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参政现状简述

东南亚华人参政现状简述

摘 要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参政意识也随之提升，华人参政取得较大发展且成果丰硕。本文分别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华人主要居住国的华人参政现状与历史回顾进行简单的阐述，并对产生这些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和现状作简要的原因分析和前景展望。

关键字：东南亚 华人 参政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各国实行较为宽容温和的华人政策，华人在当地国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华人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参政意识也随之增强，取得一些成绩。

由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各国华人政治参与也都有各自特点。东南亚华人参政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华人政党或社团代表华族群体参与，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但惟有新加坡华族能平等参与社会政治；二是以公民身份参政，不凸现华族身份，不代表华族群体，如泰国、菲律宾和越南。还有一些国家的华人基本上埋头经济活动，不参与或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如柬埔寨、老挝、缅甸等①。在东南亚，新加坡华人占主导地位，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并主导政治；泰国和菲律宾，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华人参政空间较大；在印尼，伴随着本国的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华人参政环境逐步好转。

一、马来西亚

马来亚华人的政治诉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表达，然而战前马来亚华人在政治上出于无权的地位，这引起了当地华人的不满，而要求成为马来亚这块土地主人之一的愿望也随着战后马来亚政局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强烈。战后至马来亚独立之前，马来亚华人试图改变政治无权的地位，积极投身到为整个华人社①庄国土：《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当代亚太》，2003年第9期。

会争取社会地位的运动当中，这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马华公会的诞生。成立于1949年的马华公会，是马来亚华人社会中最重要的政党之一 。马华公会成立伊始希望建立一个各民族人民平等的新国家，正如马华公会的总会长陈祯禄在1945年关于马来亚前途问题的陈述中指出，“在自治的马来亚中，所有各民族的每一个人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与义务，包括各族在政府中有平衡的代表，以确保没有一个族群处于主导或超过其他种族的地位①”。马华公会鼓励宣传华人参政，指出华人参政权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推进了马来亚华人参政的历史进程。但是，马华公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对时局把握的欠缺，其领导层在涉及种族间利害关系时，通常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这种妥协和退让的态度常常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马来亚华人参政应开始于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独立后拥有公民权的马来亚华人，在政治上日趋活跃，他们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所在国的政治生活当中。马来亚华人的参政方式和参政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华人政党参政议政；二，通过华人社团来表达华人的政治诉求，维护华人的正当利益；三，直接投票参加政治选举。随着时局的变迁和马来西亚华人自身的发展变化，马来西亚华人参政的方式日益呈现多样性、多层化的特点。由于种族歧视、排华浪潮等原因，独立之初华人在马来亚的政治地位一直较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华人参政，但是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地位相对而言依然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如由马来人（巫统）、华人（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三大族群为主的各族群政党联盟联合执政，这一特有的执政框架使华人的政治生存空间变得更加宽广，华人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反对党，而且还有自己的执政党和内阁成员，对于华人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以及政治地位的提高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1969年“5·13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马来亚华人的政治环境，马来人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从占有政治优势过渡到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华人参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1974年，国民阵线成立，其成员出原来的联盟三党外，还包括了民政党、沙捞越人联党、人民进步党等党派，最多时拥有十四个政党。国民阵线进一步加强了巫统在政党联盟的主导地位，它实现了巫统最大限度地压制反对派的生存空间和扩大政治基础的目的，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由此形成。而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从以前的三党联盟的第二大党变为多党联盟的第二党之一，地位明显削弱，同时“5·13事件”之后，华人政党自身发生了分化，政党本身对自身定位与华人社会发生冲突，其影响已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华人参政进入低谷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华人社会造成重大影①

②② 郭德仁：《敦陈祯禄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96年。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响。1998年的“安华事件”导致马来人族群发生分裂，马来人反对党—回教党支持率持续增高，巫统独霸政坛的地位受到挑战。在1999年的大选中，由于华人全力支持国民阵线和巫统候选人，巫统才得以胜选，由此华人政治重获新生。华人政党几乎成为左右执政党命运的关键少数，与巫统协商华人政治权利的资本也相应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明显淡化，民族关系呈现新的局面①。

现今，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已经获得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华人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正如前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会长、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黄家定2008年向媒体所表示的，与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相比，马来西亚华人的境遇是最好的，应为只有我们最完整地保留了华人社群，我们的文化传统、语言教育、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都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华人一直在这里安居乐业，取得成功②。

但是，马来西亚存在明显的族群政治分层或政治上的族群结构性上的差异，即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原则基本上都贯穿了“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华人参政空间虽然较以前有较大提升，但是依然有限。例如，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通过赢得议会的2/3的多数，便获得随意修改宪法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国民阵线”拥有了对稀有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特别在对选区的划分上。每当大选之后，选区都会重新划定，选区的数量也会有所增加。“国民阵线”重新划分选区的主要原则便是对“国民阵线”，特别是对巫统的选举有利。因此，在非马来人占多数人口的城市，被划为少数的“大选区”，而在马来人占多数的乡村被划为相当多的“小选区”。在实行“比例分配制”下，有的“大选区”人口甚至是“小选区”的两、三倍，这样就使马来人的投票力量愈发膨胀。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使华人等非马来人的选民人数大大减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华人参政空间③。当然，华人参政的桎枯不仅于此，仍受到华人自身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马来西亚华人组织社团政党比较自由，华人政党和华人社团都非常活跃，华人社团如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等，它们在维护华人权益和利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④。马华公会、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和人联党是主要的华人政党。华人参政意识比较强，华人政党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⑤。 ①

