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管理(IRM)的再认识

作者：郭星寿

情报资料工作 1999年08期

　　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以下简称IRM）作为一种观念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之后，也引起了我国一些学者的关注，随后一些介绍文章陆续见之于国内报刊，到了90年代末期还有专著面世，反映了人们关于IRM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笔者也曾发表有关文章[1]。 近年来在参加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我国信息资源管理（IRM）人才建设工程的规划、 设计与模式研究”项目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收获，现发表出来，与同行进行切磋交流。

　　1 关于IRM已有的认识成果

　　自美国学者F·W·霍顿（Horton）最先提出IRM这一概念之后[2]，经第伯德（Dibold）等学者的开拓研究，对于IRM已提出过多种界定， 它们反映了对于IRM的现有认识成果。

　　1.1 国外学者们的见解

　　美国学者霍顿从资源管理的视角认为，IRM 是对一个企业的信息资源（informantion resource，即内容）和设备（informantion resouces，即工具）等进行管理。他将资源管理的概念扩展运用于信息、数据和知识的管理方面。

　　霍顿还从管理活动这一视角认为，IRM 就是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一种人类管理活动，是对信息资源实施规划、指导、预算、决算、审计和评估的过程。同一视角的，还有英国学者I·R·博蒙特（Beaumont）和E·萨瑟兰（Sutherland）也认为：IRM是一个集合名词，它包括所有能够确保信息利用的管理活动，其管理对象则包括所有类型的数据、号码、文本、视像、声音和各种不同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M·S·怀特（White）从管理过程的视角认为，IRM是高效率地确定、获取、综合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以有效地满足当前和未来信息需求的过程。A·N·史密斯（Smith）和D·B·梅德利（Medley ）也认为：IRM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服务包括信息传播、办公系统、记录管理、 图书馆功能、技术规划等统一起来，并从而由一种管理哲学演变为一种管理过程。

　　C·瓦德（Wood）从管理方法的视角认为，IRM是信息管理中几种有效方法的综合，它意味着将一般管理、资源控制、计算机系统管理、图书馆管理以及多种政策制定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它标志着信息管理演变的新阶段。同一视角的学者B·R·里克斯（Rics）和K·F·高（Gow）认为： IRM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一重要的组织资源[3]而实施规划、组织、用人、指挥、控制的系统方法。K·B·列维坦（Levitam ）和J·第林（Dineen）认为：IRM是一种集成化的管理手段。管理各种信息财产或信息资源的集成化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信息资源管理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E·米德凯（Maedke）从企业管理的视角认为：IRM是企业中管理各种相互关系的技术群，以使信息资源获得最大利用的艺术与科学。

　　A·W·翟洁科（Zijlker）、B·爱维斯（lves）、G·D·列奥莫奇（Learmoth）和M·E·波特（Porter ）等人从行为管理的视角认为：IRM指的是在适当的时期制定决策或进行协调工作，以提供合适的信息的行为。IRM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活周期或一系列的行为，包括标识、 存取和信息接收、保证信息的质量、及时性、相关性或增加其价值；为将来的利用贮存信息；使其可利用或传递给别人；以及信息处理。

　　美国总会计办公室（GAO）从组织的目标这一视角认为：IRM是从信息的产生、收集到处理，以逐渐接近组织的计划或目标这一生命周期中，对信息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集中与综合。其目的是使组织的管理者能充分、有效、经济地获取和利用信息。

　　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局（OMB ）从政府部门信息管理的视角认为：IRM是指涉及政府信息的有关规划预算、组织指导、培训和控制等。 它既包括了信息本身，也包括了与信息相关的各种资源如人员、设备、经费和技术等等。

　　美国学者D·马尔香（Marchand ）和约翰·克雷斯莱因（Kressle-in ）等从管理哲学这一视角认为：IRM是一种对改进机构生产率和效率有独特认识的管理哲学。

