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悬赏广告引起的纠纷
案例一：悬赏广告引起的纠纷
【案件事实】
1993年3月30日中午，朱晋华在和平影院看电影，此时李珉与王家平（系往日同学）在其后几排的座位上同场看电影。散场时，朱晋华将随身携带李绍华（朋友关系）委托其代办、内装价值80多万元的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等物品的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李珉发现后，将公文包捡起，等候片刻后，见无人寻包，即将该包带走并交给王家平进行保管。朱晋华离场之后，见公文包遗失，经寻找未能找到。故此，朱晋华于1993年4月4日、5日在天津的《今晚报》、4月7日在《天津日报》上相继刊登寻包启事，表示“重谢”和“必有重谢”。因寻包启事没有结果，李绍华自河南到津，又以其名义于1993年4月12日在天津的《今晚报》上刊登内容相似的寻包启事，并将“重谢”变为“一周内知情送还者酬谢
1.5万元”。当晚，李珉看到以李绍华名义刊登的寻包启事，即刻告诉王家平，并委托王家平与李绍华联系。4月13日中午，王家平经用电话与李绍华确定交换公文包与酬金的具体细节。当日下午，双方在约定时间、地点交换时，发生争执。经公安机关解决未果。李珉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朱晋华、李绍华履行在广告中约定的义务，兑现报酬1.5万元。
被告朱晋华辩称：丢失公文包后，通过《天津日报》、天津《今晚报》多次刊登寻包启事，考虑在只有在明确酬金具体数目情况下，才能与拾包者联系，所以才明确给付酬金1.5万元，其实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现不同意支付
1.5万元报酬。李绍华辩称：因第三人身为公安民警，应按包内提单、私人联系册等物品为线索寻失主，或主动将遗失物交由有关部门处理，不应等待酬金，第三人王家平并未履行应尽职责，故不同意给付李珉酬金之要求。
王家平述称：自己与李珉看电影，李珉拾到内装价值80多万元汽车提货单等票据的公文包，在自己处保管十多天，但与本人毫无关系，故不要求索要报酬。
【审判概要】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认为：李珉及王家平在和平影院拾到的内装价值80余万元的汽车提单、附加费本及其他财物的公文包，是朱晋华遗失的李绍华单位所属的财物。公文包内的提单、存折、手戳及私人联系册均可找到遗失人或财物所属单位，李珉及王家平并未按照上述线索积极寻找失主或交由有关部门处理，反而等待“寻包启事”，违背了社会公德。王家平身为公安干警，属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遇有遗失物应当知道及时归还失主，在拾包后所表现的职务上的不作为，更是错误的。朱晋华、李绍华在“寻包启事”中所定酬金并无法律效力，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为了维护社会公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李珉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三）项及
第79条第2款的规定，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1994年6月16日判决如下：驳回李珉的诉讼请求。
李珉不服一审判决，以事实不请、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上诉至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朱晋华、李绍华给付酬金1.5万元。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寻包启事”中所定报酬1.5万元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关于悬赏广告的效力问题，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基本原理，李绍华于1993年4月12日在天津《今晚报》上刊登的寻包启事所表示的“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
1.5万元”。应认定有效。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明确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的规定，依法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于1994年12月26日自愿达成协议：
1． 朱晋华、李绍华一次性给付李珉报酬人民币8000元；
2． 一、二审诉讼费共计人民币1435元，李珉负担人民币635元，朱晋华、李绍华负担人民币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