②韦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变化》，《世界民族》2002年第1期。 韦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变化》，《世界民族》2002年第1期。

③ 梅玫 许开轶：《当代马来西亚人的政治参与》，《寰宇视点》2014年第4期。

④《世界侨情报告2011—2012》，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⑤《世界侨情报告2011—2012》，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马来西亚的华人政策也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正在逐步的开拓。在2008年的大选中，华人选民一边倒地支持反对党，使国民阵线遭受重大挫折。在2013年5月的大选中，由于80%以上的华人转向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使得“国民阵线”仅以半数获胜。可见，华人选民深刻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称此为“华人政治海啸”。此后，为争取华人选民的支持，政府对华人的政策进行了一些列的调整，实行较为温和宽容的华人政策，华人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调整主要包括：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治国理念，调整新经济政策，废除“英语教数理”政策，废除《内部安全法》等①。

马来西亚华人人数占马来西亚人口总数的26%，是全国的第二大族群。华人的参政意识很高，选民登记率达到90%，而占马来西亚人口约40%的马来族的选民登记率只有75%。同时，马来西亚执政党，在野、在朝华人都有参与，且官方高级职位都有华人担任。正如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副会长陈有信强调，马来西亚华人在参政方面已经发展得相当全面。当然。他还指出，这并不代表马来西亚华人参政议政方面完全没有遇到问题，只是说华人参政的整体趋势和进步是显著的②。21 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裔公务员人数也在逐年攀升。以该国公共服务领域为例，与10 年前华裔行政及决策官仅有3 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 年新任此要职的华裔人士已有18 人，而2009 年该数字飙升至61 人③。在2008年马来西亚第12届全国大选中，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当选为巴眼的国会议员，并且出人槟城州首席部长。同时，从州议会会长到地方各部门的正副部长，从教育、经济到卫生、交通、旅游等社会各部门，都有华人担任职务④。

二、印度尼西亚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华人社会的领导人活跃在印尼的政治舞台上。万隆华侨总会主席叶全明、企业巨商黄宗孝、原印度尼西亚中华党主席林群贤、《洪报》记者黄长水等，这些佼佼者都担任1943年建立的印尼中央参议院的议员。印尼独立后，华人参与印尼政治活动频率更高，成绩斐然。1946年，印尼成立了以沙里尔为总理的新内阁（1946-1947），陈宝源被任命为5为国务委员之一，专管少数民族事务，该职务日后在沙里佛丁内阁（1947-1948）中，被另一位华人活动家萧玉灿接任。华人王永利担任印尼财务部副部长兼商业银行总裁（1947-1948）。1949年8-11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圆桌会谈中，华人黄永秋①

②《世界侨情报告2011—2012》，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列席全国政协海外侨胞: 华人参政是重要的新发展》, 2010 年3 月12 日, 中国新闻网,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hr/ news/2010/03 -12/2166734． Shtml。

③《频问鼎政坛高位 海外华人参政“中央” 地方齐头并进》, 2010 年9 月17 日, 中国新闻网,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hr/2010/09 -17/2539971.Shtml。

④梅玫 许开轶：《当代马来西亚人的政治参与》，《寰宇视点》2014年第4期。

和沈基爱博士作为印尼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会议，为印尼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苏加诺执政期间（1945-1965），华人仍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印尼国会中有不少华人议员，在内阁中也有少数内阁部长，如税务、财政与审计部长陈金龙，国务部长黄自达，卫生部长李杰定等①。1954年，萧玉灿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成立，是印尼最大的华人群众组织，它的建立不仅为华人建立了以印尼语为媒介的学校，还积极参与全国大选。其主张印尼各民族团结，反对种族之一，积极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有新客华人组织，如中华总会、商会、侨总、华校教师联合会等。

自1965苏哈托上台以后，大量华人被指控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成为政变的牺牲品。在整个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基本上无政治权利可言。全国只有三个政党：一是执政的专业集团；而是代表伊斯兰教势力的团结建设党；三是代表小市民及其他宗教的民主党②。苏哈托政府担心华人参政议政会侵犯原住民的既得政治利益，所以全面禁止华人政党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性质的华人社团的存在。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以及一些新客华人组织都不允许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华人如果想要参加政治活动则必须依附于原住民政党或社团进行，但收效甚微。同时，众多华人开始质疑华人参政是否明智，尤其是一些华人上层人物都不愿意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和政党，他们主要关心仍是经济利益，因此华人参政意识日趋淡薄。在此期间，苏哈托政府虽然给予华人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但是在政治领域仍然采取高压态势。

