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博弈下的和谐社会

　　对于和谐社会的精髓，笔者个人理解就是“合作性的博弈”。　　根据参与者能否形成约束性的协议，以便集体行动，博弈可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纳什等博弈论专家研究得更多的是非合作性博弈。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协议或形成联盟，其结果对联盟各方均有利。非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在行动选择时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人们分工与交换的经济活动就是合作性的博弈，而囚徒困境以及公共资源悲剧都是非合作性的博弈。　　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博弈，但博弈是合作性的还是非合作性的，效果与结果完全不同。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合作博弈为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合作博弈主导下，社会的效率达到最大化。简单地讲，合作博弈是1加1大于2，是有合作溢价的，这样的溢价就是和谐的价值。　　非合作性博弈不利和谐　　正如G. T. Miller Jr. “生态学三定律”所言：“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对自然界的任何侵犯都具有无数效应，其中许多是不可预料的；每一事物无不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交融；我们所生产的任何物质均不应对地球上的生物化学循环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单纯地只做一件事。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花费公帑的胡乱建设，惹来种种非议，给市容市貌增添了乱象、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给空气中增加了粉尘危害等。这样的反复拆建过程，显然是一个博弈过程，是一种非合作性的博弈。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是行不通的。相对的，合作的过程应当是统一协调的一次性建设。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人不都是有经济理性（经济活动的任何参与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的吗？怎么会出现这些事呢？答案是，经济人的自利既有促进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一面，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人既有利他行为也有损他行为，关键在于经济人决策和行时面临的约束条件。所谓经济理性，就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还在关注约束条件，计算和评估着约束条件对他的决策和行为后果的影响。　　亚当·斯密说，“我们之所以有面包吃，不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想赚钱发财。在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来得为。”两百多年过去了，斯密的洞见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可以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兼容。　　但斯密这里说的还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交易费用为零，而实际上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为利他行为、增加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是自利的结果，但损他行为、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也是自利的结果。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功利计算的结果，差异只是来自于约束条件。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所具有的完备性。毫无意义地挖、拆、建就是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损人行为，也是自利的结果。　　乱挖、乱拆、乱建这样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合作性的博弈，非合作性博弈是可以在非常理性的条件下达成的，非合作性博弈的规律就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我们可以从“纳什均衡”中引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乱挖、乱拆、乱建这样的“寻租”行为，是博弈中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理性的做法，但也是一个系统内存在大量的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理性做法下囚徒困境的效果是必然产生的。请想一想，这时的经济效率还会高吗？非合作性博弈的减损经常是正反馈放大的，如果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是一个非合作性博弈的放大过程，和谐社会被破坏。　　对于上述非合作的不和谐问题，如何能在改革制度当中解决，而不是让博弈走向制度制定初衷的反面？制定政策一定要考虑到社会恶意博弈政策的影响，以及非合作性博弈所带来的囚徒困境，不能让一项好的政策经过社会的非合作博弈损害了国家、民族和老百姓的利益。　　　　合作性博弈与中国特色　　我们还要注意到合作博弈的存在。比如盖房子需要挖坑，挖出来的土就可以作为修路填平的土方，那么本来修路需要挖土、购买土方的费用都没有了，盖房子挖坑多出来的土方的堆放费用也没有了，因此我们看到合作降低费用。但如此一来，实际上也让统计当中的GDP数额大大降低。　　经济学家们说，人类社会的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实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那么，怎样让GDP质量更高，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呢？就是增加社会的合作性博弈，减少社会的非合作性博弈，改变现在社会非合作性博弈不断增加的问题。　　我们国家施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就是因为市场的恶性竞争和浪费下的非合作性博弈公有制可以避免。中国取得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在西方的GDP理论之下解释不通，也是因为中国大量的公有制企业看来似乎效率较低，但企业间是合作性博弈，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企业的合作性博弈，使得企业的总效率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国的土地公有制，避免了印度土地私有难以整体规划建设的巨大非合作减损，基础设施可以高效率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