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生与择死
择生与择死
张曼菱
读屈原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我当如何?幼稚之中,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非学者化的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带给我一生的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所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非学者式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要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缠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身为“楚臣”,三闾大夫,楚国的高级官员和决策大臣,他必须沉江。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庭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惟一的坚持。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日寇及友军俱不能理解: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生别离,乐莫乐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可以讲,中国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行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范例。他是不会要等到敌国军队进入,将他抓获再受辱而死去的。在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自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悲吟着,高歌着,行步着,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气概,归还到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水去。回“来处去”。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是一朝为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完成千古史记,中国的第一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许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象禁锢的叛逆之举! 司马迁选择“受刑”,弃政从文。正是这毅然之举,使司马迁从匍伏于地的殿臣中站立出来,超越了所谓君主,将他的事业和人生寄托,从当朝君主的体系中分离了出去。此可谓: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 这是何等勇迈与崇高的一步啊!他为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民间第一史家了。 《史记》是一部民间文本的伟大示范。这不仅因为作者是被放逐与驱逐之士。更是由于:它的立场不是取媚于某位帝王。它的观点不是沿袭于某朝某代,它是以作者个人的人文立场,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物换星移。《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指引后来人之路。它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的思索形象。西方人士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中国的古人有时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赵氏孤儿》中的二位忠直之士在争执“谁当去送死,谁当留下保护孤儿,并负责将血海深冤告诉他申雪”时,年老的公孙杵臼愿去死,自说是选择了容易的事,就请盛年的程婴承担“活”的重任吧。 近读吴密教授事。吴给学生讲过一个“退麝投岩”之典。出处不明。我怀疑可能是吴密先生自撰。他说,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降起的脊骨。没有这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到人世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这一小生里,还要活在前人与后人之交中,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漫长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