1998年“五月暴乱”后，苏哈托政府垮台，印尼实行全面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进入后民主转型期，苏哈托威权时期对华人采取的强制的全面同化政策逐步取消。这是印尼华人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印尼华人开始积极参政。华人通过组织华人政党、组织华人社团、参加其他党派、积极参加大选和创办多种华人媒体与印尼媒体以报道国政时事及讨论华人政治参与等问题积极参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③。这与印尼放宽华人政策不无关系。调整的华人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及适用于所有群体的基本民主改革；二是直接针对华人群体的具体政策措施。对于第一方面，哈比比新政府逐步取消一切种族歧视法令并制定反歧视法令，停止使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用语⑤。他强调：“所谓原住民，就是那些关心并愿意为印尼民族效忠的人们。⑥”同时，哈比比政府还解除①

②④ 庄国土等合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庄国土等合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 ③ 曹云华、许梅、邓仕超: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年，第232-240页。 ④ 龙异:《印度尼西亚华人政策与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分析》，《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⑤ 黄昆章：《印尼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9—300 页。

⑥《罗盘报》1998年第1期。

党禁、实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等，并通过了《政党法》、《大选法》和《人民协商会议、国会和地方议会组织结构法》等政治法律①。在第二方面，首先表现在苏哈托之后的历届政府，都将华人是为印尼民族的平等组成部分，承认华人族群和文化的平等②。华人的文化习俗也得到政府的认可。以此同时，瓦希德总统颁发政令，取消了华人公开庆祝宗教和传统节日的限制，梅加瓦蒂总统还将春节定位印尼全国的法定假日等。总而言之，后苏加诺时期的印尼统治集团致力于改变华人的诸多压制和非民主政策而所营造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印尼华人参政不断取得突破。

印尼华人开始以华人族群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华人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主要有大同党、融合党、佛教民主党、中华改革党等。华人也组建各种泛华裔社团，如印尼华裔总会、印尼百家姓协会、国家团结联合会、印尼华裔青年正义联合会。在1999 年和2004 年的两次全国大选中, 都有近700 万的华裔公民参与投票, 甚至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华裔青年走上街头, 为以华人为核心的大同党拉票” 的情况④。众多华人精英的也走上了政治的舞台。从1999年到2004，已有数十位各地华人政治家当选为国会议员、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和县议会议员。在1999年大选中，华人有5人当选国会议员，7当选为人民协商议员⑤；再2004年国会选举中，有300多名华人作为国会、地方议员候选人参加竞选，其中70多人当选⑥。2009年印尼华人社会各界精英，在各县市、省区和中央国会积极参加政党竞选，创下历来人数最多和代表政党最多的记录，几乎遍及大部分政党，甚至一些伊斯兰政党也有华裔候选人⑦。2007年11月26日，华裔黄汉山高票当选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长，成为印尼有史以来首位一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华人。2007年12月，华裔候选人黄少凡在华人人口密集的山口洋当选为市长，成为印尼第一位华人市长。2012年9月，华裔钟万学成功当选雅加达专区副省长⑧。2014年11月，钟万学宣誓就职雅加达省首位华裔省长。更加振奋的是，不仅地方竞选成果丰硕，中央政府也是如此。如印尼前经济统筹部部长郭建义、旅游和创新经济部部长冯慧兰、印尼国会对华合作小组兼协调主任叶锦标等⑨。至此，印尼华人已成为印尼社会重要的政治力量。

印尼民主化改革为印尼华人参政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印尼所实施的游戏规则仍以有利于大党以及多数族群为基础的，华人的少数地位使其在利益诉求的实①

②③ 张禹东、丘进、骆克任合编：《华侨华人研究部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庄国土等合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第217页。 ③ 贾益民 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④ 曹云华、许梅、邓仕超: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年, 第238 页。 ⑤ 曹云华、许梅、邓仕超: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年, 第268 页。 ⑥ 贾益民 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⑦《印尼华人全面参政成主流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日报》2009年3月16日。

⑧ 张禹东、丘进、骆克任合编：《华侨华人研究部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⑨《世界侨情报告(2012 ~2013)》,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85 页。

现过程中依然人微言轻①。同时，印尼族与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较为深远，不仅有经济、政治的诱因，而且具有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的基础，不易根除。然而这些都是印尼华人政治参与面临的重要问题。

2010年，华人陈金扬进入棉兰市长竞选的第二轮，但因政客摆弄种族议题、华人畏惧而不愿投票而落败。对手玩弄“华人当市长肯呢过发生动乱”等种族恐吓手段，致使华裔选民不愿出来投票②。实际上表明了原住民仍没有完全接纳华人的现实，他们对华人是否效忠印尼仍存在一定的质疑。正如2012年5月，“印尼调查圈”（LSI）作出的快速民意调查显示，印尼国民对华族的接纳程度不高，只有21.4%的受访者表示接受华人担任地方首长，同意华人出任总统的仅17.03%。印尼长期以来的排华历史所遗留的歧视“顽疾”很难再短期内消除，印尼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风险依然存在④。

