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的理性盲从
微时代的理性盲从
“o be or not to be”这句《哈姆雷特》的经典对白，揭示了选择的艰辛。生活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面临这样的选择。
尤其是当面临形形色色的外界信息和铺面而来的各方观点时，是保持独立的甄别与惊醒，还是随波逐流、成为某种观点的扩音器，也是许多人每天面临的纠结。
邻国核泄漏引发蔓延全国的抢盐潮，“世界末日”的说法让一些人捐出了全部家产，被“生虫”说陷害的柑橘，为“皮革”说连累的国产乳制品„„轻信与盲从，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宗宗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转型期公众内心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恐慌，还有进入微时代以后，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载体促成的自媒体传播力膨胀。 于是，一个问题应用而生：在微时代，我们如何保持理性，避免盲从？
微时代，在看似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开放式话语平台上，并非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同等的辐射力，并非每个人的话语权都绝对公平
一个特殊的群体必须被提及———意见领袖，他们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塑造出的一批具有极强话语传播力的偶像，与过去几十年中国出现的道德模范和娱乐明星不同，他们咋互联网世界里掌握的最有效的通行证是他们的说话方式。根据新闻学上的二级传播假设，新闻事件不会直接作用于公众，而是由一些民间专家现行做出解读，形成价值判断，在传递给公众的。网络舆论看似亿万网民在发声，但核心环节是这些意见领袖在设置议程、掌握话语权。 美国的微博客Twitter统计，2万名精英用户，只占注册用户的0.05%，却吸引了一半的注意力。中国的情形同样如此，根据新浪微博的统计，在看似复杂、多元的微博舆论场中，实际能操控微博舆论导向的仅是300个微博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倾向主导着微博舆论。 微时代的用户结构也使得微传播的盲从表达进一步成为可能。在2013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在3亿多的微博用户中，10-39岁用户总访问次数占81.68%，高中学历一下用户占74.88%，月收入在5000元一下的则占到92.2%，其中无收入的人群最多，达到9183.5万人，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鄂、微博用户们所拥有的价值观的不稳定性。
于是，我们看到，由于意见领袖们的不断发声，由于微时代特殊的传播特性，加之用户结构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方面，话语的绝对影响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在舆论走向上形成了单向度的流动，另一方面，也让盲从心态和行为成为微时代一股不容忽视的潜流，并进一步成为导致围绕一些事件的舆论走向片计划和极端化的主要原因。
当盲从心态继续扩大，便为一轮又一轮网络谣言在微时代的滋长提供了沃土。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统计，2012年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热点舆情案件中，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一些网上流传的谣言甚至对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2012年3月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
谣言的大量存在也带来了另一个负作用——太多的不可信造成了习惯性质疑，而这种貌似理智的质疑，往往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盲从。这表现为，在对各种社会的关注度度较高的事件真相面前，仿佛怀疑比相信更有见地，结构比建构更有气势。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理智往往是在助推另一种潮流，进而汇聚成一种以反谣言姿态而出现的真谣言。这其中，公众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的质疑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
尤其是当微信的发展势头大大的超过了微博，成为信息传播的另一种有效途径之后，微信只在作为熟人社会的微信群和朋友圈内有限传播的特殊属性，使得人们在对信息进行二次传播的时候，进一步放松了心理戒备和理性筛选，这也进一步助推了不实信息的快速传播。 那么，虚假与盲从究竟折射出的是什么呢?
研究者分析指出，不管以哪种网络平台为传播途径的微时代谣言，吧根本上体现的是民
众内心深处的恐慌与不安，大多数谣言并无显著动机，谣言之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他们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和、往往暗含了许多人对当前社会的认知，从而使谣言的说服力有时候比真相更加强大。
总体来说，任何一种盲从行为的表现形式，都有来自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而微时代自身所具有的碎片化、浅表化、极端化表达等特点，则将这种心态进一步扩大。
微时代种种与生俱来的特质，或许是无从改变的，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带有残缺的表达和接受方式的难以改变，以及这种表达和接收方式所传递的观点和思想痼疾的难以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和盲从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因此如何进一步促进信息公开、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仍是当前必须大力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