半月刊上。把长虹塑造成一个背后放冷箭的小人--逢蒙。 　　 　　高鲁冲突之后的反思 　　 　　高鲁冲突，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在"思想权威"问题上，高长虹误会了鲁迅；在《月亮诗》问题上鲁迅误会了高长虹。而表面沸沸扬扬，实际子虚乌有的所谓"恋爱纠纷"，更是典型的误会的产物，当双方都从盛怒中渐渐冷静下来之后，对于这番本不该发生，给双方都带来苦恼和伤害的误会，都有所悔悟和反思。鲁迅的反思表现在他的行动中，1927年初，鲁迅编辑1926年的杂文集《华盖集续集》时，把截止日期延到1927年2月，这时期的杂文几乎搜尽，而与长虹争论的三篇文章只收了一篇，即在《月亮诗》误会之前发表那篇态度平和风格幽默的《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并把它放在《续编的续编》这个被他称为"无聊的文字"的栏目里。而《月亮诗》误会后发表的两篇比较激烈的文章，即《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却破例没有收入。是疏忽吗？不是。他1928年编1927年的杂文集《而已集》时，仍然没有收。是遗漏吗？也不是。1934年鲁迅编《集外集》时，把历年编集所遗网罗几尽，而上述两篇依旧不收。之后鲁迅再编《集外集拾遗》时因病缀编，后由许广平续编出版，还是不为他所"拾"。这两篇作品被鲁迅屡拾屡遗的命运，只能说明鲁迅是有意不收它们入集。它们后来之所以终于能加入《鲁迅全集》行列，是鲁迅逝世后，由编者苦搜而编入《集外集拾遗补漏》中的。 　　1935年鲁迅写《序》时，对长虹和狂飙社的态度和评价，和九年前判若两人。长虹的创作本不以小说见长，也没有他的小说入系，鲁迅写《序》时对他完全可以"略而不计"，然而鲁迅一反常规，不仅对高长虹大加肯定，而且对狂飙运动也表示了赞赏之情。提到《莽原》时期这位战友时，鲁迅写到："1925年10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序》中还破例全文引用了长虹用散文诗写的《狂飙》周刊发刊词《本刊宣言》。 　　上述种种，是鲁迅对长虹误会表示悔意最明白无误的"信息"。假如此时鲁迅还认为长虹同他办《莽原》是另有所图，还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的"逢蒙"，按鲁迅的性格，他是绝对不可能如此"颂扬"长虹的。鲁迅的这番苦心，后人是应该体察的。 　　高长虹的反思，反映在他1940年8月发表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的长文中。长虹语："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后，有过一番争论，不过以后我们都把它忘了。1930年以后，他的光明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要是在1930年以前没有发生这事的话，那就不会发生了。"　　上述文字，作为误会鲁迅的悔悟和被鲁迅误会的谅解，其信息量完全够了。它至少表明如下几层意思：一，高鲁冲突只能发生在1930年之前，而不能发生在1930年之后，因为1930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而鲁迅是这个联盟的领袖，长虹绝对不可能攻击"光明的行动"的鲁迅的；二，长虹1930年之前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他误认为鲁迅有不"光明的行动"，即接受"思想权威"那一顶"纸糊的假冠"而有可能误入"黑暗"，因而"我之所以开始攻击他者，正是想预先给他一种警告"；三，当长虹从鲁迅"光明的行动"中，看到自己错怪了鲁迅时，认错的悔意便跃然纸上；四，既然鲁迅是革命阵营的主将了，他对自己的误会就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谅解也是便洋溢于字里行间。 　　《月亮诗》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虚构，它只是具象征意义而无实指性特征。用文艺作品证史乃史家之大忌。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够惨重的了，历史上的"文字狱"，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很多就来自这种扑风捉影。那种情形的发生，是权力干预的结果，史家也用此方法治史，也实是知识分子的不幸。 　　高长虹的《月亮诗》是清白的，长虹是无辜的。高鲁许"恋爱纠纷"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是误会，是失察，更是流言。其实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中的关于"思想权威"问题上的争论，这场争论惜被文学派系之争所用搞出了闹剧，贬损了鲁迅和长虹。 　　此文为《月亮诗》正名，鲁迅和长虹将以更真实更伟大的形象昂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