③

三、菲律宾

菲律宾华人参政历史久远。菲律宾华人研究专家AntonioTan的观点，19世纪，华裔混血儿对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改革，对1899年革命和现代菲律宾国家的形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⑤。

1975年菲律宾华侨集体入籍是菲律宾华人政治认同的重要转折点。与印度尼西亚不同，归化入籍的菲律宾华人融入较好，入籍之后便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并且由于华人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使得华人在参与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更大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菲律宾华人可以高调的参加各类竞选，组建各类社会团体表达诉求，表现出极高的参政热情。诚如1986年菲华《世界日报》刊载的《华侨之光》所指出的：“近阅报端，欣悉参政于菲律宾社会的华人血统菲籍人数，数目可观，锋芒暂露。历年来以来菲华社会梦寐以求的华族地位已被竖立起来，此乃华人之光，菲人之福。·····将是菲律宾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参政议政成为菲律宾华人重要的社会活动。1982年，巴朗盖选举，菲华提出自己的候选人。1986年，因政治危机菲律宾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在这次大选中，菲律宾华人首次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同年，① 孔祥利：《民主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治参与—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5 期。

② 《原住民存戒心 政客操弄种族议题 印尼华人参政受阻》, 2010 年7 月29 日, 中国新闻网,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hr/2010/07 -29/2433886． shtml。

③《虽比新秩序时期更受保护, 国民仍不太接纳华族》，《印尼星洲日报》，2012 年5 月30 日。 ④《世界侨情报告(2012 ~2013)》,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79 页

⑤ 庄国土等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09月第1版，第366页。

⑥ 郑炳山：《华人之光：评菲律宾华人的参政活动》，载《华侨历史论丛》五，福建侨史学会，1989年，第242页。

阿基诺政府就有不少华人被任命为政府部长、驻外使节和各省市的地方官员。许多华人企业家纷纷参加国会和地方议会的议员选举。1987年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选举时，就有3名华裔进入克拉松总统亲自提名的24名参议员候选名单，2名当选；参加众议员选举的有71名华裔就有14名当选为众议员①。这次选举，华人社会热烈参与，虽然人数较少而且这些华裔候选人并没有标榜代表华人的利益，但这是首次华人社会积极地从华人族群立场来支持华裔候选人的政治活动，意义深远。

在1992年的大选中，华人参政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参加各类选举的华人选民增加，参加各级议会选举的华人华裔增多；其次，在此次选举中华人首次公开表明对总统候选人的态度。以往华人社会虽有所选择，但只是暗中支持。九位总统候选人都非华裔，但是都表示同情华人或与华人亲善。再次，不少菲律宾政界人士刻意表现出对华人的善意。参议员怜儿·沙义萨在竞选时公开发表《告华裔同胞书》，称赞了华裔对菲律宾发展的贡献②。科拉松在竞选总统期间，公开声明自己有华人血统，同时对华人为菲律宾所做的贡献表示感激③。华裔候选人林斐洛在马尼拉市长的选举中，在经费和选票上得到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促成了自己的当选，显示了华人的政治热情和潜力。

在1995年的一向调查显示，79%受访者不赞同“华人不应从政”的传统观念，仅9%的受访者仍持这种观念。而74.1%的人同意华人有权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解决华人社会的问题，仅10%认为华人没有权利向政府提出类似要求。这显示华人积极参政已深入人心。

进入21世纪，华人参政比比皆是。2001年中期选举，5名华裔当选为众议员，2名当选为省长，1人当选为市长，约有20人当选为省市议员和市长。这些人当中很多都会讲闽南话，甚至是汉语普通话，较之以前华裔他们更加的“纯正”。2006年大选后，14名参议员中有3名华裔，200名众议员中有8名华裔，71位省长中有3位华裔，1557位市长中有102位华裔。2007年第14届国会中的240名众议员中，至少24人为华裔，81名省长华裔占了11名。2010年7月，菲律宾中吕宋蜂雅丝兰省拉古坂市华人社会创下华裔精英参政议政的辉煌成绩：华人林国民先生当选为拉古坂市的市长，林瑛瑛女士蝉联拉古坂市副市长，黄书达先生荣膺蜂雅丝兰省省议员⑤。

近几年，华裔担任菲律宾政府高级职位者也很多。如在阿罗约内阁里，农业①

②④ 庄国土等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09月第1版,第363页 转引自郑炳山：《华人之光：评菲律宾华人的参政活动》，载《华侨历史论丛》五，福建侨史学会，1989年，第240页。

③（菲）《世界日报》 1987年4月6日。

④ 贾益民 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⑤ 张禹东、丘进、骆克任 主编：《华侨华人研究部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51页。