　　在国外还有学者从信息系统政策这一视角认为：IRM 可以被理解为所有试图控制信息系统的开发维修（系统管理）和控制信息系统的操作使用（信息管理）的政策。IRM 的主要问题在于根据不同组织的系统管理和信息管理的结构来制定一个关于信息资源管理（IRM ）结构的政策。也有学者从信息管理不同时期的特征这一视角认为：IRM 强调必须重视人文因素，而不能单纯依靠技术因素，应将两者结合起来，走向对人和物的多因素的复合集成管理。

　　此外，在英国有的学者如W·J·马丁（Marin ）将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作了等同的理解。他认为：信息管理就是与信息相关的计划、预算、组织、指挥、培训和控制过程。

　　1.2 国内学者们的见解

　　当IRM在美国不仅作为一种观念， 而且作为一种思潮形成并风行开来时，也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及图书情报学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学系纷纷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1996年9月由武汉大学等单位举办， 在武昌珞珈山召开的“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IRM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 这些事实说明了IRM在我国学术界受到了关注。但总的看来，由于我国对IRM的研究起步晚，参与的学者不多，研究成果问世的则更少。现国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仅见1992年第3 期《国外图书情报工作》发表的《信息资源管理》（专集）和《信息资源管理导论》一书。前者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由卢泰宏先生主持的研究课题的成果，后者是孟广钧先生等人的合著。此外，卢泰宏的《国家信息政策》一书中有专章论述IRM 的内容。再就是散见于专业刊物上的一些论文。

　　我国学者关于IRM的见解，主要有：

　　经济学家乌家培和王建新合著的《论信息资源的管理与立法》一文[4]。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问题，尚未涉及IRM的界定。

　　卢泰宏在其主编的《信息资源管理》（专集）中认为：“IRM 是一个发展中的战略制高点，其意义可归结于两点：（1 ）展示了一个新的重要领域；（2）提出了开发利用信息的新方向。”[5]1993 年他在其《国家信息政策》一书中论证了IRM的三维结构问题。 他认为：“信息资源管理（IRM）是信息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是信息管理的综合，是一种集成化管理。”“IRM是三种基本信息管理模式的集约化， 它们是：信息的技术管理、信息的经济管理和信息的人文管理。”他还图示了一个“信息资源管理的三维构架”。认为这三个方向的合力形成了IRM。反过来看， 也可以将整体信息管理分解为三种基本的信息管理模式。他指出：“这三种管理模式对应不同的背景：技术管理模式——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模式——信息经济。人文管理模式——信息文化。[6]卢文是笔者所见到的国内学者最早关于IRM问题的较全面的论述。

　　1998年孟广钧等学者合著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一书，反映了我国在IRM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 该书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管理领域的应用所激发的一种新的信息理论。”“信息资源管理是为了确保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信息资源实施计划、预算、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一种人类管理活动。信息资源管理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集成领域，是由多种人类信息活动所整合而成的特殊形式的管理活动。“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在社会组织的微观层面，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过程管理；在社会组织体系的中观层面，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网络管理；在国家政府的宏观层面，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政策法规主导的调控管理。”[7]

　　2 笔者对IRM的浅析

　　国内外学者尽管发表了关于IRM界定问题的不少见解， 但笔者以为，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时代的特征，以及IRM 观念演变的历程来思考，对其内涵仍有进一步探析的必要。

　　2.1 对IRM本义的界定

　　笔者认为，对于IRM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的话， 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大致上可以作出这样的表述：信息资源管理（IRM ）是人们在一定的理论思想指导之下，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和手段，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与分配，以及收集、加工处理和传输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和协调等活动的有效控制，并在认定其价值的前提下对它的开发与转化，其目的则在于将知识和信息资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以增加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还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指出：

　　第一，IRM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当然是人作为主体的有意识活动。 必然是在一定的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理论思想的内涵首先包括管理学的理论成分，也包括信息科学和资源经济学及其它一切与之有关学科的理论成分，并且是在吸收、容纳、整合、概括和升华了上述有关学科的理论成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的理论知识体系。IRM作为一种管理， 就是在这一具有体系性的理论知识的指导或支配之下而进行的有明确目的的活动。

