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故事--学者:乾隆帝从未下旨"闭关" 只是"限关"

关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的说法，笔者最初也是信以为真的。但是，经过仔细查阅上谕档和《清高宗实录》，均没有找到与上述说法完全一致的上谕，因此认为，大家所说的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只留下粤海关负责对外贸易，似乎是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的一则上谕。为了准确理解其涵义，现将其引录全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所奏勘定浙海关征收洋船货物酌补赣船关税及梁头等款，并请用内府司员督理关税一折，已批该部议奏。及观另折所奏，所见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议。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办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但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若可如此办理，该督即以此意为咨文，并将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尧。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看来番船连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于避重就轻，而宁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诱，并当留心查察。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皆当严行禁逐，则番商无所依托，为可断其来路耳。如或有难行之处，该督亦即据实具奏。再将前折随奏交部议覆，可一并传谕知之。寻，覆奏：臣已遵旨晓谕番商洪任等回帆。并咨移李侍尧及札行宁波定海各官一体遵照。现在尚无设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13)。

从上面这则上谕，可以得到四层意思：第一，对于洪任等“番商”，清朝君臣最初准备采取提高关税的经济措施，试图让其自动返回传统贸易地，从而达到“不禁之禁”的目的。后来，他们又认为浙江沿海接近茶丝产地，价格便宜，担心“番商”避重就轻，难以达到其目的，只好采取行政手段。第二，乾隆皇帝令新任闽浙总督杨应琚，“以己意晓谕番商”，勒令洪任等“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虽然这是皇帝的旨意，却不是用谕旨的方式颁布的。因为，“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第三，杨应琚按照皇帝旨意办理，已晓谕“番商”洪任等回帆，“并咨移李侍尧（新任两广总督）及札行宁波定海各官，一体遵照”。第四，令李侍尧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

通过对这一谕旨的认真解读，我们不仅没有得到“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的旨意，而且也没有得到“广州作为惟一通商口岸”的信息。正确的理解只能是，勒令洪任等“番商”从今以后只能在广东通商，不得再赴浙江等沿海地区进行贸易。

问题在于，这里的“番商”究竟是指所有外国人？还是仅指以英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商人？我们需要从洪任辉事件说起。谕旨中的“洪任”，即洪任辉(14)。他精通中文，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乾隆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份额越来越大，公司的负责人对广州的行商制度和海关陋规十分不满，他们于1755年（乾隆二十年）派遣洪任辉率领船队到达宁波定海港，采购茶丝等中国产品，并出售欧洲的商品，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因此，在1756年和1757年分别减少了在广州的商船数量。这自然影响了粤海关的关税收入。两广总督杨应琚在各方要求下，奏请皇帝，希望提高浙海关的关税，以便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重新回到广州，这是一个“不禁之禁”的方案。乾隆皇帝收到杨应琚的这一奏折，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立即谕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浙江海关更定税则。“但使浙省税额重于广东，令番商无利可图，自必仍归广东贸易。此不禁自除之道。”(15)

经过一段时间的公文旅行后，当权者终于制订了一个从重加税的方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两广总督杨应琚会奏，经过户部议准，最后奏请皇帝批准。略谓：“外洋红毛等国番船向俱收泊广东。近年收泊定海，运货宁波。请将粤海、浙海两关税则更定章程。嗣后除照例科征之比例、规例二项，彼此均无增减无从议外，至正税一项。如向来由浙赴粤之货，今就浙置买，税饷脚费俱轻。而外洋进口之货，分发苏、杭亦易，获利加多。请将浙海关征收外洋正税，照粤海关则例酌议加征。其中有货物产自粤东，原无规避韶、赣等关税课者，概不议加。如货本一两，征银四分九厘。但浙省货值有与粤省原例不符者，应照时值增估更定。其价同货物，仍循其旧。至船只梁头之丈尺及货物进口出口之担头，悉照粤海关税则，不准减免。”(16)针对这一奏折，乾隆皇帝批示指出，提高浙海关的税率，目的在于海防安全，而非增加税收。谕旨这样说：“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17)

但是，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后又上了一个奏折，说明宁波接近茶、丝原产地，即使提高了税率，也难以防止西洋商人继续前往浙江沿海，不如采取直截了当的办法，勒令西洋“番商”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乾隆皇帝认为其“所见甚是”。浙海关加税的讨论失去实际意义，这才有了1757年12月20日（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的谕旨。从上述君臣的谕旨和奏折中可以看出，此次讨论在浙海关加税也好，最后勒令在广州一个口岸贸易也好，都是针对“外洋红毛等国番船”，谕旨中的“番商”，主要是指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

因此，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在1757年经过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户部和皇帝之间的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把西洋“番商”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而非在这一年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对于这样的措施，笔者认为与其用“闭关政策”来概括，倒不如用“限关政策”更确切。因为“闭关”谕令根本不存在。

我们之所以认定“清廷宣布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完全是一个虚假判断，不仅在于乾隆皇帝从未宣布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还在于将广州看成是“惟一的通商口岸”（即单口贸易）也是错误的，是因为“向来各国番商，俱有一定口岸”(18)。中国的四个海关在管理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分工有所不同。江、浙、闽三个海关历来管理的侧重点在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东洋贸易，粤海关的侧重点在于管理西洋、南洋各国贸易。说清廷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情理。因为，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东洋各国的贸易改在广州来进行，将是极为荒谬的决定，清朝的君臣无论如何不会昏庸到如此地步。