部长黄严辉是纯华人血统的部长，国防部长徳奥多洛也有华人血统①。现任总统阿基洛三世的总统发言人陈显达、科技部长蒙特约、税务局长洪钦钦等都是华人②。

根据2011年香港《大公报》9月1日刊登报道说，据福建省侨办统计数据显示，包括正副省长、正副市长和众议员以及委任官员，包括部长、局长在内，菲律宾政要已有至少250位系华人血统。一位福建侨办人士表示，菲律宾华人已开始由从商转入政坛，不少学业有成的精英成为专业人才，被菲律宾部长、副部长级高官相中当助手，唐人街里走出了越来越多的政坛新星③。2012年9月，菲律宾华人公会（菲华公会）在马尼拉正式宣告成立，这是菲律宾第一家以参政为宗旨的华人团体。菲华公会主席邱仁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菲华公会是一个志愿发起的民间组织，其成员主要为华裔菲律宾人。成立公会的目的是为了团结菲律宾广大华人群众，保护华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在菲律宾的合法权益④。如今，菲律宾年轻一代华人政治家的成长，标志着华人群体正在努力摘掉过去“经济动物“、对政治领域冷漠的公众形象的帽子，以积极地姿态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使华人参政的格局正越来越好。

从菲律宾华人1975年大批归化入籍至今，华人参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参政的主客观条件仍有局限性。其一，华人并未团结一致形成统一的合力，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还没有一个代表华人族群利益的华人政党。菲华社会长期派别林立，存在不同地缘、血缘、业缘社团的争端，菲华华裔和新客华人的隔阂，老华人和新移民的冲突等，都导致了菲华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在参选活动中，不仅导致了选票的分散而政治力量削弱，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全国性统一华人政党的建立。诚如洪玉华女士所指出的：“很明显，华人自己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统筹安排一致的候选人, 以保证有较大机会中选，而是各行其是，各自竞选，以致互相竞争，直至互相攻击，互相挖墙脚。⑤”但是，菲律宾的社团组织较为发达。根据台湾侨委会1973年统计资料显示，菲律宾华人社团组织有1060个，仅次于马来西亚的1655个⑥，但是当时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是菲律宾的4倍。至2010年，菲华大小社团已达到3000个左右⑦。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为此，华人借助这些华侨华人团体来表①

②„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2 月14 日。 《世界侨情报告2011 ~2012》,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24 页。

③《大公报: 从商转政菲律宾250 位政要具华裔血统》, 2011 年9 月1 日,中国新闻网, http: / / www.Chinanews.com/ hb/2011/09 -01/3298859.shtml。

④《菲律宾华人公会成立 成菲首家以参政为宗旨的华人团体》,2012年9月11日.国家在

线.http://news.sina.com.cn/o/2012-09-11/[1**********]8.shtml.

⑤„菲‟洪玉华：《菲律宾华人的政治地位》，《融合：菲律宾华人》(第二集)，菲律宾华裔青年 联合会，1997，第71 页。

⑥ 吴元黎 等著，汪慕恒、薛学了译：《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89年，第224页-225页。 ⑦ 朱东芹：《菲律宾华侨华人社团现状》，华侨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但是，这些菲华社团毕竟不是政党，它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独立的政治组织机构，也没有具有号召力的政党党员。大体上，它们只能通过与菲律宾政府和其他原住民政党、民众开展协商和合作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影响。其二，菲律宾社会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一股强大的排华暗流，抨击华人的言论和活动仍不时的出现①。如2012年中菲南海纠纷，致使菲律宾出现多次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游行，而那些偏激的种族主义者趁机不时地抨击华人，甚至是攻击华人。在1995年选举中，由于华裔参选者较多，一些人专门成立了反对华人参政的组织，再大马尼拉公开悬挂丑化华人的标语，并游行示威，呼吁菲律宾人拒绝华人候选人，其口号是：“华裔已控制了我国的商业，难道连政府也要让他们控制吗?” 由此可见，菲律宾原住民对华人的排斥和猜忌依然存在。其三，虽然有众多华人直接参与政治，参加竞选，但是仍存在很多华人乐于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经费的方式在幕后影响政治。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华人参与政治的途径，但是这种间接的方式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通过金钱即可获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一方面致使华人在经济上更加突出，抑或导致华人在政治更加难以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人直接参政的热情，另一方面，原住民对华人向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本身怀有戒心和质疑，这种方式不免使华人与原住民经济矛盾的政治化，致使种族矛盾加剧。这些均不利于华人参与国家政治。 ②

四、新加坡

在东南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新加坡是唯一的华族主导政局的国家，享有平等和充分的政治权利。这主要与新加坡华人人口数量占新加坡总人口大多数相关。据统计，20世纪初华裔已占华人人口的21%，到战后的1947年已增加到占56%，1957年再增加到占64%③。如今，新加坡华人已占总人口的76%。华人作为新加坡的多数族群，历来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战后殖民地时期，已有华侨华人从事政治活动。早期，在新加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当中，华侨社会组织各种进步团体，积极参加各种民主活动；华侨工人、学生、商人等各阶层也积极投身于人民民主运动中，华侨和华侨社会为战后新加坡的人民民主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土生海峡华人是新加坡华人参政的主力。新加坡较早的政党组织，是成立于1947年8月的新加坡进步党，在华人陈才清、张赞美的领导下，取得佳绩。如战后第一届新加坡立法会① 庄国土等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09月第1版，第367页。

