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尔·卡森

人物阅读素材：她，用文字拯救自然——雷切尔·卡森

她，用文字拯救自然

储信艳

如果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报刊，“环保”一词鲜少出现。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征服自然”的阶段。这一切，因为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女作家雷切尔·卡森而改变。

她所写就的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为人类环保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直接导致了农药滴滴涕（DDT）的全面禁用。

半个世纪以来，瘦弱而表情坚定的雷切尔·卡森，一直被看作环保的标志性人物，她所努力捍卫的理念，时至今日仍有人提出质疑。

传世之作

颠覆对DDT的最初理解 忍受癌症折磨完成写作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颤抖得厉害，飞不起来了。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地”。

1962年，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籍在美国出版。书中描写的那个没有飞鸟、蜂鸣、蝴蝶的静悄悄的小镇，一下子攫住了读者的心。

这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女作家雷切尔·卡森人生中的最后一本书。她忍受着癌症的折磨，与时间赛跑，最终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

卡森将“寂静春天”的罪魁祸首直指农药滴滴涕（DDT）。她怀疑，DDT进入食物链，导致一些食肉和食鱼的鸟儿接近灭绝。

“这些化学药品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论是‘好’是‘坏’;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她在书中这样描述，“它们不应该被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DDT是人类的救星，能够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杀灭蚊虫，治疗疟疾。在二战期间，美军会直接向士兵身上喷洒DDT，防治疟疾。

卡森的书颠覆了这一共识。环保律师罗伯特·肯尼迪作为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对于大肆喷洒农药的场面记忆犹新。他说：“卡森是第一个告诉美国人民说‘等一等，有一些你没有被告知的代价’的人。”

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彻查农药问题，他说“这的确是由于卡森女士的书”。1962年后，美国联邦和各州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百条法律和法规。1972年，DDT最终在美国被禁用。

《寂静的春天》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引发DDT在世界范围内停用。卡森被《生活》杂志选为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

回应质疑

并非呼吁完全禁用农药 有批评称禁用DDT有碍疟疾防治

社会公众对书中的预言震惊不已，农药制造商却万分震怒。

对卡森的攻击达到“无耻”的地步：DDT制造公司说卡森是“维护自然平衡的疯子”;还有人尖刻地说“为什么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处女这样关心遗传问题”;化学工业界的“御用”专家说《寂静的春天》一书“扭曲数据，没有科学实验的证据支撑”。

卡森的甥孙罗杰·克里斯丁回忆说，当时卡森身体十分虚弱。他说：“潜意识里，我知道她快要死了。” 即便如此，卡森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坚决回击攻击。1963年，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部纪录片中现身。“有人能够相信，人们将如此多的毒药喷洒在地球表面，还能让所有生命蓬勃生长吗？”卡森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寂静的春天》一直备受争议。最大的一个指责是卡森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疟

疾防治。2004年，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写道：“禁用DDT导致的死亡比希特勒杀害的人更多。

事实上，很多人误解了雷切尔·卡森的原意。她从来没有公开呼吁绝对禁止农药，而是警告世人不要滥用农药。“我不支持任由各种昆虫在大自然肆虐生长，而是支持保守的、有选择性的、理智的使用化学制剂。我反对的，是不加选择、地毯式地喷洒农药。”卡森在公众前，曾经一遍遍这样阐释。

写作风格

用文学来“武装”科学 作品富含科学理念，却非常浪漫而文学化

1964年，雷切尔·卡森逝世，人生只有短短57年。

雷切尔·卡森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家庭。卡森从小爱好文学，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并在伍德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32年，父亲去世后，卡森在美国渔业管理局谋到一份兼职工作，贴补家用。

在渔业局，卡森负责为电台撰写科技文章，后成为渔业局第二位正式受聘的女性。卡森白天科研，晚上进行环保写作。此外，卡森的姐姐早亡，留下两个外甥女让她照顾。

撰写《寂静的春天》时，雷切尔·卡森已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写作了《海风下》、《海洋的边缘》和《周边的海洋》等书籍，缓解了卡森的经济压力，也促使卡森辞掉公职，专心写作。

