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

基本特征 保守主义在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问题上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相信社会弊病只可减缓而难以根除。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保守主义视国家为一个有机体，局部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地位和财产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的领导权应属于素质优秀的贤人而非群众领袖。保守主义强调代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维护传统社会纽带诸如家庭、伦理、宗教等。主要代表贵族、资产阶级等上层阶级的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工人、无职业者等其他阶级或阶层中的保守分子的要求。 文化保守主义

爱尔兰：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前，爱尔兰的文化保守主义支持爱尔兰语、盖尔文化和天主教会，是政坛上的一股势力，特别与爱尔兰共和党有关。 美国：“文化保守主义”逐渐被用来取代“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文化保守主义”可能隐含在文化战争中采取保守立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一个例子是艾伦·布伦（Allan Bloom），在《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主张反对文化相对论。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 ，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 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1 1

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 。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

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 。

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 1 2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宗教保守主义 宗教保守主义试图保存特定宗教的教义，有时会试着传播这些教义的价值观，又或者会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写入法律条文。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支持现世的传统。有时候宗教保守主义可能会感到其自身与当地的文化产生冲突。而在一些国家，两个或多个宗教的保守主义者也可能会产生冲突，两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指责对方的观点。

宗教保守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的形式相当多。许多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改变，因为他们认为其信仰是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被宗教保守主义所影响的政府可能会以实际政策提倡其传统价值，例如在欧盟就有一些保守主义的团体试着将特定的保守价值写入欧盟宪法。若望·保禄二世也曾游说欧盟在宪法里提及上帝，但最后仍没有成功。 而一些既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运动，则显示出了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与现有社会秩序产生矛盾，他们可能会试图推翻既有现况，以回归理想中更为传统和正当的社会，有时也会以相当严格的方式解释圣经字句。这样的激进运动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对抗既有政治体制的滥用、腐败、或违背教义。新教的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例子之一。

在伊斯兰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Salafi）运动经常在政治和社会上采取激进行动，也因此常被大多数主流的伊斯兰政府所压制。原教主义者试着将他们对于伊斯兰社会的理想—亦即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社会，强加于他人之上，他们也经常会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反对伊斯兰社会后期的发展，也因此常被分类为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

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许多宗教里都曾发生，有时候，这种冲突反映了传统社会与过去500年内才出现的现代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许多在现代世界被称为激进宗教保守主义标签的运动，其实只是将传统宗教理想混合上现代的、欧洲革命哲学的融合—有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

财政保守主义

美国

18世纪后期

民主共和党籍的托马斯·杰斐逊支持一个较弱小的中央政府与比联邦党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为自由放任的手段。他们反对汉密尔顿计划清偿联邦州因美国革命而欠下的债务，因为部分债务为金融家和投机客所持有（不是原持有人）以及多数债务为北方各州所有。汉密尔顿通过他的法案并举税偿付债款。做为交换，他同意让杰佛逊将国家首都移往华盛顿特区。

19世纪前期

杰佛逊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债务，但在1903年因路易西安那购地案而软化。民主共和党1 3

籍的詹姆斯·麦迪逊与詹姆斯·门罗接连当选总统，但在1812年战争的财政灾害后，他们转为支持多数联邦党立场，且决定国家应有中央银行与来自关税的稳定收入。

19世纪中后期

19世纪中期，新的财政保守主义政党－共和党成立。不同于现代财政保守主义者，这些财政保守主义者主张是保护主义和关税的古保守主义支持者，部分类似于今日的美国改革党（Reform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们普遍也是大企业与（内部）自由放任经济的支持者。但到1890年，他们受到大量投诉后转而支持休曼法案与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20世纪前期

20世纪前期，财政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之间存有分歧。

1920年代，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亲企业经济政策成功促进经济成长，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然而他的行为可能更多来自联邦主义而非财政保守主义：罗伯特·索贝尔（Robert Sobel）提到“柯立芝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支持工资与工时立法，反对童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经济控制，支持在工厂的安全措施，甚至在企业董事会中的工人代表。” 里根时代