② 《富裕华人在菲招忌》，载（香港）《亚洲周刊》，1995年7月2日。

③ 黄松赞：《论战后新加坡华人自立求存的新道路》，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49页。

议中就有4名华人①。后期，新加坡华人已经在议会中占有相当份额的议席，其中民选议席增加幅度很大；在政府行政部门中，华人比例也相当高。然而，主导政府权力的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到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时期以来，形势发生转变。李光耀率领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取得胜利，成为新加坡执政党，并且在新加坡长期执政，同时人民行动党秘书长及掌握政府实权的总理一职便是由华人长期担任。

但是，由于独特的族群结构和复杂的邻国政治关系，使新加坡的政治内容不再是华人参政的单一问题，而是占多数的华族与其他非华族的少数族裔的政治关系。新加坡的华人执政者不仅要关注华人自身族群的政治权利，更要重视非华族政治权利的保障，这成为独立后新加坡领导人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新加坡华人主政者考量族群政治的重点，是如何保障非华人族群的政治权利②。

1965年新加坡独立伊始，新加坡华人领导层便竭力塑造国家意识，强化国民的政治认同，淡化族群观念，营造凝聚各种族和睦相处的国家基础。早在1957年，华人便陆续登记为新加坡公民，从中国移民变为法定公民。他们对居住国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认同感逐渐加强，不再将自己视为侨民，而是以“新加坡人”的意识取代了“华人意识”③。独立之后，新加坡也采取一些措施：一、宪法强调平等和谐原则；二、放宽获得公民权的条件；三、多元的宗教政策；四、保护马来人等少数族群之利益；五、通过各种措施确立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包括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新加坡多元族群、共同同化政策的短期目标是缓和族群矛盾，其长期目标则在于通过多元族群的融合来实现文化的统一，来塑造成一个新加坡民族⑤。但是，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文化在一段时间里也遭到淡化，如华文教育的中断，华文学校被取消，华人社团的衰落，其华人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日益衰弱。缺乏作为社会核心理念的民族文化和特质，在短期内用政治力量构建成的国家意识和政治认同是难以维持的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重新审视华族文化对国家意识、政治认同中的作用，逐步调整和纠正对华族文化的政策和错误，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根”运动⑦。开设华语课程，推广华语，开播华语电视广播节目，举办多样的华人传统文化活动等。至1988年，12岁以上①

②④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庄国土：《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9期，第33页。

③ 曾少聪、汪鲸：《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居住国的政治关系——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例》，载《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010年，第6页。 ④庄国土等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09月第1版，第174--179页。

⑤ 曾少聪、汪鲸：《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居住国的政治关系——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例》，载《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 2010年，第6 页。 ⑥张禹东、丘进、骆克任合编：《华侨华人研究部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⑦曾少聪、汪鲸:《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居住国的政治关系——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例》, 《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 2010年，第7页。

能讲普通话的人已占87%，比1979年的16%有大幅度增长。

新加坡实行的多元化政策，使绝大数华人产生了全新的新加坡意识。虽然不可避免的淡化了华人传统文化，但是，从新加坡总体的政治发展历程来看，该政策是有利的。在新加坡多元文化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其国民的国家意识得到培育，族群政治关系也基本和谐，也避免了诸如马来西亚、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时常发生的主体族群与非主体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统一的国家意识被各族群所普遍接受。如今，新加坡华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新加坡的高度繁荣和稳定与早期的多元化政策的实行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五、泰国

相比马来西亚、印尼，华人在泰国基本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拥有与原住民相当的政治地位。华人在泰国所取得的政治地位，是多种原因的合力现象。首先，中泰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传统友谊，自郑和下西洋以后，大批华人开始迁入泰国经商定居。在那里，华人勤勤恳恳、安居乐业，为泰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泰国人民的一致好评。其次，两国人民都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泰国华人很容易适应当地的宗教体系。同时，佛教对于泰人民族性格的培育和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佛教是奠定泰民族宽容、豁达、热情、善良的民族特性的重要因素。再次，泰人与华人在种族和文化的的相似性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中泰两国为邻国，在种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多少互有影响，华人可以较快的适应当地环境。最后，长期以来，泰华两族不仅极易和睦相处，且泰华间通婚也极为普遍，作为两族长期通婚的结果，泰人和华人在血缘上已然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①。因此，泰国长期以来实行温和宽容及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泰国华人能够很快的适应和融入泰国主流社会。众所周知，泰国华人融入泰族的程度较高也最为成功，这就为泰国华人参与政治活动和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泰国华人政治参与很早就开始了。泰国历史曾出现过华裔领导的王朝，一些华裔直接参与政治来管理国家事务。魏源曾在《海国图志》暹罗条说：“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早在大城王朝时期，由于一些华人对泰国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泰国王室便对这些华人封官赐爵，所以华人很早就参与了泰国的政治活动，也很早意识到参政的重要性②。