卡森的书籍虽然包含科学理念，但是却非常浪漫而文学化。在一本卡森撰写的少儿读物《助孩子成就惊奇之心》的开头，她这样描述大海：“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她将一岁零八个月大的罗杰裹在毯子里，冒着雨跑到幽暗的海滩上，大浪在远方轰轰涌来，他们：一个是生平第一次面对大海狂野躁动的幼儿，一个是半生里对大海怀着深情挚爱的中年女子，一起快乐地大笑，那是他们共享的兴奋时光。”

罗杰是她的甥孙的名字。卡森抚养的一个外甥女在36岁就去世了，留下了5岁的儿子罗杰。卡森又收养了这个孩子。

私人生活

与邻居保持亲密友谊 两人共享美妙的工作精神和能量

卡森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亲生子女，生前与一名叫多萝西·弗里曼的女性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1953年，卡森和母亲搬到缅因州，遇上了邻居弗里曼一家。女主人多萝西·弗里曼读过《周边的海洋》，是卡森的忠实读者。

卡森的传记作者琳达·李尔曾经说：“卡森非常需要一个忠诚而志趣相投的朋友，能够听她说话，不过多提出建议，而是全盘接受，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观点。”

卡森在弗里曼身上发现这些品质。二人的友谊迅速升温，分开的日子里长期保持通信。二人只要允许，会想办法见面，直到卡森逝世。外界评论称二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几乎全部局限于信件、仪式性的吻别和牵手”。

一位评论家曾说，关于二人的友谊，“重要的不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恋人还是朋友，而是二人共享的美妙的工作精神和能量”。

中国的霍金——高士其

百度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

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

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

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我是北大二流毕业生

俞敏洪

北大一直是我的心灵家园。每到春秋两季的雨天，我一定会开车到北大，在未名湖边坐上一两个小时。学生年代我在未名湖畔孤独地转过几千圈，却没有邂逅过一个雨中佳人，所以当我看到北大学生成双成对从我身旁经过，就有一种欣慰感。还有，新东方的办公地点最后选择了中关村最核心的那栋楼，就是为了有时候能看北大一眼，看博雅塔一眼。有关北大的种种美好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这一辈人当时都是背着诗歌长大的，对生命充满了诗意的渴望。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进过班级前20名。我背课文背得慢，但背得慢的好处是忘得也慢。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重新背课文，我就不用背，因为每篇课文我都能立马背出来。在记忆学上有一个原则：速度与遗忘成正比。一篇课文你如果一天背出来了，一个星期后一定会忘记;但是你如果一个星期背出来，可能一年以后才会忘记。

但实际上，我在北大一直挺自卑的，从进北大到出北大的11年间，我一直生活在自卑里。直到离开北大以后，我才发现，北大是我自卑的原因。但是自卑也有好处，在自卑中我学会了两个本领。第一个是察言观色的能力，自卑就要看人脸色，因为我不相信自己，总要揣摩别人是怎么想的，因此看到别人的眼神、动作，我就会琢磨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用在管理中非常有效，管理中就得揣摩员工想要什么，要揣摩与员工的关系怎么发展。这是在北大11年的自卑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本领。第二个本领是练就了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心态。就是因为自卑，所以有了这种坦然的心态。到最后就算我做成事情了，也不会太出格。人最怕的就是“飞”起来的感觉，你太把自己当人看了，动辄就会得罪人，动不动就会瞧不起周围的人，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做出格的事情。

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并不好。毕业以后，我们那一代人不需要担心工作，都是国家分配，只要你能毕业，成绩再差，国家也一定会给你分配工作。当时我期待离开北大，因为在北大从来没好过，同学从来没有重视过我，也找不到对象。我不离开北大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一心一意想要离开北大。我填的工作志愿全都是北大以外的单位，但是最后我被北大留了下来。为什么呢？原来成绩好的同学都去了外