主条目：里根经济学

财政保守主义在里根总统时代得到充分发扬。在里根任内，金字塔顶端所得税率在7年内从70%下调至28%，但后40%的工资税与有效税率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1982年大衰退后强劲复苏，之后在里根任内维持每年3.4%的成长率，略低于二战后的3.6%成长率。在雷根任内，失业率从1982年的高峰10.7%不断下降，通货膨胀也明显下降。联邦税收从1980年的5170亿成长至1990年的1兆320亿。同时也增加了1600万个就业机会。

根据美国财政部无党派的经济研究，里根任内颁布的主要税收法案，整体来说，明显减少政府税收（约国内生产总值1%）。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是主要减少税收的法案（约国内生产总值3%，有史以来最大的减税）。里根第二任期结束时，公共持有的国债从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6%上升至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41%。1988年，债务达2.6兆，部分来自于冷战结束前的军事支出和减税。此时美国的外债也超越内债，使美国自世界上最大国际债权国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

罗斯·佩罗

1992年总统大选，美国知名企业家罗斯·佩罗（Ross Perot）成为第三方参选人。尽管选举困难和成为第三方参选人的艰难斗争，佩罗获得18.9%的民众选票（史上最高的第三方候选人得票率），主要来自于其中心政纲－有限政府、平衡预算的财政保守主义。 克林顿时代

虽然财政保守主义的普遍由共和党人与自由意志主义者所继承，但许多自称是“新民主党人”的中间派或温和派民主党人也主张财政保守主义。身为新民主党人、主张财政保守主义第三种道路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DLC）成员的前总统克林顿，他的行政与在民主党取得国会多数下通过1993年综合预算协调法（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3）削减政府支出、个人所得税税率达36%、调高前1.2%的纳税人最大税率自31%至39.6%，调整企业所得税至35%。1993年的预算法案也为1500万低收入家庭与90%小企业减税。此外，随收随付制（PAYGO, pay-as-you-go）制度与通过1990年预算执行法（Budget Enforcement Act of 1990，所有直接支出增加或收入减少需借由其他支出降低或收入提高抵消，这项方针受到赤字鹰派（Deficit hawk）的欢迎）在克林顿任内频繁执行。

1994年期中选举，共和党提出包括当时众议员纽特·金里奇起草的财政责任在内的政1 4

纲，称为与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主张预算平衡、给予总统择项否决权（line-item veto）和福利改革。选举结束后，共和党获得众议院多数席次，新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积极推动减少政府支出，与白宫的冲突造成1995–1996政府关门 。1996年克林顿成功连任后，他们重新合作并通过1997年纳税人救济法（Taxpayer Relief Act of 1997），调低最高资本所得税率自28%至20%与15%至10%。

在这次的加税与削减支出后，美国减少3600亿国债并创造最高联邦预算盈余（2000年财政年度达2360亿）以及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持续成长期。然而，前述盈余只纪录政府机构之间持有的国债。这表示执政者可以在预算报告中将扣除社会安全信托基金的贷款纪录为收入，这占盈余的大多数。全国总债务（总联邦债务）在克林顿在位期间自4.3兆增加至

5.6兆，在发表该盈余后一年负债从5.4照增加至5.6兆。

美国现代的财政保守主义

现代的财政保守主义依然警惕政府支出。他们强烈认为自由贸易，致力降低联邦预算、偿还国债、达到预算平衡。财政保守主义在理想上变得更多样化是来自于寻求各种方法达到预算平衡。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让怪兽饥饿”（Starve the beast），希望借由减少税收让政府支出降低；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认为获得税收的最佳方式是透过全面减税造成经济成长来弥补；赤字鹰派除了削减支出更希望能增加税收已达到预算平衡。

美国企业家、政治家、现任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自认是财政保守主义者，并在2007年英国保守党大会上发表他对该词汇的定义。

对我而言，财政保守主义代表平衡预算–不造成下一代无法负担的赤字。这代表寻找创新方式多做事少花费，改善提供服务的效率。这意味在合理情况下减税并谨慎使用，只在必须平衡预算时加税，以及只在结合支出削减时加税。这代表当你有盈余时保留，不浪费。最重要的，做为一个财政保守主义者意谓著最好准备面对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 – 种种迹象显示，它已到来。--迈克尔·布隆伯格