泰国华人参政步入正轨是在二战以后。 二战后，由于冷战思潮兴起，中泰① 王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对比分析》，《八桂侨刊》，2007年第2期，第32页。

② 陈健民：《泰国对华人的政策和战后华人社会的变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4页。

都关闭了华人出国和接纳华人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泰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考量，实行了限制新移民和放宽入籍限制为原则的同化政策，华人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开始发生转变。1956年，泰国政府修改了《国籍法》，入籍限制进一步放宽。同时，与放宽入籍限制相配合，泰国政府于同年颁布《公民权法令》。泰国国籍政策的变化其结果是大量华人加入泰籍，成为泰国合法公民。华人获得合法泰国公民身份后，华人享有的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大，参政热请高涨，可以担任公职、议员，甚至出任部长等要职，其政治参与的空间和热情是他国华人所可比拟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直接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如先后出人国务院财经与政治顾问的林日光（庵雷·威拉旺）。在1952年连任5届北柳府人民代表及1958年担任合作部助理部长的许敦茂（巴实·干祚那月）。云逢松（颂迈·云达军）曾于1972年担任他侬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除了个人参与政治的方式之外，战后泰国华人还以“政商联盟”的方式间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这种“政商关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华商为泰国的国营企业提供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二是华人企业邀请政界和军警界人士参加董事会。①华商和政客双方都可以从各自利益集团得到益处。政客被华商拉进自己的生意圈，担任董事或名誉主席等职务，分给他们红利，华商由此获得了经济上的一定特权和政治的庇护，双方结成了命运的共同体。“政商关系”模式的出现，与当时泰国政治环境及华人社会状况是有关系的。从战后至1973年，泰国长期是军人专制统治的政治格局。先后由銮披汶、沙立和他侬三人进行独裁统治，人民政治活动和政党活动时常遭到禁止，这就决定了当时华人参与政治的空间和渠道较为狭窄。华人以自身的优势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得不与泰政府高官建立某种密切联系。同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泰国追随美国实行严厉的反共政策，华人的忠诚度受到质疑，处于一定的尴尬境地。如20世纪40、50年代也出现了排华反华的小插曲。华人为保障自身的安全，一部分华商不得不采取依附于政治权力集团寻求保护。但是，这在客观上为华商参与政治提供一条渠道。

1973年在泰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军人独裁政权的垮台，开启了泰国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进程②。1973年，泰国制宪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让出生在泰国而父母都是外侨的后裔，享受与泰人完全一样的政治权利，可以参加竞选议员和投票选举，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受教育程度或兵役的限制③。1975年，中泰建交，泰国政府又进一步放宽华人入籍条件。1983年，泰国议会修改选举法，规定凡合法的泰籍公民，包括加入泰籍的华侨，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

② 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阿南：《泰国的民主化：从抗议示威到新宪法》，《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③ 崔贵强、古鸿廷 主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中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97页。

享有与当地泰族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①。泰国选举法历经1951年到1983年的几次修改，最终确立了华人在泰国政坛上与泰人完全同等的政治地位②。

1973年后，新的政治风气致使华人政治生活越来越活跃，参政意识和政治力量也随之提升，使得华人和华人社会成为泰国政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1、华人政治家的政治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众多华人政治家通过个人竞选、政治任命等方式参加政治活动。自1932年至1990年已有8为华裔政治家担任内阁总理③，90年代以后，如差猜·春哈旺、川·立派、班汉、他信·西那瓦先后出任内阁总理，他们都是华裔泰国人，差猜·春哈旺祖籍潮州④。2011年8月，英拉·西那瓦当选为泰国第二十八任内阁总理，也是泰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女总理。2014年10月31日，两位泰国前总理英拉和他信回到祖籍梅州探亲、祭祖。据悉，英拉和他信都是第四代泰国华裔，祖籍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塔下村，为客家人后裔。此前，他信也曾于2005年回到梅州寻根⑤。同时，许多华人当选为议员、阁员，广泛的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1983年大选过后，在政府中4位副国务院长有2名是华裔，7名国务院事务部长中有2人是华裔，部长及部长助理华裔就有7人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华人在泰国政府官员中一度曾占70%的比例。在高级军官中，华裔也占了80%以上⑦。1991年，泰国人民代表共357人，其中华裔近百人；内阁阁员44人，有一半以上具有中国血统，包括总理、副总理、部长等，担任内阁总理顾问或各部部长顾问的华人人数更多。1996年大选获胜的新希望党创立者和主席瓦立·永猜裕是祖籍潮汕的华裔。2001年成立的他信内阁，据称有华人血统者占五成以上⑨。2007年大选之后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的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顺达卫也是泰国华裔。据估计，从80年代年至今，泰国历届内阁中的华裔成员约占一半左右。可见，泰国华人大部分在政治上融入了泰国主流社会程度很高，并成为泰国政坛上一支主力军。

2、华商的政治参与

1973以前，泰国军人专制环境致使泰国华人形成了一种“政商联盟”的参政方式，以便寻求泰国统治集团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保护。1973年以后，①

②⑧ 王望波：《东南亚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需现状和发展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第61页。 王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对比分析》，《八桂侨刊》，2007年第2期，第34页。

③ 江白潮：《对泰国华侨华人现状的探讨》，《东南亚》，1991年第2期，第33页。

④ 冯子平：《海外春秋》，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96页。

⑤《泰国两位前总理英拉和他信回祖籍梅州祭祖》.2014年10月31日.中国新闻

网.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10-31/429698.shtml.