交部、新华社、日报社那样的好单位。

当时北大刚启动四、六级考试的公共英语培训，从本来只有英语系的人要学英语扩展到全北大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学英语。北大英语老师的缺口很大，最后凡是外面找不到工作的通通留下来在北大当老师，结果我就被留下来了。不过这也是老天安排，如果不被留下来，就没有了我后来做教师的职业生涯，也就没有了新东方的今天。

我留北大的时候心里就比较郁闷，因为同学们找的工作都比我好，但是我也没有气馁。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大的优点，就是不管是自卑状态也好，成绩差也好，被人瞧不起也好，我从来不气馁，一直在默默地努力。而且我心中总有一股韧劲，这股韧劲也许来自我小时候的经历。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境，比如小时候家里没饭吃啃点野菜也能吃饱。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总能渡过难关的。我讲这些陈年旧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当你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为了一个目标愿意慢慢去努力，用时间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往往最后你取得的成就比那些跑得快的人还要大。

有时候，越让你着急的事情可能越是大事;越是大事，你越着急越做不好。因此，你要慢慢地做，把事情做细致了，这样才可能把事情做完美。既然人生不是百米冲刺，那就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也不能用马拉松的速度去跑。

我跑过马拉松，但是我没有跑完，因为跑到最后跑不动了。我很喜欢徒步，身上背着十几公斤的包，每天徒步走几十公里。脚上磨出泡了也没有问题，慢慢走嘛。实在累了，就歇一歇，看看周围的风景，目标不变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说不定你走出来的距离会远得多，看到的风景也自然就比别人多了。

一言可敬人，一言可伤人

朱仲南

许多人都知道语境的重要性，一言可敬人，一言可伤人，语境的两面性充分显示出来，轻视不得。但许多人慢慢长大之后，却又忽视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实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摇篮之时，长辈们和父母都生怕吵闹声、杂音、噪音影响孩子，低声吟唱，百般呵护，有时还朗诵各式童谣儿歌，努力为孩子营造好的语言，语音、语腔的环境，体现了家长们的怜爱之情。孩子呀呀学语，蹒跚学步的阶段，家长也是柔声细语，不厌其烦地引导，给孩子一个学语、学走路的好环境。成年人都知道，对孩子的一切模仿，一切哭闹，都要耐心细致，决不可恶言相向，拳脚交加。更不可粗暴无礼，声大夹恶，有辱斯文。

小孩慢慢成长了，一点点丰满了，坚强了，我们给孩子们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图像到文字语言结合的学习环境，符合其思维发展，身心发展的需要。此时我们喜欢用图文并茂的教育，我们不需要在幼儿园、小学就请出季羡林、陈寅恪这个级别的大师上课，因为这时候的孩子喜欢清脆圆润的声音，喜欢活泼的形象思维，喜欢故事般的表述。这样才能吸引孩子，才符合儿童心理的规律，才能使他们身心愉悦地成长。那些所谓的磨练教育，挫折教育、冰天雪地脱光孩子衣服在雪地里跑，那些“神童班”想想也办了好多年了，这些人中间，又有几人笑傲江湖，长大成材变成一群雄鹰了呢？印象中一个都没有。真担心他们变成了记忆的机器、机械的思维，成为一批有文凭没文化缺乏情商的人。

18岁告别了过去，变成成年人了。整个社会好像越来越不重视语言环境了，我们不少人一齐变成了有文凭，没文化;有地位，没素质;有点钱，没眼光的人。我们有的人在飞机上成了“机霸”，在国际航班上呼朋唤友，旁若无人，高声说话，如同老农、村妇放牧一般。吃饼干、速食面、香口糖嚼声如雷;不睡觉也把座椅放低，搞得后排的人空间狭窄;有些男女声音响亮，哄笑扰人，把不少国外旅客吓得不敢动弹，以为遇到一批脾气怪异的人，怕得罪他们会引发劫机事件。他们兜里有几个钱，就以为钱可通天，出口狂言，