英国

英国的财政保守主义在柴契尔夫人主政时期达到高峰。在经历数年工党执政下的赤字支出后，柴契尔夫人主张削减支出与选择性加税以平衡预算。

最近，为了反应2000年代后期环球金融危机，英国公共财政恶化，与部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自由民主党－保守党联合政府开始执行紧缩计划，试图将赤字减半，并完全消除结构性赤字。

澳洲

财政保守主义在约翰·霍华德政府时期受到重视，主要在达到预算平衡，然后以盈余偿还基廷政府因19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而欠下的债务。在霍华德第一任内，借由裁员，减少社会支出大幅削减政府开支。霍华德任内的预算盈余成维良好的经济凭据，而前任工党政府的赤字则成为反面实例。

经济保守主义

经济保守主义：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

背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农立国”思潮和“统制经济”思潮，前者是反工业化思潮，也反市场化；后者是反市场化思潮，亦有部分反工业化。在20世纪下半叶，主要表现为“小农共同体”或“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和“限制”进而“取消”商品经济、甚至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名义取消按劳分配的思潮。前者为反工业化思潮,后者属于反市场化思潮。从中国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认识根源看，主要有三大来源：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工业化与市场化的怀疑和批判思想；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于一体、而夹1 5

杂着大量的前现代残余和后现代空想的苏联经济保守主义理论；以“重农抑商”和“均平”为经济文化传统的中国小农经济思想。从其经济社会结构根源看，小农经济（包括小农经济的辅助形式手工业经济和小商贩经济）与权力经济（晚清民国的官僚资本经济和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异化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为经济保守主义的活跃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基本信息

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看到了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却不愿承认其长处。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留恋，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主体觉醒和自觉追求，也缺乏一种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的真正忧患和关怀。经济保守主义不是在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来思考一切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离开这个平台，甚至要拆除和摧毁这个平台。当然，不可否认，经济保守主义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真诚，但是，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社会里，离开经济现代化的平台来谈社会关怀和人类解放，则不但落不到实处，而且有一种自我麻醉的风险。

不过，经济保守主义思潮虽然严重束缚和阻碍了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健康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也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思潮的确有其合理的内核和存在的价值。由于它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经济现代化已经产生或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或许经济保守主义者眼里的不良后果是歪曲的，但在歪曲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真问题。因此，在经济现代化思潮和经济现代化实践主导和制约的情势下，这种思潮能够创造经济现代化思潮和实践不断反省和健全发展的契机和条件。因此，一方面还要积极应对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牵制和冲击，使其处于经济现代化思潮的主导之下，而不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吸收经济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积极的、合理的、建设性的元素，使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有序、较快、健康地进行。

近代以来的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给我国经济现代化留下很多有益的启示与警示：

其一，必须完整地、准确的、理性地把握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内涵和价值。要注意认真吸取世界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必须认识到工业化不是牺牲农业发展，恰恰是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农业，真正地解决“三农问题”。诚如经济学家樊刚所言，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樊刚《发展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53页）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化不是不顾一切法律、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的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营利”，恰恰是在严格遵循符合经济现代化要求的法律、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并切实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相对公平的合理“营利”。市场不是“异化、私人资本特权、为追求利润进行浪费性不合理生产以及剥削工人的代名词”。而是“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姜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4、106页）要尽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和伦理环境的新公民。

其二，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工业化与市场化始终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任何时期不可动摇。我国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外发的，底子薄、起点低、国家大、转型难、问题复杂，因此，经济现代化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经济现代化思想也不是短期就能普及的。工业化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毕竟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工业化的任务主要转换工业化的观念，以新工业化提升我国工业化的品质。但市场化在我国却是很薄弱的，差不多从头开1 6

始，市场既没有完全统一，也有待于规范。各类市场发展都不成熟。政府只有计划管理的经验，而缺乏监控市场的实践。政府要最终摆脱计划思维和计划管理，还有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经济效率的发达社会里，没有其他选择能够代替市场。工业化和市场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的长期任务。

