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供给侧改革

改革，深化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提升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实现发展目标。以“创新发展”激发改革新动力，着力培育新供给新兴产业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应着眼于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应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创造新供给。以创新升级的新供给激发多层次的新需求，在更高层面实现供需均衡。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对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供给具有重要作用，将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新兴技术创新性融入产业，通过创新引导制造业的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推动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组织方式，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有助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提升传统比较优势产业供给效率，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创新

面、深化改革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构建增加创新性供给的制度体系，特别要深化改革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准入制度、商事登记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税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有效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治理体系，充分激发改革新动力，降低创新、创造和创业的成本，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潜能，创造新产业，增强新动能，培育新供给，完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以“协调发展”开拓改革新领域，有效构建多维供给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渐凸显。这些问题是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与制度供给滞后，导致多重矛盾叠加形成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必须以“协调发展”为引领，拓展改革的领域与维度，全面、系统、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要通过改革促使形成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区

衡的可持续发展体制；建设以“三公（公平、公正、公心）三共（共生、共享、共赢）”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以负责任大国姿态携手各国共创世界和平发展型国防安全机制等。通过推进全面改革，增加各个领域、多个维度的制度有效供给，优化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形成改革制度框架科学、制度基础扎实、制度激励有效、制度特色鲜明、制度优势突出的多维制度体系，深层次地释放制度红利，整体提升制度供给质量，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力和制度竞争力。

以“绿色发展”开辟改革新境界，实现资源供给的可持续

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地球“癌症”，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威胁。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与生态失衡，与重视需求侧而忽略供给侧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与发展机制有关。长期以来，在发展理念上，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突出发展目的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忽略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环

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使得以拼资源要素为主要特征的需求侧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在注重需求侧创新升级的同时，开辟供给侧改革的新境界。首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唯需求”与“唯GDP”观点，强调发展导向是满足人类需求无限性与环境、生态及资源供给可持续性的互利共生结合。其次，转变投资需求主导型发展方式，创新低碳循环产业体系，让新能源、新环保、新服务等绿色产业的创新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最后，建立供给侧生态、环境、资源管理机制，让生产者支付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失衡、资源过度使用的负外部性成本，推动绿色生产。

以“开放发展”拓展改革新格局，提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供给能力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是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实践形式。当前，我国加入WTO的开放红利正在消退，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继

发展空间，提升供给能力，形成竞争优势。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要优化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产业迈向高端水平，全面提升中国产品、技术、标准、服务的供给能级；要遵循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健全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互利制度供给体系，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按照“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逐步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高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供给能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营造良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生态。通过以外推内，以大开放促深改革，将开放区域、开放领域率先探索的可复制与可推广制度体系，扩展到其他区域和领域，以此推进改革的全面深入前行。

以“共享发展”强化改革新导向，着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社会公平、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国

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飞跃发展。但长期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同样不容忽略，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日益上升，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增长的社会成本和突出的社会矛盾，要求改革必须以共享发展为引领，强化改革的公平、共享价值导向，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制度供给公平，确保竞争机会均等、竞争过程公平及收入分配公正，实现制度性包容与共享；另一方面要以更多的社会公平和百姓共享为引领，以普遍性福利供给作为改革方向，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在守住民生底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构筑基本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有序、全面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将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的供给面扩展到所有国民，让全体人民更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包容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让孩子蹲室外补作业欠妥

1月4日中午，记者采访途经洛阳市某小学。此时，学生们已经放学，但在校园内的国旗杆四周，十多名小学生正趴在凳子上写作业。他们说，因为作业没有完成，才被要求在国旗下反思，放学不能回家，搬着凳子蹲在外边写作业。当时，洛阳气温0℃～4℃，室外气温非常冷，孩子们的脸、手都冻得通红；大气环境也不好，雾霾严重，不适合学生进行任何的户外活动，洛阳市还专门启动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据该校一值班女教师说，这些孩子平时不好好学习，因未完成元旦假期间布置的作业，遂被安排在校园里旗杆下补写作业。该教师也提到，只是想提醒下学生不能偷懒，可能方式上确实不妥当，随即让这些学生搬着凳子回到教室。焦海洋文/图