不知天高地厚。这些人在败坏自己形象的同时，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

有的人去饭店吃饭时也破坏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像倒泻一箩蟹——横着走。这些人南腔北调，叫服务生写菜像指挥“上甘岭”战役，叫服务生上茶像地主老财叫杨白劳干活。吃饭时丑态百出，一个个装扮成大老板一样，这些人开好车、住大房，但人格素养低下，他们统一的动作是烟灰弹在装剩汤的碗里，痰吐在地毯或地板上，用了洗手间从来不冲厕。他们无视所有的客人，大声喧哗，大声劝酒，大声打手机，让邻桌的人觉得自己在工地一样，听着这些老板在指挥劳动，一顿饭吃得难受无比。真是花钱买难受。是不是“人一阔，脸就变”了呢？是不是“财大气就粗”了呢？是不是真的变成有素质的人不会赚钱，没素质的人反而赚大钱，变成满嘴粗言秽语流行了呢？

语言环境也可反映出人的思想境界。有的人尖酸刻薄，有的人哗众取宠，有的人得寸进尺，有的人搬弄是非，他们不喜欢解决问题，只想扩大事态;他们不想控制局面，只想捅大事端;他们不想恢复理智，只想浑水摸鱼;他们不想平和化解矛盾，只想矛盾恶化;他们贪生怕死，但却喜欢看血腥场面;他们害怕斗争，害怕打斗，但却挑衅成性，躲在后边，窃窃私喜;这是一批有才无德之人，这是一批貌似好人，实属“小人”的奸徒。这类人制造一些语言陷阱，设计一些文字布局，写一些煽动性极强的东西，或剽窃别人的成果，讲一些夸大事实的话，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辞夺理，目空一切。他们也想模仿一些高人写文章，议论事情，但更多的像街巷里弄的无赖、流氓。这些人对语言环境的破坏力不可低估，侵蚀力不可低估。搞不好像蝗虫一样，好庄稼也会被统统吃掉。

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急需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而好的氛围、好的环境很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慢慢意识到语言环境的重要性，深刻体会到“一言可敬人，一言可伤人”的教训，看到无数国际国内的民事纠纷是由于语言不慎，语调、语腔高亢以及配合一些粗鲁行为引起的，深感不安。我们意识到走向文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改变许多恶习、许多粗野、许多地方性不良习俗、许多不健康的嗜好作为前提的。其中，语言环境是重要的铺垫，它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力、沟通能力、亲和力和凝聚力等，更可观察出人的情操水平，立竿见影，无法回避。

想起一些朋友带小孩去串门的时候反复叮嘱孩子，生怕孩子惹什么事，捅出什么漏子，讲了什么令人下不了台阶的话，使人难堪的话语。其实，这就是引导小孩注意语境的分寸。只有注意表达，营造一个正常的语言环境才可以出现一个温馨、快乐的场面。这些是紧密相连的，是环环相扣的。大多数的小孩都遵守这个规则，有什么道理我们成年人反而不懂呢？反而忘记这回事了呢？

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十分重要，语言像钥匙，对象是门锁，有合适的钥匙才可开不同的锁。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明白。说错了，讲错了，表错情了，人家会不高兴一辈子，会扫兴，会耽误工作，事情就闹大了，十分不值。

笔者有一位朋友，头发较早秃顶，40岁左右，圆圆的脸，人有点才华，心态像18岁一样。有一年过春节，年初一准备出门，住对门的小孩子一家也出门，孩子他妈就说：“快叫人，礼貌点。”孩子马上一鞠躬，大声叫道：“公公好！公公春节好！”这一叫，令笔者的这位朋友如听到一声春雷，许多年都没有忘记这一句话。他常常伤心地说，我长得太老了，40岁左右孩子就叫我“公公”了，唉。那个春节过得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可见，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语境是十分重要的。有时无意也会捅出漏子，而且一捅就捅进心里。 每日悦读：聪明人是怎么思考的