其三，必须深刻理解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辨证关系，认识到工业化的真正实现和深层次推进，有赖于市场化的引导。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往往是先有市场化，后有工业化，是市场化引发了工业革命，从而推动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和更新。没有一场深刻的市场革命，工业革命是不会突然降临的。西方一再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结构日益多样化、立体化和复杂化所造就的。“时事造英雄”，正是“市场化”的“时事”从根本上造就了“工业革命”这个“英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同步推进，而脱颖而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做到了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良好协调、相互支持和彼此攀升。撇开市场化的工业化，虽然短期可能取得耀眼的成绩，但终究因缺乏工业升级和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归于失败。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从经济现代化角度看，离开市场化而搞工业化是其根源。 其四，必须从战略高度动态地把握市场化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应该能够结合最优经济效率、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社会公正、人的自主自由、充分就业。因此，在大力推进健全的、规范的市场化之时，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方面的关注程度和投入力度。使社会保障始终成为国家的“高压线”和人民的“生命线”，而社会公平则成为公民个人自觉追求和自觉实现的目标。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必须破除对社会公平的曲解，树立科学的社会公平观念。首先，社会公平不是在经济成果分配上穷富强制拉平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个人收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必然存在，而且也是激励个人积极性的不可少的条件。写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承认差别的原则。社会公平主要是指公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得到基本安全保障以及基本的社会活动技能具备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参与机会的均等。也包括在确保社会发展后劲的基础上社会经济成果分配的相对均等。而后一种意义的社会公平主要要通过国家税收和公民个人的慈善自觉来体现。不能通过取缔市场交易和国家强制平均来实现。其次，社会公平不是以消灭社会分工为代价。社会分工是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复杂化、高级化的必然结果，除非回到野蛮状态，否则社会分工始终存在。伴随社会分工，社会差别也必然存在，社会公平不是完全消灭社会差别，而是把社会差别纳入社会和谐稳定的范围之内，需要消除的主要是社会上的各种人格歧视，如性别歧视、职业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国家歧视等。其三，并非农业社会就能够自动实现社会公平，而工业市场社会就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人对社会制度的操作，而不是社会经济基础。其四，社会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动态发展的。不能绝对地、机械地、静止地看待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有赖于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协调，必须把二者看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五，必须科学把握市场化与计划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理解是，市场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个人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甚至就是后者的代名词，而计划则是与社会主义、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和对经济资源的共同占有联系在一起的。计划产生的时候，就是市场终结的时候。计划产生的地方就是市场终结的地方。这种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的理解，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实际是相关的，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沉重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应该更深刻地探讨二者的关系。就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市场化无疑是政治民主、人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而在经济未现代化的国家搞计划经济，则计划往往成为权力滥用和人身依附的“异化物”和“牺牲品”。就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市场化推动了经济现代化的演进。市场是经济现代化的平台，而计划只能在这个平台上运作。在市1 7

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成长、完善、规范、成熟的条件下，就匆忙地废弃市场，则非但不是经济后现代化，连现代化也不是，甚至连前现代也谈不上，（前现代虽然没有开放性的大一统市场，但还存在着无数的小商品市场），那只是一种高估计划制定和实施人员的信息充分性、决策科学性和维护大众利益的自觉性的乌托邦梦想而已。计划本该由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作出，而非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控者，政府主要制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的导向性规划，这种规划也必须以充分的市场调研为基础，结合国家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的战略走向。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的许多政府机构还处在计划体制的惯性运作之中，它们的职能没有得到切实的转换，仍然习惯于行政手段，而不善于通过设定和执行规则去监控社会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学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要真正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由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事实上的证明。[1]

其六，在大力推进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必须正视和警惕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种种负面影响。如环境的恶化、生产的“过剩”、社会的分化、劳动的异化、战争的威胁、世界的动荡等。经济保守主义列举了种种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以及中国的“伪工业病”，希望以此警告国人不要效法西方，而应该“以农立国”，或以“计划”约束“工业化”，不让“市场”牵着走。为了达到宣传和吓阻效果，经济保守主义不免夸大其辞，甚至歪曲真相。但是，我们也该看到，经济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正是对工业化和市场化流弊的揭示和警告。经济现代化不能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恰恰是正视、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解决或者缓和了这些问题，经济现代化才能取得长足进步和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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