做做说勤留不住乡愁

就不能平等分享发展成果

邓聿文

“三农问题”在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被表述为“重中之重”，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无疑这表明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三农问题”不仅要在纸上、文件上或者领导人的讲话中受到重视，更要在实践中成为重中之重。看一看流向城市的农民和日趋凋敝的乡村就知道，“三农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三农问题”其实只是“一农问题”，即粮食问题，只要确保粮食丰收，至于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就不在关注范围了。因为粮食问题关乎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事马虎不得，粮食丰收了，也就好向上级交差。

政府对粮食有危机感当然很好。但种粮不能使多数农民致富，因为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业作为本质上的弱势产业，使得除了少部分的种粮大户外，多数以农为业的农民，很难从粮食收成中获得较高的比较收益，哪怕粮食大丰收。因此，农民要致富还必须把眼光投向城市。故从整个社会来讲，即使只从确保粮食安全的目的出发，也不能不关注农村和农民。道理很简单，粮食是由农民生产出来的，乡村是由农民居住的，农民日子过得不好，粮食安全也会有问题。所以，根本而言，“三农问题”其实是农民问题。而农民关心的是收入能不能提高，居住环境能不能改善。农民只有从农业的比较收入中得到更多，他们才会有兴趣去种粮；农民居住的乡村只有不受各种污染的困扰，他们才会热爱乡村。

中央在此问题上态度明确，所以才会有过去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包括新农村建设。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又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强烈的短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拉长农业这条“四化同步”的短腿、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并表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农民基层实践，不断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央在十三五建议规划中提出的。就农村的情况来看，特别要做到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协调主要针对的是城乡关系，绿色主要针对的是农民的居住和生产生活环境，共享主要针对的是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这三者目前的农村特别需要。

城乡发展差距是一个客观现实，而如果留不住乡愁，不能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农民最终还是会用脚投票的，农村最终也会凋敝。而城乡发展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对农民非常不公的制度。除了户籍制度的不平等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农民丧失了对土地收益的处置权。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廉价征收农民土地，改变其用途，占有土地增值后的大部分收益，并用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城市规模，甚至解决政府的财政亏空。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所得甚少。

首先，如果农民不能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享自己应得的收益，就无法较快提高收入水平。一方面，它使得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城乡二元结构继续固化；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消费在一个低水平徘徊，无法有效扩大内需。其次，征收补偿过少，也不能由此增加土地使用成本，从而不能减少盲目修大马路、大广场而浪费土地的现象，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也不会因此而淘汰，这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很不利。第三，因低补偿而引发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乃至对抗，这些年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它会恶化底层社会的生态，加剧官民对立，由此导致的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等，增加了社会的发展成本，并造成宝贵的社会资源浪费。第四，失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如不能被城市吸纳，轻者会破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治安，重者可能发展成为游民现象。而从中国的历史可知，游民对社会所起作用多是破坏性的。最后，也会加剧基层政府的腐败。

所以，要做到在农村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并从根本上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改革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

当然，这还需要加强村民自治，在农村推行民主。因为农民之所以缺乏对集体土地的处置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组织化的企业和基层政府面前，个体的农民完全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如果农民加强自治能力，提高自治水平，则能够大大加强他们在土地上的博弈能力。所以，应消除观念的误区，以为农民素质低，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宗族势力强，没有自治传统，就不适合搞民主和自治。恰恰相反，当前农村发展民主和实行自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因为自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乡镇不再需要通过村干部来向农民收取税费，这就提供了打破村镇干部等组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契机，后者构成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障碍。

重农固本，安民之基。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农村就必须实现全面小康。对于这一点，有必要继续强调。

时代是理论创新之本

特色、中国模式、中国价值、中国观念、中国制造、中国奇迹、中国故

事、中国话语等，为理论创新提供不竭智能和动能。与时代为伍，领悟时代、洞彻时代、纵横时代，就能更好开展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高于时代，如同鹰或空中侦察机、遥感卫星等飞行器那样，翱翔在时代这浩瀚无垠的苍穹。

理论创新属高智商、大智慧创新。“高”就“高”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把当今七大洲四大洋尽收眼底，把中国与世界的种种链接尽收眼底，把各地在干的大事尽收眼底。“高”就“高”在站在时代制高点看世界，突出时代性、彰显时代性。理论是纵横古今中外的作品，首先作为纵横今日中外的作品；理论探讨本质和规律等，首先以时代为出发点探讨它们；理论展示古往今来战略，首先昭示今天应对自然、能源、科技革命等的战略；理论研判趋势走向，首先研判今日趋势、明日走向。“高”还“高”在经总结反思、推理演绎、