聪明人是怎么思考的 易小婉

我和一位室友住了两年，她常常被我写进文章里。这是位神奇的室友，她是我的知己、闺蜜，她开拓了我的思维，是我写作的灵感，她让我知道，原来人是可以这样思考的。

我们刚住在一起的某天晚上，聊关于“时间”的话题。我问，现代的科技已经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了，为什么我们的时间反倒越来越不够用呢？

室友说，现代人喜欢预留时间，其实时间无须预留。假如我们早上8点起床，就8点起床好了，提前半个小时定闹钟，那半个小时我们不过是在睡懒觉而已。预留的时间，通常是被我们浪费的时间。“一个忙碌的人，你给他再多时间也没有用，因为他不会管理自己的时间，不能正确合理安排自己的日程;一个缺钱的人，你给他再多金钱他也会缺钱，因为他没有理财的习惯，也不知道怎样妥善管理资金。”

室友的这个逻辑，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对一些人一些事进行选择和判断。这是我第一次被室友的思考方式所影响。

上个月，室友去爬了三清山，我问她什么感受，她说：“很累。”我问：“明明知道会这么累，为什么还要花钱找罪受？”

她说：“在我们平凡而平淡的生活里，有时候需要做一些挑战自己身体极限的事情，爬山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让你知道你的心在跳动，你的身体在运动，你的意志在战斗。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去挑战一座又一座高峰，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不管我提出的问题多琐碎多无聊，室友总是有出人意料的答案。

我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很在乎别人的看法，细腻又敏感。我常常在她面前诉苦：“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不喜欢我”。室友对我说：“你以为我就有很多人喜欢吗？有一天，一个同事对我说，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同事都不喜欢你。当时我的心一沉，但很快又调整好了心态，我对那个同事说，你不要说下去了，也不要告诉我是谁，我就当大家都喜欢我好了。在职场上，人与人能保持表面的和平已是不易，何必要打破它呢。”

她不像其他的朋友一样，告诉你，你有多优秀多好，给你安慰，而是让你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规则和真相。

3我任职的公司要做一场大型的博览会，第一次办，很多流程都不清楚。我问从事活动策划的室友，一场博览会怎样审批下来，审批的程序是怎样的。室友说：“要报批的话，得先把展会公司确定下来，展会公司根据你的活动大小，确定展馆场地，预估活动人数。而审批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数，审批部门会根据你的活动人数来安排安保人员„„”

室友把一整套流程都跟我详细阐述了一遍。我问她：“之前你们做活动，前期报批这些事情都是你负责吗？”“不是，我主要负责现场执行。”“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我会看负责这块的同事是怎么做的。”“你这么忙，还有时间去观察这个？”室友叹了口气，说：“只要有心，就看得到。”

有一阵子，室友连续一个月加班到10点，好不容易有一天她不用加班，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吃了一半，她又接到公司电话，放下电话，她说要回公司一趟。我问她：“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你去。”室友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只是过去打打杂，帮帮忙。”“既然如此，你就不能不去吗？”我不高兴地说。

室友先安抚我的情绪，然后对我说：“虽然这个活动不是我负责，但是以后我会有自己负责的活动啊，如果我这次不去帮忙，那下次轮到我做活动的时候，也不会有同事来帮我的忙了。而且，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办这种大型活动的，小到细节沟通，大到统筹协调，都有我要学习的地方，如果能学到这些的话，对我以后独立执行一场活动也是有帮助的。”

听了她的话，你不得不钦佩她的格局。她好像任何时候都思路明确、逻辑清晰，也始终抱着谦逊的态度去观察和学习。

4当决定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告诉室友，我要用一整篇文章来写你，文章标题就叫《聪明人是如何思考的》。室友淡淡地说：“我从不认为我是聪明的。再说，我不是很认同大众或世俗定义的所谓聪明。”

你看，她就是这样，不臣服于这个世界既定的规则，总是对所看到的东西存在质疑。这让她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许真正的聪明就在于，不自作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