⑥ 陈慧松：《泰国的潮州人》，《华人》，1987年第4期。

⑦⑦ 王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对比分析》，《八桂侨刊》，2007年第2期，第34页。

⑧ 江白潮：《对泰国华侨华人现状的探讨》，《东南亚》，1991年第2期，第33页。

⑨ 潘少红：《二战后泰国华人参政历程及原因分析》，《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3期。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华商开始以进入政治事务，或亲自个人参选，或组建政党，或资助、支持某个政党和候选人，来施加对泰国决策层的影响。

根据龙艺勇对泰国政党调查所知，泰国议会中华商比例逐年增大。1933年第一次大选占15%，1975年第十二次大选占34.6%，1976年第十三次大选占37.2%，1992年第十七次大选约占36%。同时，在连续5届炳内阁中，华商出身的阁员，最少时占30%，最多占47.7%①。如许敦茂、黄闻波等，都曾任职于盘谷银行，都是企业家的政治代表。

华商组建政党直接参加国家政治的现象也比较多。1974年，黄闻波与克立·巴莫共同创立泰国社会行动党，之后与1986年建立人民行动党。张永寿，东荣公司主人，1975年弃商从政，组织泰国人民正义党。较为著名的是，泰国电信大亨他信在1998年创立泰爱泰党并任主席。2001年，泰爱泰党获得大选胜利，他信当选为泰国第23任总理。由于在泰国创建政党相对较为容易。因此，华商利用雄厚的资本和广泛的人际网来组建政党参与国家政治。

华商还通过资助、支持政党或候选人的途径以及华裔各商会社团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政治。在泰国，华商依靠以血缘、地缘及业缘等旧式传统的关系网逐步发展起来。随着华商企业的成长，逐渐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华商经济实力的膨胀与之不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形成反差，这就要求华商必须改变这种不对称的状态。通过经济优势来改变政治弱势，来保证经济优势的可持续性，成为华商的必然选择。老一代华商通过依附于权力集团来获得安全和利益，而新一代的华商则通过对政党或实权人物的支持来为自己谋利益②。泰国学者攀尼·磨勒认为：“······资产阶级作为政党的支持者，还推动着国家秩序和政治变化，可以说它已成为泰国社会变革的领导阶层。③”

3、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

值得注意是，现今在泰国，华人参政并没有必要凸显华族身份。这主要是因为泰国华人融入泰族的程度较高，华人精英通常以泰族认同为第一认同，以华族认同为第二认同。这种认同辐射到政治上，使得泰国华人在政治认同上与泰人并无区别。随着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华人政治意识和民主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华人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就是一个例子。以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疑冷漠对待。但在1992年5月的抗议示威中，首次敢于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④。

4、华人社团的新变化 ①

② Anek Laothamatas.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New Patterns of Influence”P.401. 郑国强：《泰国的企业家政治》，《东南亚》，1996年第3期，第32页。

③ 杨作为：《潮州座山的新陈代谢》，《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龚宜君：《发展中的东南亚中产阶级：对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与菲律宾中产阶级形成之评价》，（台湾）“全球化下的东南亚”会议论文，1998年。

泰国华人社团数量众多，依据地缘、血缘及业缘为基础划分，包括同乡会，宗亲会或同业公会等。虽然泰国社团类型较多，其职能和宗旨也有所差别，但是，大部分社团宗旨可分几类：一是传承中华文化；二是团结华人社群，互帮互助，和睦相处；三是为泰国社会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发挥作用；四是争取泰国华人合法权益；五是促进中泰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流。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泰国华人社团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其社会功能也在不断调整。如今，泰国华人社团积极融入泰国主流社会，主动参与泰国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为华人向政府表达诉求、解决华社各类社会问题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华人社团作为一股民间力量，能够通过协助政府处理泰国民众的贫困、教育等问题，只有泰国社会的教育水皮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泰国民众才能积极主动的参与政治生活，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泰国民众的参政意识。总而言之，泰国华人社团不但对华人和华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而且对整个泰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贡献一份力。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泰国华人融入泰国社会之深，不论个人或是政党，如今泰国华人参政正朝着良性健康的道路上迈进。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东南亚主要国家华人参政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整体上市利好的。不可否认的是，如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仍有对华人的排斥和偏见的残留，但伴随着东南亚各国民主政治化的演进和华人政治认同的加强，各国华人族群应当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克服不利因素，这样才能有效的保证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为住在国和当地人民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