提炼升华，将“源于时代”累积的“量变”分析上升到“质变”阶段，从认识的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使理论创新成为创新理论。

中国正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促进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其形其势，其规律其特征，其挑战其问题，其思其理，够写一万本书。中国理念与欧美观念交流交融交锋，成为中西思想交流史上最直接最激烈最壮观景象，“欧美中心论”“西天取经法”得到质疑和改造，中国在世界上的理论创新恰逢其时。“大数据”已不只是工具，正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不同往昔的时空论、认知论和方法论，供给中国理论创新新引擎新机理。吮吸全球时代营养，中国创新理论不仅能造就“高原”，而且能创造“高峰”，为人类理论发展做出新贡献，为完善“地球村”奉献新方略。

大时代须有大创新，大创新成就大理论。同时，理论创新又居于全面创新的“脑动力”和“排头兵”位置，必将激发、引发、焕发这大时代的其他全面创新。张首映

小孩争执，受气了，找大人，大人说，“找他爹理论去”；大人

发生冲突了，要求“到法院理论理论”。理论就是这么具有现场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从理论与时代的关系看，一切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在时代中创新；一切理论创新既源于时代，又高于时代。

理论创新源于时代，像船舰那样航行在时代的江河湖海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论，并不单指古代君民、如今干群关系，还适用于军民、师生以及理论创新与时代的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江山代有‘理论’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论创新。反之，企图“逃避”时代的理论往往在所处时代里“逃避”，企图“虚无”时代的理论往往在所处时代中“虚无”，企图“悬搁”和“架空”时代的理论亦复如此。时代是理论创新之源，理论永远在所处时代里创新。

“创”这个字，左为“仓库”的“仓”，右为犁地的“刀”。时代为理论创新提供“仓库”、器具和土壤，供给丰富资源。时代范围广、体量大，积淀深、积累厚，各行各业的理论创新都能得到惠赐；组织复杂、关系错综，各种各样的理论创新都能从中找到线头和题材、概率和规律；问题多、议题多，变化大、新意浓，理论创新能从中找到题目、灵感和方法。理论创新主要在思想逻辑上革故鼎新。“论从史出”重在“革故”，“论从时代出”更能“鼎新”；“论从论出”，“革故”多于“鼎新”，“论从时代出”则更能“鼎新”。一味翻检史册、把玩论著，即使欧美最新一流论著，虽焚膏继晷、想破脑壳，仍难以显现理论创新。

“新”这个字左为“立木”，右为度量黄金等的“斤”，古称“积两为斤”。当今中国大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创新资源无比丰富，理论创新大可“立木”或建树。五千年中华文明与现代复兴形成雄浑交响曲，13亿多人奏响雄壮强国主题曲，为理论创新铸造黄钟大吕提供悠远历史纵深、广袤现实空间。中国

资本市场发展离不开“看得见的手”

巩海滨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发展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总体上还处在新兴加转轨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应在有效匹配资金供需、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以及提高经济、金融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好“两只手”。具体来说，凡是市场能够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发挥功能的都交由市场来做；政府应用好有限的监管资源，围绕建设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市场风险、强化事中事后查处等发挥作用。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应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的关系。简政放权可以激发市场活力，该放的要放、该简的要简。对于以监管为主要职责的政府监管部门来说，如何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科学解答：“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发展，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应把监管重心转移到依法监管上，通过对市场事中尤其是事后监管，让市场各方将规范意识和守法意识的弦绷紧，始终做到红线不越、底线不逾。

促进发展和强化规范的关系。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是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革除市场体制机制弊端，创新机制、产品和服务，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但发展应以规范为基础，不能忽视规范、没有规矩。不合规范的发展不仅是没有质量的发展，而且是有害市场健康的发展。各种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显然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必须严格监管、严厉打击，以保证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遵循市场规律和适度必要干预的关系。市场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政府的不当干预会扭曲市场功能的发挥，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压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活力。因此，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干预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然而，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不正当竞争等情况，当市场自身有效性不能正常发挥时，政府就有必要适当干预。尤其是在市场无法自我调节，出现机制障碍不能恢复自身功能，比如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可能引发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政府就必须出手，履行职责，积极适度干预，帮助市场矫正失序行为，防范金融风险发生，防止市场出现严重动荡甚至崩溃。（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