　　第二，IRM的核心问题是对知识信息资源的管理问题。IRM的管理对象是知识信息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资源。 这应当被看作是IRM不同于以往信息管理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在这里，对管理问题亦不应当作狭义的理解。在一个管理系统内，知识信息的输入、加工处理和输出是管理的范畴，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以及知识资源的配置问题也在管理的范畴之内。

　　第三，IRM的技术手段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而不是一般的技术手段，更不是手工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将IRM 看成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产物和成就。

　　第四，IRM作为广泛存在的社会活动，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其经济意义则是它自身价值的根本体现。因为IRM 活动的直接结果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物质财富。笔者认为，这也是其社会意义之根本所在。

　　第五，对于IRM不应当将它看成是几个部分的加和之物， 进行分割式地理解，而应当从整体上、从综合性和概括性的较高层次上去理解它的内涵，将它看作是富有生命活力的有机体。

　　2.2 对IRM内涵的探析

　　第一，作为文明进步一个标志的IRM。 从社会的演进和文明进步的历程来看，IRM的提出绝不是个别学者思想火花的闪现， 更不是少数学者心血来潮而鼓噪的声势。它是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奔涌而出的自然结果。如果从广义的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说人们从物质资源的管理到信息资源的管理，进而到知识资源的管理的这一历程既表明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否则，也就不会产生IRM。 可将IRM的出现视之为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作为体现时代特征的IRM。 对于时代特征人们往往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不同方面来进行概括和表述。但决定时代特征最根本的因素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当今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则是信息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知识经济已露端倪，并将越来越占居主导地位。信息与知识资源已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成为社会财富的显现和潜在的来源。因此我们可以将当今及未来的时代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于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管理就成为人类社会最普遍的一种活动，而且是决定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IRM恰恰是这一时代特征最主要、 最概括和最鲜明的体现。

　　第三，作为劳动分工智力活动的IRM。IRM是一种极具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的人的智力活动。其普遍性主要体现在：它具备人类活动的普遍要素，即资源、信息和管理三者缺一不可。在这里，资源（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成为IRM活动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信息在IRM活动中更多地表现为知识形态的信息。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开发利用为中心的IRM 活动不可能不需要管理。诚如被世人誉之为当代管理大师的彼得·德鲁克所指出的：“利用知识来找出如何把现有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8] 可见，管理是一种更高级的智力活动。因此可以认为，IRM 活动的三要素是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普遍性的一个体现。

　　IRM作为一种社会活动，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广泛渗透性和高智力性。IRM 活动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地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与其相互交融。同时，IRM活动具有高智力性。 这是因为从事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知识信息的输入、加工处理和输出的专业活动即IRM活动，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不仅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者，而且其他专业工作者（如生产制造和农技人员等等），他们的专业活动中也必然包含有IRM活动。 因此在他们的专业活动中必然体现其高智力性。

　　第四，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IRM。IRM是知识经济时代或知识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以各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而知识的应用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增长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和知识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美国经济近年来持续增长是高新技术和知识创造的结果，得益于人力资本的高素质和高智能。”[9]

　　第五，作为学科发展理论构架的IRM。IRM是能够吸纳诸多学科发展成果的一个理论构架。从IRM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 它实际上是诸多学科发展成果在现时代交汇和交融的产物，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还将形成自身的知识构架和理论体系，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知识领域。首先，IRM具备了得以立学的根基。其根基则是IRM作为信息管理发展的高级阶段和IRM作为资源管理的专业领域， 它是在社会信息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与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多种实践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相互交融和汇流的产物，其立学基础深厚。其次，IRM 能够获得自身的理论支柱。IRM 活动的实践哲学和科学的认识论以及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发展成果都构成对IRM的理论支柱。最后，IRM可以形成自身理论构架的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一系列的知识板块，如以管理学知识、经济学知识、信息技术知识、文献信息学科知识和以知识与信息资源生成知识为核心而形成的知识板块，将构成IRM的知识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IRM 就是由一个立学根基和三大理论支柱以及五个核心知识板块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和理论构架。

作者介绍：郭星寿，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